精神胜利法的异质同构_精神胜利法
时间：2019-02-11 05:44: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阿Q正传》借鉴了显氏小说《胜利者巴尔代克》，作为阿Q形象的核心意义的精神胜利法表现出与巴尔代克的异质同构。虽是取法显氏的小说，而阿Q形象的塑造体现了鲁迅文本对显氏文本的否定的互文性关系，显示出对显氏的借镜与超越。
关键词：《阿Q正传》 《胜利者巴尔代克》 精神胜利法 异质同构
法国学者朱丽叶・克里斯蒂娃在1966年提出“互文性”(Intertexuality)的概念，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一些引文的马赛克式构造，都是对别的文本的吸收和转换。”菲利普・索莱尔斯则认为互文性的涵义在于“任何文本都联系着别的好些文本，同时对它们进行复读、强调、浓缩、移植和深化。”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认为：“就个人与传统关系而言，传统是一个同时共存的秩序。在这一秩序中，先前的经典文本一律为今人共享，每一件新作品的诞生，无疑受到以前全部经典的影响。”
作家从无数的文本中借鉴资源，通过改造变成新的化合物。鲁迅的小说创作，特别是其早期创作更明显地带有与诸多外国作家的互文性关系，最为读者熟悉的《狂人日记》即是对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的借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回忆自己早年的文学活动时说：“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由此可见，鲁迅的小说受到了包括显克微支在内的诸多作家的影响。
一
显克微支的作品《胜利者巴尔代克》与《阿Q正传》渊源最为密切。这两部小说虽然创作于不同年代，有着不同的人物和内容，但均描绘了在统治阶级的奴役下，下层农民心灵被扭曲，精神被异化而产生的悲剧。《胜利者巴尔代克》的主人公巴尔代克・史洛维克是一个身体强壮、思想愚蠢的波兰农民。小说主要描写了普鲁士统治者以欺骗手段强迫巴尔代克应征入伍，参加一八七0年的普法战争。这一战争扭曲了巴尔代克的精神和性格，也造成了战后巴尔代克的悲剧命运。战前，巴尔代克本是一个厌恶战争、憎恨普鲁士异族统治的农民，但是由于普鲁士统治者的欺骗宣传和思想毒害，使巴尔代克相信为德同人卖命就是保卫自己的妻子儿女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在战争中他异常勇猛，立下了赫赫战功，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巴尔代克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由害怕战争变为对战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憎恨德国人变成一个对德国上司惟命是从的“忠诚”的普鲁士士兵；由帙恶德文到满口德语，甚至“忘记了波兰话”。巴尔代克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民族，忘记了自己的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苦难而迅速非波兰化。战争毒害了他的思想，奴化了他的精神，使他由一个质朴、勤劳的波兰农民，变成了一个满口德语、嗜酒如命，并以德国公民自命的奴才和小人。胜利归来的巴尔代克俨然以“英雄”自居，在波兰同胞面前目空一切、趾高气扬，自称绅士，但在德国人眼里，他仍然是“波兰猪猡”，他的孩子也照样被恣意谩骂、殴打、凌辱。最后，“这个葛拉维洛特和色当战役的胜利者”，受到德国移民的围攻，被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并被倒打一耙，以德国移民受到波兰野蛮居民的袭击为由，把他告到法院，并被德国人关进了监狱。他的家产、土地被掠夺，全家只好去流浪，巴尔代克及其家庭遭到了悲剧命运。
“胜利者”巴尔代克以自己的行动和经历作了自我反讽，胜利显然不属于巴尔代克，更不属于波兰民族，而只属于普鲁士。巴尔代克在精神上、思想上却完全一败涂地。战争的胜利只使他在精神上迅速德国化，战争胜利结束之日，也就是他的性格被完全扭曲，精神被彻底德国化之时。他始终都没有意识到普鲁士统治者才是波兰民族最大的敌人，才是造成他全家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他却为虎作伥，还处处炫耀自己的“功勋”。显克微支成功塑造了异族压迫下的巴尔代克可怜的精神胜利法一步步蚕食他的民族精神，作者揭开了一个波兰农民斑斑血泪的悲剧。令人震撼。
《阿Q正传》同样刻画了一个下层的贫苦农民的心灵被扭曲，精神被异化，而最终被封建统治者杀害的悲剧。与巴尔代克不同，阿Q遭受的主要不是异族侵略者的奴役和毒害，而是中国传统封建思想的戕害，是以赵太爷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但两篇小说在思想倾向上，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却有着不少令人十分惊奇的相通相似之处。例如，它们都以农民作为主人公，而且都以农民的性格被严重扭曲作为描写的重点，都塑造了落后的农民典型，都深刻地揭示了农民精神上的痛苦、麻木、愚昧、落后、不觉悟等等。巴尔代克其实根本不了解普法战争的意义，更不了解这场战争对波兰民族意味着什么，他被愚弄，愚昧地充当了异族统治者战争的机器，充当炮灰。更令人吃惊的是，在战争中他竟俘虏了两个为民族解放而参加法军的波兰人，而对自己的同胞，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情义，他完全站到了普鲁士的立场上。回家后，他满口德国话，“没有一个人会认识他了，他，从前是那样的一个谦和的人，现在却把拳头敲着桌子，神气活现地，喉咙里咯咯地响着，很像一只火鸡。”到处炫耀自己，“我们赢了!我打赢了，现在无论我要什么，人家都会给我!我无论要什么，人家都会给我的。”并且称自己是一个比德国人更好的人物。也许巴尔代克并不是有意的“卖国”，他的可悲在于他的愚昧，愚昧也使他忘记了自己所属的民族，忘记了遭受异族侵略和统治的不幸及痛苦。愚昧使他不自觉地成为普鲁士统治者的一个奴才。然而，在普鲁士统治者的眼中巴尔代克仍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奴才，他们是不会把巴尔代克升格为普鲁士人的。巴尔代克的“胜利”、“骄傲”和自尊，只是一厢情愿地“自欺欺人”。巴尔代克的悲剧令人同情，但他的愚昧、虚荣与奴性更使人痛心。显克微支通过巴尔代克的塑造，表现了对波兰农民的生活和命运的深切同情、深刻思索，而关注的焦点就是如何使农民摆脱愚昧落后的状态，提高波兰农民的民族觉悟，这也是《胜利者巴尔代克》的主旨所在。
阿O的悲剧则在于他不能正视自己的奴隶地位。他分不清敌我，盲目自大、盲目自尊，甚至盲目地与赵太爷攀本家，宣言自己过去比别人阔多了，自己没有结婚，没有女人，却说“我的儿子比你阔多了”，阿Q也是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同样赵太爷之流也不会给阿O升格，即使阿Q进城做了一回小偷，发了一点横财之后，赵太爷对他还是格外提防的。革命爆发后，一心想投革命党的阿Q，却被诬为盗贼并被关进大牢，死在了革命后摇身一变成了新贵的封建统治者的刀下。阿Q的悲剧同样令人同情，阿Q的愚昧、落后、不觉悟更令鲁迅愤怒。鲁迅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描写阿Q及其悲剧命运的。这样，阿Q和巴尔代克的形象构成了精神胜利法的异质同构。
当然，阿O比巴尔代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会用忘却、自我辩解、自我陶醉来消解所受的屈辱。什么“儿子打老子”，与状元同等的“第一个”之类，阿O有着比巴尔代克更“高明”的“精神胜利法”。但不能否认 阿Q与巴尔代克有着某些精神的联系。鲁迅也是以与显克微支类似的立场提出启蒙民众，医治落后农民精神上的痼疾等问题的。从两篇小说精神上的某些类似，可以看出显克微支对鲁迅的影响。许钦文在《学习鲁迅先生》一文中也说过：“记得他同我谈开始创作的情形时，曾经说他写《呐喊》，思想上受到显克微支的影响。”
二
其实，显克微支对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想上。在某些具体的文本叙述中，两部杰出的作品构成肯定的互文性关系，语言的袭用在两个文本表现突出，鲁迅显然受到显克微支的启发，例如两篇小说都写到主人公得意忘形的神态。巴尔代克的得意忘形是在从战场上归来之后：“谁打了胜仗?我们打的，我打的。现在我们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阿Q的得意忘形是在革命高潮中：“他更加高兴地走而且喊道：‘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巴尔代克在酒店喝酒时这样炫耀自己：“忽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铜子来。‘拿去!我现在是一个绅士了。’”阿Q在城里发财后回到未庄这样炫耀自己：“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台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
鲁迅对显克微支在文本结构进行借鉴，也时常利用介入性叙述的旁白评论对作品的主人公行状作了一番介绍和考证。《胜利者巴尔代克》是：“这本小说的主人公，名字叫做巴尔代克・史洛维克，但是因为他有一个习惯，每当什么人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老是瞪着眼珠呆看，所以他的邻舍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把他叫做‘瞪眼巴尔代克’。事实上，他跟夜莺一点都不像，他的智力与他的非常幼稚的老实使他获得了另一个绰号，叫做‘傻子巴尔代克’。这最后一个名字是最著名的，无疑地，一定是可以传之于史册的唯一的名字了，虽然巴尔代克另外还有第四个名字――而且倒是他的官名。因为在波兰文中，‘人’与‘夜莺’这两个字，叫一个德国人听起来，就没有什么分别。况且德国人又喜欢把野蛮的斯拉夫名字翻译做较高雅的语文，以示他们的文明，所以，当他应召入伍开始做一个新兵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场对话：‘你叫什么名字?’那军官问巴尔代克。‘史洛维克。“史洛维克，唔，不错，好’于是那军官把他的名字写了下来‘人’。”
在《阿Q正传》第一章“序”中则饶有兴趣地介绍和考证了阿Q的姓、名字和籍贯。考证了半天，仍然不得要领，“仅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阿Q正传》的开头比《胜利者巴尔代克》幽默风趣多了，其思想涵义也深刻多了，对现实的批判性也更强。但从人物的“正名”或“释名”人手，却是鲁迅与显克微支共同采用的写法。
再如两篇小说都写到主人公的被捕。《胜利者巴尔代克》是：“普宁坪的警察还是驱车来到巴尔代克家里。他们一定预料有一场严重的抵抗的，因为他们来了五个人，并且都带着实弹手枪。可是这一次，他们却错了，巴尔代克一点没有想到抵抗的，他们叫他坐进马车去，他就坐了进去。”《阿Q正传》是：“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未庄，乘昏暗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然而阿Q不冲出。许多时没有动静，……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他才有些清醒了。”在两个被捕的场景中都有当局的怯懦和可笑，也都有小说主人公的麻木。尽管阿Q和巴尔代克被捕的原因并不一样，被捕时的表现也不完全相同，但在描写上却有某些相类之处。巴尔代克被审判的场面描写也能读出阿Q的影子。
两位主人公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典型。各自的社会生活、历史条件与国情，决定了二者形象的不同特征，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从上述的分析可见阿Q对巴尔代克的借鉴。如果说阿Q是“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那么，巴尔代克形象的塑造刻画出了普鲁士殖民时代波兰农民的“谱”。《阿Q正传》和《胜利者巴尔代克》的这些相类之处，无可争辩地说明鲁迅对显克微支的借鉴。周作人曾说：“《阿O正传》的笔法的来源，据我所知道的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显克微支的《炭画》和《酋长》等，……只就这几篇看起来，也可以得到多少痕迹。”
三
当然，这种肯定的互文性绝非抄袭，而是有意味的创造。这种对别人的借鉴并在此基础上的创造，正是一切伟大的艺术家的根本特性。法国画家安格尔认为：“请问著名的艺术大师哪个不摹仿别人?从虚无中是创造不出新东西来的，只有构思中渗透着别人的东西，才能创造出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也说明了没有借鉴就没有创新。
需要说明的是，借鉴绝不意味着全盘吸收，面对异质文化系统时各取所需，不能允许对方反客为主的同化，所以，鲁迅接受显克微支创作的影响时作了民族化的处理，更多地侧重于艺术形式与手法的“拿来”，这种主观偏向取舍和变易，使得阿Q形象承袭了巴尔代克的精神胜利法的外衣，可骨子里的情感构成回荡着的是中国的“这一个”。卢卡契在谈到世界文学的相互影响时指出：“任何一个真正深刻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个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正如韦勒克认为：“艺术作品不仅仅是来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里面从他处获得的素材不再是塞进去的材料，而是融人到一个新的整体结构中。”
鲁迅对显克微支有借鉴，更有超越，阿Q形象比巴尔代克更有典型性。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民族典型”或“国民典型”。而鲁迅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描写和批判，也代表了对整个国民性弱点的批判。阿Q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个著名的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而巴尔代克则远远没有达到这个高度。沈雁冰早就说过：“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但或者是由于怠于饰非的心理，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