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过诗歌创作中的隐逸情结及其成因]隐逸情结
时间：2019-02-12 05:34: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苏过 诗歌 隐逸情结 成因 摘要:苏轼季子苏过,能以文学“世其家”,故曰“小坡”。其《斜川集》中崇慕陶潜、表现隐逸志趣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究其原因,首先是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作者坎坷困顿的人生经历使然,而苏轼在人格与诗艺两方面更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苏过,字叔党,自号斜川居士,眉州眉山人,苏轼季子。其“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1}。元 七年(1092),以父荫为右承务郎,两年后即侍父于贬谪之地,转徙漂泊达七年之久。苏轼去世后,过闲居颍昌,又蹉跎十年。四十一岁后虽做过几任小官,但宦途终不达。作为名门之后,“小坡”诗的基本格调本应是积极自信而爽朗明快的,然通观之却并非如此。其集中多效慕陶渊明之作,且始终萦绕着一种浓厚的隐逸情绪。所以如此,盖与其人生境遇及诗艺传承的独特情形密切相关。
一
就传世作品来看,苏过的诗文创作主要开始于苏轼被贬岭南以后。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以党祸落职,知英州;六月,又谪惠州。苏过时年二十三岁,即随父远贬岭南。据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二?�《宋故通直郎眉山苏叔党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载:元 八年“先生出帅定武,即谪知英州,继贬惠州安置。三年,迁儋耳安置。既四年,渐徙 州居住。邈乎万死不测之险也,独叔党侍先生以往来”。苏过在陪伴父亲一路南谪的过程中,不仅父子之情因命运的多舛而愈加浓厚,其诗艺水平也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下迅速提高;苏辙所谓“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2},无疑是一种客观的叙说。
贬谪的路途上充满艰辛,但苏氏父子却始终保持着乐观超脱的心境。他们游历名山古迹,与所遇之人交游唱和,一种出世遁迹的情感体验遂不期而至。苏过侍父缓行,一路上创作出不少动人的作品,其中不少篇章即抒发着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和期待。绍圣元年八月,过虔州(今江西赣州),父子同游郁孤台。苏轼作《郁孤台》诗,过依其韵,作《题郁孤台》一首云:“泽国风烟恶,平居念少游。三冬霜树暖,八月火云流。旅馆那堪暑,危台独觉秋。……丘壑从兹逝,轩裳岂足留。终当思范蠡,归泛五湖舟。”功成身退,泛舟五湖,范蠡的出处有节,无疑是此时的苏过最为向往的人生境界。该诗既描写了南迁道路上的种种艰辛,同时又抒发了一种超逸洒脱的出世情怀,两相对比,即反衬出诗人内心的淡定和诗作格调的高远。九月,过英州(今广东英德),游碧落洞,苏过在《游英州碧落洞》一诗中这样写道:“未道朱明真洞府,先看峡口小昆仑。舍舟欲问桃源路,安得渔人与共论。”由眼前的碧落洞,联想到缥缈的桃花源,遁迹出世者的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俨然已成为诗人追寻的梦境。该年十月,他们抵达惠州贬所,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们克服了“五岭之南,夷獠杂居,天卑地溽,山盘水纡,恶溪肆流,毒雾蒸嘘,昼避蝮虺,夜号 鼯”(《斜川集》卷六《志隐》)的种种危机,逐步从当地人那里学习谋生手段。譬如苏过在《地炉歌寄伯仲》一诗中说:“野人劝我凿地炉,才能容膝便有余。土床屈曲方六尺, 涂何必髹丹朱……此时无人知我乐,惜哉不与二仲俱。我兄何时结茅庐,小窗请试新规模。”自得于地炉、土床的朴陋,茅庐、小窗的清雅,诗人还希望兄弟们也能光临与自己同享凿地为炉的乐趣。其超然心态由此可知。
《斜川集》众多作品,集中体现苏过隐逸思想的是《志隐》篇。该文首先假托来客之口,备述岭南、儋耳两地自然环境之恶劣,人情风俗之野蛮,再以乃父答客之语,抒写安隐无悔之志,曰“子胥不免于属镂,范蠡得计于鸱夷,萧何缧囚于患失,留侯脱屣于先知。敌国亡而信烹,刘氏安而勃疑。故介推避禄于绵田,鲁连辞赏于燕师。接舆长歌于凤鸟,庄叟感慨于郊牺。仆无过人之才,固不足以自媒也。然马之羁 ,鹰之 绁,寒心揪矣”;“今置身于遐荒,如有物之初余。逃空谷之寂寥,眷此世而愈疏,追赤松于渺茫,想神仙之有无,此天下之至乐也”。该文写成于居儋耳时,苏轼览之曰:“吾可安于岛夷矣。”且欲自为《广志隐》,以极穷通得丧之理。由此可知隐逸之志与遁世之乐,既是苏氏父子在厄运中聊以自旷的精神寄托,也是其在特定环境下诗歌创作的共同主题。
苏轼在南贬七年后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病逝于常州。时年三十岁的苏过,生活境遇并未因南贬生活的结束而显著改变,诗歌创作却因为父亲的去世而有了明显的转变。此前,在随父远谪的艰难岁月里,也许是受父亲旷达精神的感染,抑或是出于对父亲的至孝情感,苏过表达隐逸之情的作品,总体格调还是较为明朗乐观和轻快自信的;但随着父亲的离去,其隐逸诗作中那种消沉而悲观的情绪,似乎越来越明显。
崇宁元年(1102),苏过与侄苏符居郏城小峨眉山为父守丧。二人结茅为庐,凿墙为牖,掘地穴作炉,过起了近似隐士的贫寒生活。其在《山居杂十》十首中这样描写山居苦寒的生活情景以及心理状态:“归来逢岁恶,半臂换汤饼。怅望云子白,悲辛残炙冷。采薇聊卒岁,雅志在箕颍。”在窘迫的生活环境中,他只有借前世隐逸来宽慰自己。崇宁二年春夏,堂弟苏远作《田园》诗,苏过次韵作《和叔宽田园六首》以寄隐逸情致,其六曰:“十年资章甫,人弃我亦闲”,“长为田舍翁,所乐非所欢。”类似的诗句中,真实表露着难以尽说的凄清与落寞。
大观元年(1107),三十六岁的苏过仍闲居在家,此时长兄苏迈出任嘉禾令,过作《送伯达兄赴嘉禾》诗曰:“我生三十余,忧患恰半生。飘零万里外,偶存三弟兄。去去复远别,朔风催客征。相看各华发,岂免儿女情。五载卧箕颍,分甘一廛氓。嗟哉生理拙,口腹不解营。各逐升斗仕,弹冠愧渊明。谁知三径荒,聊代十亩耕。我政牛马走,君乃簿书婴。壮心已灰槁,焦芽不复萌。”闲居十年之后,仿佛已经是心灰意冷。
四十一岁以后,苏过曾三任卑职:政和二年(1112)出监太原税;政和六年(1116)知偃城县;宣和五年(1123)权通判中山府,赴任途中即不幸暴卒,年仅五十二岁。按理说,经历了长期的困顿和寂寞之后,能有一官半职是值得高兴的事,但苏过却从未有过兴奋的感受。他在监太原税时,尝作诗云:“我生江海上,性与鱼鸟逸。端来入世网,竟坐形骸役。此心本洞然,六月遭怵迫。”{3}诗人之所以将出仕为官看成是“入世网”,大概与其高远胸怀与严酷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有关,其苦闷心情当根源于此。在《和赵承之竹隐轩》一诗中,他吟叹道:“陶令甑无粟,阮公不言钱。可怜六尺躯,坐受众目怜。我正犯此病,隐忧浩无边。”一旦有了超越凡俗的高洁情致,再想融入世俗世界就极为困难了,所以苏过在诗中便明确表达了自己准备弃官的决心:“西洛有君子,筑室城之隅;种松在庭户,志于渊明俱”;“我恨营口腹,敛板惭妻孥;三迳未及归,高卧子不如;青衫百僚底,何时返樵渔;未用《北山移》,我来只须臾。”(《寄题抚松堂》)写完这首诗不久,苏过果然辞去了监太原税的吏事。
苏过晚年终于有机会按照自己的心愿营造一处幽居之所,这件事让他颇感宽慰。宣和三年(1121),五十岁的苏过在颍昌城西营水竹可赏者数亩,且命为小斜川。其《小斜川》诗序云:“予近卜筑城西鸭陂之南,依层城,绕流水,结茅而居之,名曰小斜川。偶读渊明诗《辛丑岁正月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各赋诗》,渊明诗云‘开岁倏五十’,今岁适在辛丑,而予年亦五十,盖渊明与予同生于壬子岁也。畸穷既略相似,而晚景所得又同,所乏者高世之名耳。感叹兹事,取其诗和之。”诗中有“渊明我同生,共尽当一丘,试筑小斜川,佳名偶相俦。亦复辛丑岁,与公更唱酬”之句。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亦云:“陶渊明《游斜川诗》,自叙辛丑岁年五十。苏叔党宣和辛丑亦年五十,盖与渊明同甲子也。是岁得园于许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与做官相比,苏过避居斜川时的心情显然轻松自在了许多。
通观苏过一生的生活与创作,其隐逸情结随人生经历而起伏变化的轨迹是极为清晰的。三十岁以前,父亲在精神和诗艺两方面给予他的鼓舞和熏陶弥足珍贵,而苏过诗作所展示的情感世界也较为超逸明朗。三十以后,他生活窘迫,宦途坎坷,困厄之余,遁迹出世的消沉情绪与日俱增,其表现隐逸情感的诗作也呈现着清冷寂寥的色彩。
二
苏过早期文学气质的形成与诗艺水平的提高与苏轼命运的转变密切相关,而其隐逸思想的逐步成熟也受到父亲的直接影响。
出生于被誉为“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4}的诗书世家,苏过早年就品性恬淡,崇尚隐逸。其《北山杂诗》云:“余幼好奇服,簪组鸿毛轻。羽人傥招我,携手云间行。”绍圣以后,苏轼连续遭贬,诗作风格也由前期的豪迈爽朗转为超逸冲淡,“和陶诗”数量的遽增,成为该时期值得关注的重点。《诗林广记》前集卷一引《冷斋夜话》云:“东坡在惠州,尽和渊明诗。黄鲁直在黔南闻之,作诗云:‘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师。出处虽不同,风格略相似。’”移儋耳后,苏轼在继续创作和陶诗的同时,还将平生所作同题诗“集而并录之”{5}。其和陶诗凡四十六题,一百三十四首。除《和饮酒二十首》作于扬州外,余皆写于岭海间。{6}二十多岁的苏过,正处在求知欲旺盛、诗艺水平迅速提高的关键时期,父亲身边浓郁的“崇陶”氛围,及其创作和陶诗的真实心境,都会对他产生强烈的感染和影响。如在惠州时,苏轼作《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曰:“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岩……归卧既觉,闻儿子过诵渊明《归园田居》诗六首,乃悉次其韵。”不仅如此,苏轼还经常督促苏过依韵同作。如苏轼《和陶贫士》引即谓:“余迁惠州一年,衣食渐窘,重九伊迩,樽俎萧然,乃和渊明《贫士》七篇,以寄许下、高安、宜兴诸子侄,并令过同作。”其《和陶游斜川》诗引亦云:“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苏过《次陶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一诗,即为此次出游时依父命而作。轼诗曰:“谪居澹无事,何异老且休。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春江渌未波,人卧船自流。我本无所适,泛泛随鸣鸥”;“过子诗似翁,我唱而辄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过诗则云:“岁丰田野欢,客子亦少休。糟床有新注,何事不出游。春云翳薄日, 石俯清流”;“澄江可寓目,长啸忘千忧。倘遂北海志,余事得何求。”既然有着相同的志趣,苏过效其父而为“和陶”之作,亦情理之所必然。
在苏轼看来,拥有随缘任性、超然物外的处世心态,是他们父子二人能够在心灵上契合无间的根本原因,对此,他在给亲友的书信中反复强调。譬如,他在惠州寄书王定国云:“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一人、三庖者来。凡百不失所。风土不甚恶。某既缘此绝弃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7}在儋耳时与侄孙苏元老书云:“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 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8}共同的人生态度,使苏过的作品在立意命题上与苏轼同期作品有了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苏过的作品散佚太多,但从传世诗作中仍能体会到浓厚的“渊明情结”,如曰:
陶潜 菊时,尚复有真趣。(《和叔父移居东斋》)
种松在庭户,志于渊明俱。(《寄题抚松堂》)
醉乡岂难入,不假陶令觞。(《和毋仲山雨后》)
坐咏渊明篇,令人有愧色。(《次韵孙海若见赠》)
陶令官可弃,未勉爱吾庐。(《贺李行父迁居盘溪》)
类似陶渊明的弃官之咏,也屡屡呈现在苏过的笔端,如云:
宁甘一瓢乐,耻为五斗折。(《赠王子直》)
当时乞身归,买田将结庐。(《次韵曲水泛舟四首》)
安得漫浪游,时解冠带缚。(《子庄约况之游西溪不至任有诗次其韵》)
事实上,苏过的“崇陶情结”并不只是凝滞在文字表面,所谓“归去来”的真切呼唤隐藏在其心灵世界的最深处:“临渊休羡鱼,早决归来意”(《和任况之》),“安能久 首,自困刀笔吏”(《送梁与可赴中山仓门》),“买田早约鸱夷子,相与躬耕不计年”(《次韵承之重九》),类似的诗句绝不是为文造情。
当然,苏过的隐逸诗作也不完全是对苏轼和陶诗的摹仿或应答。首先,父子二人在情感心态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苏轼来说,在经历了宦海沉浮和人生的荣辱变迁之后,已经拥有了一种曾经沧海的坦然与从容。所谓“我本无所适,泛泛随鸣鸥”(《和游斜川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的闲雅淡静,来自“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然与洒脱,没有屡遭困厄的锤炼,很难达此境界。前人谓苏轼晚期作品“极平淡而有深味,神似陶公”{9}者,当如是观。与乃父相比,苏过并没有经历过这种大起大落的人生淬炼,其抒情感怀之作,也就缺少了几分阅尽人间冷暖后的通脱感。相反,在他的隐逸诗篇中,还时时流露出田园山水难以遮蔽的俗世人情。具体情形约有两端:其一,在随父南迁的七年中,苏过的诗作中常常闪烁着峥嵘与豪迈的光芒,其如苏轼《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所云:“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近者戏作凌云赋,笔势仿佛《离骚》经。”苏过《和大人游罗浮山》等诗也形象地展示了这一特点:“我公阴德谁与京,学道岂厌迟蜚鸣。世间出世无两得,先使此路荒承明。谪官罗浮定天意,不涉忧患那长生。……蓬莱方丈今咫尺,富贵敝屣孰重轻。结茅愿为麋鹿友,无心坐伏豺虎狞。况公方瞳已照座,奕奕神光在天庭。”与苏轼诗的平淡闲远相比,苏过诗则明显多了几分青年人特有的感激不平之气。苏轼在《与侄孙元老》书中说过“作文极峻壮,有家法”,主要也是指这一方面。其二,在闲居颍昌以及此后的艰难岁月中,苏过的诗情又多了一些忧戚和苦闷。该时期,苏过崇尚陶渊明,追求超尘出世的原有心志并未改变,但因生计所迫,不得不徘徊于出处之间:“各逐升斗仕,弹冠愧渊明”(《送伯达兄赴嘉禾》),“未用《北山移》,我来只须臾”(《寄题抚松堂》),这是一种人生的无奈。而且,在苏过看来,陶渊明式的超逸几乎是一种永远难以实现的理想,在他的诗中也毫不隐讳地描写到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感:“弹冠初为米,挂冠不待稔。人言学陶生,此举安能尽。陶生物表人,世网那得窘。邈如孤凤凰,翱翔天际岭。”(《次韵和韩君表读渊明诗馈曾存之酒唱酬之什》)凡此种种,均导致苏过表现隐逸情结的诗篇与苏轼的“和陶诗”在艺术表现上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同时,苏过诗歌另辟蹊径的创新价值和独特风格,也可由此得到初步的确认。前人大多以为,所谓“小坡”的诗歌创作,不过是步其父亲的后尘而已,且常常援引苏辙的诗句“东坡妙思传子孙,作诗仿佛追前人”{10}为证,然细绎其意,苏辙所说的“追前人”,实际也包含着苏过对诗艺探索的突出成就。
需要说明的是,苏过隐逸情结的形成,还与绍圣以后愈演愈烈的“朋党”政治有着密切而深层的内在联系。北宋末期的“元 党人”之禁,(下转第34页)(上接第31页)不仅仅是让苏轼之子感受到了仕途及人生的艰难,同时还使更多的“党人之后”陷入了被限制、被遗弃乃至被迫害的危机与痛苦当中。苏过所谓“时哉莫吾容,道大俗隘迫”(《叔父生日》),“嗟余哭穷途,命也与时乖”(《张几仲被召……用此韵见意》),“青衫道旁吏,时哉那可争”(《送伯达兄赴嘉禾》)的命运慨叹,实际上表达着那个时代最常听见、也最无可奈何的士人心声。换言之,像小坡那样,假借超然出世的诗情来抒写政治上的不幸感受,以山水田园之思来淡化个体生命的痛苦和隐忧,乃是一种时代与艺术的必然。
基金项目:“两宋隐逸群体的人格转型与文学创作研究”(批准号:09YJA751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小兰,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与文献。
{1}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八,上海书店,2001年版,
第145页。
{2} 《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附过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818页。
{3} 《予寓洛阳……作此诗别之》,《全宋诗》(23册)卷,第1351页,第154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王沂:《伊滨集》卷二四《故赠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魏郡公胡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追和陶渊明诗引》(子由作),《苏东坡全集•续集》卷三,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70页。
{6} 参肖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页。
{7} 《苏轼文集》卷五二《与王定国》之四O,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31页。
{8} 同上卷六O《与侄孙元老四首》之一,第1841页。
{9} 纪昀语,《苏轼诗集》卷三九诗注引,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105页。
{10} 苏辙:《西轩画枯木怪石》,《苏辙集•栾城三集》卷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