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同题共赋文如其人

时间：2019-02-11 05:46:33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在唐诗名家咏物、咏事及咏怀类的诸多代表性作品中，同题共赋的现象十分突出，通过相互对照，可以看出，作家独特的人生阅历、气质，对作品风格是有着深度影响的，“文如其人”的规律以及高尔基“文学是人学”命题，是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的。
　　关键词：唐诗　风格　个性　文学　人学
　　
　　苏联的高尔基，曾提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文学家的材料就是和文学家本人一样的人，他们具有同样的品质、打算、愿望和多变的趣味和情绪。”即文学应该以写“人”为中心，而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也因个性、气质等个人条件的不同，在创作中产生了多样化风格的文学作品。三国时期，曹丕提出了著名的“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指出文章中的“气”，即风格，是由作家不同的个性所形成的、梁代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云：“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亦指出，文章的风格体式或雅正或浮靡，或阳刚或阴柔，很少有与作家的气质相反的。以唐诗为例，其间名家辈出，虽同题共赋，风格亦迥然不同。兹以咏物、咏史、咏怀为代表，探究其各异之诗风与作者个性之间“文如其人”的内在联系。
　　
　　一、托物抒情，各成其志
　　
　　咏物题材，有唐一代，赋者甚众，咏蝉之作称绝者有三，如下：
　　虞世南《蝉》：垂矮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骆宾王《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李商隐《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店初宫廷诗人虞世南，其诗以蝉之高沽品性米自喻，首句明写蝉之习性，实则处处自寓象征。“垂矮”暗示其身居显宦，“饮清露”成立身高沽。次句状蝉声传播之远，“流响”、“疏桐”，富于清逸俊朗之逸韵。末两句乃全诗点睛之笔，夹叙夹议，蝉声远传，非藉于秋风传递，乃“居高”而自致。全诗意在言外，寄兴深微，富有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亦与其仕途得意、身居清要之身份境遇相符。
　　骆宾土之诗，则因上书得罪武后，被诬下狱，次年狱中听蝉，有感而作；骆诗首联即对起，以蝉之悲鸣，兴己之客思，秋蝉高唱，由物及人，骇耳惊心，兼用“南冠”楚囚之典切题；颔联物我相连、委婉曲折地表达出诗人自伤老成的凄恻之情；颈联纯用比体，“露重”、“风多”喻环境险恶，一飞难进”喻仕途失意，“响易沉”喻言路阻绝，既是说蝉，更足言己，物我相融，寄托遥深，如高步瀛《唐宋诗举要》所评：“以蝉白喻，语意沉至。”
　　李商隐之作，写信蝉柄高饮露，悲鸣欲绝，然其柄息之碧树却无动于衷，冷漠无情，这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隐寓自身牵涉“牛李党争”虽志行高洁却穷愁网苦，满腔悲愤而无人同情的悲剧命运；颈联南寒蝉之流转栖息于霜枝，转而直写自己宦游四方、漂泊不定的生活，故园荒芜，思归无路。尾联“君”、“我”对举而结情，再次以蝉之难饱与自身举家清贫相应，全篇咏物与抒情紧密结合，隐显分合，首尾呼应，与诗人一生之漂泊命运相契合。
　　三首咏蝉诗都是托物以寄意的名作，由于作者人生际遇、个人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或通过自许、或黯然自伤、或清秀、或沉郁之殊异风格，清施补华《岘佣说诗》曾评曰：“《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
　　
　　二、临歧赠别，风格迥异
　　
　　咏事之作，试以送别之类言之，送友长亭，临歧赠别，在唐人的作品中比比比皆是，犹以盛唐王维、高适之作为最：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高适《刖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王维之作写景清秀明丽，如苏轼所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面。”(《书摩诰(蓝田烟雨图)》)一个“柳”字，与“留”字相谐，暗合唐人折杨柳以赠别的习俗，并以反衬之法，委婉表达了对友人元二的挽留惜别之情。而高适之作则不假藻饰，直抒胸臆，一反以往送别诗的凄楚感伤情调，而代之以豪情壮语，抒写于雪天暮色中送别友人时的豪情与劝勉，其境苍茫雄阔，其情慷慨豪壮，特别是后二句直吐胸怀，警策动人。
　　两诗虽同是送别之作，同属七言绝句，然格调一哀婉，一豪迈，抒情一委婉，一直率，境界一清丽，一宏阔；这主要是南两人不同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王维一生优裕富足，再加上长期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性格上表现出软弱的一面，为了明哲保身，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据《旧唐书・王维传》载：“维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当遇到人生别离时，人生无常之思想则在作品中暴露无遗，故哀伤无限至一唱三叹。高适则出身社会下层，曾长期过着“混迹渔樵”的生活，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写此诗时虽是不得志之时，但仍能于道别之时，以慷慨豪迈之语给予友人安慰，正如殷�《河岳英灵集》所云：“适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然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因此，在二人的作品中，文风与人格都达到了统一，“文如其人”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三、感遇咏怀，视角不一
　　
　　感遇咏怀之作，也常因诗人性格的差异，虽抒发同样的情怀，亦由各自的视角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比如“安史之乱”爆发，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九)与杜甫之《春望》即是此类鲜明的对比。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率军叛唐，次年即陷洛阳、长安两京，此时李白奔亡于华山隐居避乱，作《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九)：
　　西上莲花峰，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前十句都是描写莲花峰的游仙生活，飘忽虚幻，一如其诗豪放飘逸的一贯之风，后四句方始关注现实，以高远之视角，一瞥苍生之苦难，抒忧愤之情怀，清人陈沆《诗比兴笺》云：“遁世避乱之词，托之游仙也。”诚然!
　　杜甫则于天宝十五载(756年)，闻肃宗灵武称帝，遂只身远赴灵武，途中被俘，押往叛军统治下的长安城中，至德二载(757年)春，诗人感而赋《春望》一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首五律通过眺望沦陷后长安的破败景象，抒写了感时恨别、忧国伤世的感慨，宋代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评日：“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诗人，唯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山河依旧却国家沦亡，春色满城却荒无人迹，以有衬无，使得诗人对于国破家亡的感慨之情更加沉痛；继之观花而溅泪，听鸟而惊心，以乐衬哀，见国事时局之艰；篇末则以诗人自身忧国忧民之抒情形象收结，尽显杜十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同样面对安史叛乱的现实，为何两位诗人所赋诗篇迥然不同呢?这与李、杜不同的人生观是密切相关的，在李白头脑中，道家“无为”、“自然”的人生观与道教的游仙思想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当他在仕途受挫之后，便出世隐居，秉持这样的人生观，在家国存亡、天下大乱之际，李白选择隐居名山、全身远害的道路也就在所难免了。有着“子美集开诗世界”之称的大诗人杜甫，则出身于“奉儒守官”之家(《进(雕赋)表》)，在他头脑中，儒家积极人世的思想占据着主导，因此他才会在大乱之际，只身远赴灵武。反映到作品中，李诗全篇确乎是以仙人遨游的形象出现，只在篇末才对现实投下一瞥；杜诗则直面人生苦痛，视角更为写实，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却因不同的主导思想与人生抉择，风格迥异，“文如其人”，即使李、杜这般身处诗坛最高峰的大诗人亦不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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