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短篇小说《狗》中的异国形象_巴金短篇小说
时间：2019-02-12 05:32:3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狗》 异国形象 他者 民族意识 摘 要:本文对巴金20世纪30年代初的短篇小说《狗》做了文本分析。小说塑造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异国形象,而黄皮肤的“我”则被称为“狗”。这里作为异国形象的他者拥有话语权力,是对自我的一种否定。正是这种他者与自我的强烈对比,凸现出巴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自我身份的追求。
长期以来,研究者多关注巴金的长篇小说,而对其短篇小说则有所忽视。特别是有一个短篇小说《狗》,巴金本人对它都情有独钟。巴金说过,在他的短篇小说中,“《狗》也许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可以说是我的‘创作’。”①《狗》(1931年)描绘了两种不同的人物形象:
我有黄的皮肤,黑的头发,黑的眼珠,矮的鼻子,矮小的身体。
然而世界上还有白的皮肤,黄的头发,蓝的眼珠,高的鼻子,高大的身材。
他们一个,两个,三个在街上和人行道上大步走着,昂然地抬头四面张望,乱唱,乱叫,乱笑,好像大街上,人行道上就只有他们三个人。其余的人胆怯地走过他们身边,或者远远地躲开他们。②
这里他者与自我形象是明显对立存在的。“白的皮肤,黄的头发,蓝的眼珠”的人作为一个“他者”形象,是与“黄的皮肤,黑的头发,黑的眼睛”的“我”相对照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认为,西方对东方的再现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和经验。反过来,通过对中国文学中西方形象的分析,特别是对形象生成中隐含的话语权力关系的分析,也可以对中国文化与异国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小说中的白人满脸傲慢地环顾四周,这种行为与“黄的皮肤”的“我”的提心吊胆形成鲜明对比,这二者之间显然存在一个权力等级的关系。
人们恭敬地避开他们,我更不敢挨近他们身边,因为他们太伟大了。
我只是远远地望着他们,我暗中崇拜他们,祝福他们。我因为世界上有这样的伟大人物而庆幸,我甚至因此忘记了自己的痛苦。③
这里的他者“太伟大”,以至于“我”只能敬而远之。这里的“我”是谁呢?还不确定,世界上有了那样伟大的人民,“我”的存在和痛苦是可以忽略和忘记的。“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挨近他们,免得亵渎了他们。可是有一次“我”终于挨近了他们,结果一只异常锋利的脚向“我”的左臂踢来,这只手臂像被刀砍断了一样,“我”痛得倒在地上乱滚。“我”满以为那伟大的人会道歉,可是从那伟大的人嘴里就吐出一个字“狗”,这时“我”才算受到启发:
“狗!”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了这个字从伟大的人的口里吐出来。
我的手揉着伤痕,我的口里反复地念着这个“狗”字。
我终于回到了破庙里。我忍着痛,在地上爬着。我摇着头,我摆着屁股,我汪汪地叫。我觉得我是一条狗。④
这里“我”是什么,是什么身份并不是我自己决定的,而是“伟大的人”说了算。“我”是被他者言说的,“伟大的人”才有这样的话语权力。“我”反复叨念着“狗”,最终才领悟了这一道理,才明白了自己是一条狗,于是一身轻松。法国学者巴柔提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⑤。巴金在刻画傲慢的白人形象时语气是激愤的,他极力想摆脱欧洲种族主义者的侮辱。这个他者形象背后实际上表明自我意识的觉醒:堂堂的中国人何以被人称作狗?其实早在1907年,李维清就提到了上海租界里的一个公园:
来自各国之人都能进入其中,包括亡国的印度人,甚至是洋人养的狗也能进去。惟独中国人不得入内。洋人欺人太甚,视我等如奴隶、牛马、刍狗……⑥
长期以来,中国汉民族就通过肤色、头发、礼仪等外在的特征将“蛮”、“夷”同自身区别开来。中国人以天朝圣人之邦自居,而对其他民族往往加以动物性的偏旁,来指代那些低等民族。比如在有些少数民族的称呼上加“虫旁”(蛮、闽),有些加上“羊旁”(羌族),北方一些民族,比如狄则加上“犬旁”。然而到了现代,中国人则反过来被强加这一侮辱性的称呼,这令自大的汉人备感震惊。从形象学的角度来看,形象是对他者的否定,在否定他者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想象的肯定。每个民族和文化都有关于自我的想象与神话,这是他们建立自信的基础。雅利安人想象自己是世界最纯粹最高贵的种族,维京人想象自己是海洋和世界的征服者,日本想象自己是日出之国,而中国则想象自己是中央之国,将其他民族形象塑造为“狄”、“夷”。同时,形象学提出形象制作者与形象的身份是经常在互换的。你在制作别人的形象,别人也在制作你的形象。这种制作与被制作情况,恰恰是两种类型的文化交往关系反映,其中可以折射出制作者与被制作者权力地位以及心态的变换。只不过中国人没想到是自己曾经给那些低等民族塑造的形象,反过来被以前认为是“狄”、“夷”、“洋鬼子”的欧洲人施加给自身。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对“华人与狗”这样的牌子再也无法忍受。傅斯年的《中国狗与中国人》(1919年),郁达夫的《沉沦》(1921年),鲁迅的《狗的扭曲》(1927年)等都有涉及到这个“自我觉醒”的问题,但不够深入。巴金的这篇小说将异国形象与中国人相对照,通过这种强烈对比,揭示了中国人作为“狗”的这种地位是由欧洲人的那种话语权力决定的。巴金也说过,“连‘狗’字也是租界上的高等洋人和外国水手想出来的”⑦。
巴金早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信仰者。巴金当年留学法国住在巴黎拉丁区一间“充满了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异国他乡,寄人篱下,难免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巴金就常去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铜像前,凝望先贤,排解孤独和对祖国的思恋。尽管客观条件恶劣,他给自己制定了庞大的读书计划,其中包括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巴金受这些欧洲文化巨人的影响,相信普遍的人性,相信人类生而平等。与此同时,巴金也满怀着爱国之情。巴金在1979年再次到法国的时候,他住在凯旋门附近一家旅馆鸟瞰巴黎市,脑海里浮现却是祖国的种种景象。这可以说是对巴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法国留学时思想的另一种注解,即无论在哪里,也无论他信仰哪种主义,巴金意识里首先出现的都是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巴金留法多年,早期作品塑造了很多欧洲人形象,比如《马拉之死》《丹东的悲哀》等。20世纪30年代初的《复仇》集更是描绘一个欧洲人的群像,有农民、流浪者,还有革命者,这些形象多是善良和美好的。巴金在《给〈复仇及其它短篇小说〉的法译者的一封信》中谈到“作品里还可以找到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混合物”⑧。但这之后,民族主义逐渐占据其思想主导地位。巴金的第一部被翻译成俄文的小说就是《狗》,苏联翻译家洒维利耶娃将《狗》翻译为《我是谁?》发表在1937年的《国外杂志》上。这个翻译的改变正体现了这个短篇小说的深刻主题,就是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追问。
20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巴金从欧洲回国不久就遇到“九一八”、“一・二八”等事件,这些国难都对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提出挑战。在列强的暴力强权面前,巴金认识到人道主义的苍白无力,他空前地困惑,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民族主义情绪随之上升。在《狗》这部小说中就表现了一个“受压迫民族”普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巴金自己说过,“它有点像当时所谓‘被压迫民族’作家写的小说,也只情调而言,我和那些作家有相似的遭遇,也可以说是共同的情感。”⑨小说的最后,“我”逐渐认识到,共同的人性理想是一个骗局。不存在平等这样的东西,只有两类界限分明的人。“我”宣称:“我有了新的发见了。所谓人原来也是分等级的。在我平时常看见的那种人上面,居然还有一种更伟大的人。”那么是什么使“更伟大的人民”能够高高在上呢?只是因为他们有白皮肤、蓝眼睛和高大的身材?显然不是,而是欧洲殖民者的特殊地位和权利。巴金说,“小说里那些‘白皮肤、黄头发、绿眼珠、高鼻子’的‘人上的人’就是指殖民主义者。小说的主人公是在诅咒那些殖民主义者。他并不是真正在地上爬,汪汪叫想变成一条狗。他在讲气话,讲得多么沉痛!”⑩所以从《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巴金从无政府主义和人道主义走向民族主义的历程,可以看到巴金对民族身份的痛苦探索。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跨文化传播与中国文学中的欧洲形象”,基金编号:09YJC751083
作者简介:梅启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文学比较、跨文化交流与传播。
①{7}{9}{10} 巴金:《写作生活的回顾》,《巴金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9页,第519页,第519页,第518页。
②{3}④ 巴金:《狗》,《巴金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9年版,第218页,第218页,第219页。
⑤ [法]巴柔:《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⑥ 李维清:《上海乡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⑧ 唐金海主编:《巴金年谱》,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58页-第2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