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中国文学与大众传媒之互动关系 大众传媒
时间：2019-02-11 05:46:4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晚清 文学 大众传媒 互动 摘 要：晚清以降，以报刊为主要传播载体的大众传媒在中国迅速成长，日益成为对社会最具影响力的话语权力。由于大众传媒的影响与冲击，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文学，其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文学与大众传媒相互纠结、相互渗透，二者呈现出多重变奏的互动关系。
晚清以降的中国近代社会，是在西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力冲击下逐渐蜕变的。在中国社会的旧框架日愈消解之时，新的因素正在构成之中。在文化上，这个新的因素或文化权力正迅速成长，这就是大众传媒。大众传媒在近现代的迅猛发展，逐渐建构起了以书刊、报章、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为主要形式和手段的一个强大的“媒体帝国”。
大众传媒的形成和发展，作为近现代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信息载体和传播手段，日益成为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话语权力。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文学，其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原来书本形式和勾栏瓦舍的说书方式发展到以报刊和书籍以及后来的广播、影视为主要载体的传播方式。从此，文学与大众传媒如影随形，互生共长。这从晚清以降文学与大众传媒相互纠结、相互渗透的发展历程中，就可见一斑。
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媒介的演变、进化史，是旧的媒介作为审美形式逐渐死亡而新的媒介逐渐变成审美形式的历史。文学是一种象征化专门化的交流媒介的审美形式。它将文字书面语言浓缩成自己的审美存在形态，具有媒介的形式化和形式的媒介化的历史内涵。这致使媒介到了一定历史时刻就成为关乎文学兴亡盛衰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当今天我们提出“以什么样的态度应对图像时代文学的生存危机”这一命题时，首先必须深刻认识到媒介手段对文学存在的影响和意义。
追本溯源，早期的传媒由于技术的限制，对文学的影响只是一种外部的渗透，是作为一种流通手段对文学的传播起着辅助的作用，文学的主体位置并不因媒体的介入而有所改变，它遵循的是自身的发展逻辑。文学作品最初在报纸上出现仅仅具有“补白”性质，借助报纸传播的目的性并不自觉，但是这种作用越来越明显。{1}据江苏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统计，中国古代共有小说５０２种，然而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１１年十年间即创作小说５２９种，也就是说，清末十年间的小说创作超过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总和。这是一个惊人的量的飞跃，其中也蕴含着质的变化。{2}小说通过大量的报纸、刊物，在近代文学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以文学刊物为主要阵地的、崭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在这种新传播方式的辐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翻译形成了近代文学的第一次高峰。较早指出近代媒体和小说发展关系的是阿英，他在《晚清小说史》中把晚清小说“空前繁荣”的首要原因归结为“当然是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3}。
大众传媒对于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在一个更为潜在的层面上进行着：
其一，受传媒的影响，文学创作改变或丰富了自身的表现形式。以小说为例，它要在报刊上发表，必然就要形成一种特殊的小说形式――连载小说。作家在报刊上连载小说，受到报刊分期发表和新闻实录性的限制，必然对文学的结构有影响。首先，作家们“为着适应于时间间断的报纸杂志读者”{4}，形成了长篇小说普遍性的松散连环式结构，也即鲁迅所说的“虽云长篇，实为短制”的结构形式。这种小说文字铺张，结构相对散漫，依靠实事细节来铺开故事，一般缺乏纵深度，深入浅出，不以人物的性格逻辑为中心，增加阅读的随意性和松弛感，将读者从紧张中解放出来，每期都能给读者一次完整性的满足。鲁迅为《晨报副刊》写的《阿Ｑ正传》正是连载小说中的精品。成仿吾曾指责《阿Ｑ正传》“为浅薄的纪实传记”，“结构极坏”{5}。殊不知这恰恰是连载小说的特点。小说是如此，其他在报章发表的杂文、小品文、报告文学等也是如此。此种传媒对文学的影响可称为补充性影响，对文学的原有本质属性不产生较大的改变。其次，由此带来小说题材即时性、当下性的特点。报刊导致文学阅读的新形式，文学真正走向大众“阅读化”。事实上，早期读者很多时候是把小说当作新闻来读，从中了解信息以资多闻。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在《世界晚报》上连载时，读者把它看做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往往将书中人物，一一索引起来，当作历史一样来看”（张恨水：《我的小说过程》）。依仗报纸的印刷权威，当时的文学创作多倾向于采用实录的叙述方法。《玉梨魂》作者徐枕亚声称何梦霞确有其人，是用友人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寄来的真实材料写成的。连载小说大师张恨水虽然致力于寻求连载小说的独立品格，但是他大部分作品时事性色彩仍然突出，就连艺术水准相当高的《啼笑因缘》也是通过北京城当时几段社会新闻编织而成。{6}可见力求题材真实性实际上就是受到报纸新闻化的影响。
其二，传媒对文学的影响还通过对文学原有本质属性的某种剥夺或分离，从而激发文学产生一种新的开拓力，推动文学不断向前发展。若说现代传媒与文学的融合产生的新类是文学向前发展的外在形态，通过丰富自身的表现形式也只是传媒影响文学的比较表面化的过程，那么现代传媒与文学的冲突产生的文学本质属性的新变就是文学向前发展的内在形态，也是更为根本的形态。
伴随着大众传媒的兴盛，媒体开始在各个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了新的文化话语权，并逐渐改变了与文学的关系格局。体现在文学创作中，报章、出版等大众传媒不仅影响到文学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而且深深潜入到创作者、读者和批评家的思维和意识中，改变了文学创作的趣味和对文学接受的视野。更为关键的是媒体对于文学的干预有了自觉意识，已经从自在走向自为，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一旦这种意识生成了，便会自觉地要求文学的改变。这早在晚清时期报刊等出版物的小说征文活动中就可看出端倪。据统计，上海地区时间较早的小说征文有两次，一次是１８７７年１１月２１日，署名“寓沪远客”者在《申报》登载的征文广告；另一次是１８９５年５月２５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申报》登载的小说征文。虽然从实际结果来看，两次征文活动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开了传媒参与、调控小说的先河。１９０２年之后，伴随着小说社会、文学地位的不断提升，晚清小说开始迈入编撰、出版、流通的鼎盛时期，现代媒介对小说的出版热情空前高涨。为了获得较为充足的稿源，报刊、出版机构频频推出不同要求的小说征文活动。参与者有晚清最为重要的小说杂志社：新小说社、新世界小说社、小说月报社等，有出版小说最为积极的商务印书馆与改良小说社；还有《申报》《时报》等大报，基本上覆盖了晚清时期的重要媒介机构。{7}小说征文，对于晚清时期的出版机构和小说创作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既是传媒为应对激烈的竞争而采取的筹稿措施，同时也是传媒自觉参与、调控晚清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段。它由传媒发起，让文学参与到自己的评价体系中来，对文学价值观的认同也是以传媒的要求为标准，这表明传媒对文学的干预意识已经形成。因此媒介形式的变迁，实质上为创造主体提供了提高艺术素质、获取文化资本、实现社会价值和美学理想多种选择的可能与场所。文学创造者应当以积极的主体姿态谋求自身在媒介选择中的合法化，进而实现文学形式在媒介选择中的合法化，促成新的文学形式的诞生。
大众传媒对文学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还应该充分看到它对文学发展的负面影响。还以晚清小说征文为例，虽然实现了传媒对小说创作的自觉介入，促进了被长期压抑的中国俗文学的崛起，但就所倡导的题材范围来看，显现出从早期严肃的救国、强国、教育题材，向后期消闲的家庭、写情、滑稽题材逐渐转移的趋势。小说史的研究证明，这一变化是真实存在的，民国前后兴起并迅速盛行的所谓“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与晚清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启”的初衷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小说题材的某种“倒退”。
二
可以说，随着晚清以来文化市场的逐渐形成和发展，文学作品的传播需求使得文学与传媒已经建立起了一种关系体系，大众传媒从中介和工具的地位开始转变为功能主体的建构性力量。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文学作为一种人类意识的有机的、独立的、整体的审美系统，如何能维持自身的某种连续性？”事实上，文学存在形式的变化不是随意的、非自觉的。文学媒介新旧形式的更替过程是以社会理念变迁为依据的，这就是人们对于“什么是文学”这一概念的共同理解与阐释。文学新的存在形式的认可，必须建立在共同的、普遍的文学观念之上。并且，人们的审美文化理念与传播形式，在文学存在形态的变迁过程中，具有互动的作用与功能。因此，文学的生产和文学创作本身反过来也会推动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和繁盛。
晚清时期，梁启超、林纾、吴趼人等著名作家以及随着稿酬制度建立而形成的靠赚取稿费谋生的职业作家群，他们大量进入报界和出版界，不可避免地要用习惯的文字言述方式，将传统的审美价值取向表现出来。这一方面延续了在审美文化载体转型中文学精神的血脉承传，另一方面也使文学创造主体因对文学新形式的领导权而获取自身存在的文化资本和物质基础。因此小说名家和职业作家群与当时的出版中心之间，最终构成了双赢互利的良性关系，共同促进了晚清小说的兴盛和文化市场的繁荣。
辛亥革命以前的文学，基本上信奉梁启超的小说救世说，“开启民智”、“改良群治”为小说创作的最高目的。辛亥革命后，一个规模更大的通俗报刊和媚俗化小说热潮出现，形成一个影响巨大、毁誉参半的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鸳蝴作家大都是报人出身，从民国初到20世纪３０年代，鸳派作者主办、编辑的报纸杂志约有１１３种，掌握大报、小报的副刊不下５０种。还创办了许多同人刊物，如《消闲报》《通俗报》《娱乐日报》《小说林》等。他们写作目的明确，“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这迎合了时尚消遣的商品化创作趋向。鸳鸯蝴蝶派的兴起，是清末民初文学走向市场、文学向商品化认同的表现。当时，许多报刊都辟有文艺副刊，汇聚了一批通俗文学作者，大量的章回体言情、武侠、侦探、黑幕等小说在副刊上连载。连载结束后，小说再以单行本出版。这样，文学商品化格局形成。大众媒介为文学提供了传播工具，反过来传播媒介因文学作品的加盟而发行量大增，传媒实业因此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大众传媒自从日渐成为人们审美文化消费的主要载体后，为扩展自己的表现空间、加深文化内涵，也不断向文学领域寻求精神资源的支撑，不少文学作品因为审美因素的保存、转换和创生，而成为文化史上的经典之作。文学的审美精魂借助于传媒获得了新型表现方式，传媒也因文学的加盟而充实了自身的审美文化含量。这一点可在清末新兴的传播媒介――电影中得到明证。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多与电影联系在一起还是鸳鸯蝴蝶派。鸳蝴文人参与电影创作首先是编写了大量电影剧本。此外，鸳蝴文人有的还担任导演，如朱瘦菊便经常“导”、“演”电影，徐卓呆甚至自编、自导、自演。鸳蝴文人从事电影创作，不仅按他们原来的风格讲述新的故事，而且大量改编他们原有的小说作品。这种以鸳蝴文人为编剧并以其小说改编为重要内容的电影创作很快形成了一种电影的文学叙事模式，从而有效地改变了中国电影创作叙事单薄、幼稚、粗糙乃至低劣的原有状况。正因为如此，鸳蝴文人电影才能像后来的左翼电影那样成为一个时期里海派电影也即中国电影的主潮，鸳鸯蝴蝶派也才能在现代文学史上名噪一时。实际上，鸳蝴文人的电影创作影响的还不仅仅是电影本身。由于他们本是文学作家，他们在参与电影创作的同时也仍然在继续着文学创作，或者竟把电影也当作一种文学来创作，所以随着鸳蝴文人电影创作的繁荣发展，反过来也推动了鸳蝴文学乃至整个海派文学的发展。{8}
综上所述，文学与传媒在整个审美文化的格局中的变迁是贯穿始终的，二者呈现出相互位移、相互变奏的趋势是必然的。文学与传媒除了在各自领域内继续完善自身外，更重要的是携手共创一种为时代所接受的审美文化新格局。大众传媒如何在文学领域中寻求精神资源和文化动力，文学如何在媒介领域将作为媒介手段的“单纯媒介”转化为“形式的媒介”，从而寻求自身审美形态的再生，这是我们正面临的一个亟待探索与实验的历史性课题。
作者简介：孙晶,在读博士,吉林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影视戏剧文学的交叉研究;付兰梅,吉林大学在读博士,长春理工大学讲师，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温奉桥，李萌羽.现代性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
{2}转引自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文学言述样式的演进[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11）.
{3}{4}阿英.晚清小说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5}成仿吾.《呐喊》的评论[J].创造季刊，1924（11）.
{6}颜琳，於可训.报刊的出现与连载小说的兴起[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1）.
{7}李志梅.《时报》1907年“小说大悬赏”征文始末及其意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8}盘剑.选择、互动与整合：海派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及其与文学的关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