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敛财人生 清初词学演变综论
时间：2019-02-12 05:37:1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清初词学 重建词统 开拓求变 高潮 三个阶段 摘 要:清初词坛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顺治初年到顺治十七年王士 司理扬州之前,是清词中兴的重建词统时期;第二阶段为广陵唱和时期,是清词中兴的开拓求变期,大约从顺治十七年王士 司理扬州之后至康熙七年《念奴娇》唱和结束之前;第三阶段:从康熙七年到康熙十八年,这是清词中兴的高潮阶段。
康熙十八年,应征博学宏词的朱彝尊携带《乐府补题》进京,在京师词坛引发了大规模的“拟补题唱和”,激起了咏物词创作的热潮,这是浙派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高潮,也是清词复兴过程中的第一个高潮。康熙十八年之后,朱彝尊、陈维崧等词坛名流皆入仕翰林。在康熙文治政策的拉拢下,汉族文人与新朝统治之间达成了双赢的妥协,但词学创作的热潮却转趋衰歇。此间消息,首先可以在王士 的行为中窥出端倪。据朱彝尊记载:“康熙十七年正月,改户部郎中王士 为翰林院侍讲入直南书房。”①此后王士 便正式退出了词坛:“渔洋复位高望重,绝口不谈。于是向之言词者,悉去言诗古文辞,回视《花间》、《草堂》,顿如雕虫之见耻于壮夫矣。”②作为新一代的文坛祭酒,王士 的行为很具有代表性。此外,万树的《词律•自序》云:戊申(康熙七年)、己酉(康熙八年)之间,即与陈其年论此志于金台客邸,丙辰(康熙十五年)、丁巳(康熙十六年)之际编撰工作开始。可是康熙十八年博学宏词开科之后,“同人皆鹊起以乘车”,以致他“兴既败于饥驱,力复孱于孤立”③,直到康熙二十六年才编成《词律》。关于博学宏词的开设于词坛转冷的巨大影响,纳兰容若也曾含蓄述及:“不知足下乐与我同事否?有暇及此否?处雀喧鸠闹之场而肯为此冷淡生活,亦韵事也。”④由此不难看出,其时官方政策对于词学创作影响之存在。据此也可反证,“拟补题唱和”并非是政治引导的结果,而是士人心中压抑已久的情感一次集中的释放。当然,这一点显然背离了统治者的政治要求,是统治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在大批文坛名流入仕翰林的情况下,政治逐渐对文学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自从进入翰林院,特别是康熙十八年,王士 的五言律诗数量增加了”,“然从中正可看出王士 此阶段已经逐渐向唐诗风转移”。在王士 进入翰林院的第二年以后,其言论与创作逐渐由尊宋归于崇唐,这一转变既有文学演变的内在规律,更与他的翰林经历密切相关。⑤康熙十八年以后,王士 诗风由宗宋转向宗唐,显然是政治对文学产生强势影响的重要表现。宗宋的诗学取向中所包蕴的遗民意识在此时已显得相当不合时宜,王士 诗风的转变无疑和政治的引导有着紧密的关连。既然宗宋显得不合时宜,浙派宗奉南宋的词学取向在康熙十八年之后也就难免式微的趋势了,词坛由热变冷的现实正可为之作生动的说明。
因此,康熙十八年的“拟补题”唱和作为清初词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在清初词学发展史上无疑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回顾此前清初词坛,可以明显的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顺治初年到顺治十七年王士 司理扬州之前,是清词中兴的重建词统时期。其时云间派主导词坛,在词坛亦提倡复古,与诗坛复古桴鼓相应。它以五代北宋为词学典范,努力恢复词统,廓清明词流弊,为清词中兴的先锋。有关云间派于清词中兴的开启之功,近代词学专家龙榆生先生通过词选给予了诠释。龙榆生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以陈子龙为开篇第一人,实深具用意:“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故特取冠斯编。”⑥其用意非常清楚,词能于有清一代振兴,陈子龙则为关键人物。在明词长期堕入鄙俗淫哇的状况下,崇祯之季,陈子龙崛起词坛,论词标举五代、北宋,推尊经典,树立模范,强调词体的抒情功能,廓清明词发展的迷雾,将词学创作重新带入传统的轨道,为词学传统的复归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龙榆生先生回避“清词选”之名,名其所选为《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正是基于子龙于清词中兴的重要性而言。因为从身份来看,陈子龙属于明朝遗民,以“清人”名之,显失妥当。若将词选标冠以“清代”之名,则子龙就不能与身其中,子龙于清词中兴的开启之功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诠释。而没有云间派崛起在前,就很难有广陵词坛踵武其后。更何况,清词中兴第二阶段的领袖王士 就深受陈子龙的影响。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⑦梅村与阮亭,为清初词坛先后继起的领袖,特别是阮亭,作为广陵词坛的领袖,其词论和创作依然是沿云间一路,在阮亭离开扬州北上京师之前,广陵词坛一直笼罩在花草之风中,这与子龙的影响紧密相关。前后关联,则子龙于广陵词坛的意义自不待言。所以选清词而不考虑子龙,就无法正确地反映清词发展的实际。为了强调词学发展的逻辑联系,突出陈子龙于清词中兴的开拓之功,龙榆生先生名其选为《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并将陈子龙置于全书之首,体现了一位词学大家非同寻常的眼光与魄力!
第二阶段为广陵唱和时期,是清词中兴的开拓求变期,大约从顺治十七年王士 司理扬州之后至康熙七年《念奴娇》唱和结束之前。其间又可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王士 司理扬州之后到其离开扬州之前。后期,从王士 迁官京师到康熙五年末《念奴娇》唱和结束之前,这是清词中兴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创作、词论、选政上既展示了对传统的继承,又表现出了新变的因素:
1.创作:前期,在王士 倡导下,广陵词坛发生了一系列的词学唱和活动,创作主要以婉约词风为主,兼有豪放词风,主要表现为对云间词统的继承。后期,由曹尔堪、宋琬、王士 等人发起了《念奴娇》唱和活动,主要表现为对稼轩词风的开启。以王士 、陈维崧等为代表的一批词人,在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创作上为清初词学复兴奠定了重要基础。
2.理论:广陵词坛依然秉持云间派宗奉五代北宋的词学观念,同时对词学的诸多问题、特别是云间派的创作和词学主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讨。王士 评陈子龙云:“陈大樽诗首尾温丽,湘真词亦然。然不善学者,镂金雕琼,正如土木被文绣耳。又或者 格律不失尺寸,都无生趣。譬若安车驷马,流连陌阡,殊令人思草头一点之乐。”⑧在肯定子龙的同时,批评了云间派末流的两种弊端:一种是纤巧雕琢而缺乏真情;一种是恪守格律而了无生趣。这是针对词坛学习五代、北宋而未得其真的末流而言,是有的放矢之论。王士 还看到了云间派词学主张的局限性:“近日云间作者论词云:‘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仆谓此论虽高,殊属孟浪。废宋词而宗唐,废唐诗而宗汉魏,废唐宋大家之文而宗秦汉,然则古今文章,一画足矣,不必三坟、八索,至六经、三史,不几几赘疣乎。”⑨这样的批评不仅严厉,而且攫住了云间派拘执于一端的弊端,很有见地。云间派的词学主张,在清初恢复词统的过程中为词学创作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但在重建词统的历史使命完成后,其主张的局限性就逐步显示出来。其以五代、北宋为宗的词学主张显然是褊狭的,王士 对这一点洞若观火。他对云间的批评还不止如此:“云间数公论诗拘格律,崇神韵。然拘于方幅,泥于时代,不免为识者所少。其于词,亦不欲涉南宋一笔,佳处在此,短处亦座此。”⑩既看到了云间派诸公词作“备极才情”的特质,又看到了他们的词“不欲涉南宋一笔”的局限。其对梅村不吝赞美之词:“娄东驱使南北史,澜翻泉涌,妥帖流丽,正是公歌行本色,要是独绝。”{11}梅村词喜好用典,得自宋南渡诸家。王士 以“独绝”称赞梅村,对南宋词表示认同,这在以小令创作为主的清初词坛,是相当先锋的词学观念,显示其作为词坛领袖的独特眼光,这无疑会对清初词坛转向宗奉南宋产生积极的影响。其在《倚声初集•序》里对高观国、史达祖表示推崇:“高、史,集大成也”{12}“集大成”之谓,诗中多称“杜甫”,渔洋借以评价南宋词家,足见其对南宋词推崇的态度。清初词坛,由云间派的宗奉五代、北宋发展到阳羡、浙西派崇奉南宋,其间承启的关键环节就是广陵词坛,作为广陵词坛盟主,王士 词学观念应该是促发这种转变的重要因素。王士 的《花草蒙拾》、邹 谟的《远志斋词衷》,对词学的探讨涉及词体、词源、词谱、词韵、词调、词品、词风、词派、词集、词选、词格、词序、词曲区别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这些探讨为清词的中兴在理论上做了重要的准备。广陵词坛的尊体意识,实开清代词学尊体的先河。邹 谟的《倚声初集•序》以主客对话的形式从三个方面对词体进行了论述,是一篇推尊词体的专门性论文。它不但是广陵词坛,也是清代词坛较为罕见的专篇尊体论文。他首先通过溯源流来提高词的地位,认为诗词同源,从起点上推尊词体。然后再论述词意可通六义,进一步提高词的地位。如果说“清词复兴的基本精神是尊体”{13},广陵词坛的尊体意识就是开启清词中兴之门的钥匙,为清词的中兴做了最重要的准备。它对其后阳羡派、浙西派、饮水词派的尊体意识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清词复兴的重要动力。
3.选政:广陵词坛的选政,主要有王士 、邹 谟编选的大型词选《倚声初集》与孙默编写大型词集《国朝名家诗余》。这两种形式的选政都对词坛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王士 与邹 谟共操选政的《倚声初集》,对清初词学有着更重要的意义。王士 编撰《倚声初集》的目的,就是为了指引词坛。其在《倚声初集•序》里有非常清楚的说明:“《花庵》博而未 ,《尊前》约而多疏,《词统》一编,稍撮诸家之胜,然亦详于隆万,略于启祯,邹子与予盖尝叹之,因网罗五十年来荐绅隐逸宫闺之制,汇为一书以续《花间》、《草堂》之后,使声音之道不至于淹没而无传。”{14}以《倚声初集》与《花间》《草堂》相比,目标相当高远。意图通过选词来接续词统,从而达到引领词坛风气的目的。以王士 的地位,《倚声初集》在词坛所能产生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汪懋麟在为梁清标《棠村词》所作序中曾对《倚声初集》在清初词坛的影响有所申言:“本朝词学,近复益胜,实始于武进邹进士程村《倚声》集一选。”{15}将清词复兴的开启之功归为《倚声初集》,作为清初词坛名家,《倚声初集》在词坛影响的见证者,汪懋麟的认识无疑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总而言之,在创作、理论、选政等方面,广陵词坛都为下一阶段的词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为清词中兴高潮的到来做了重要的准备。
第三阶段:从康熙七年到康熙十八年,这是清词中兴的高潮阶段。高潮的第一个重要表现是阳羡派的崛起。从广陵词坛培养出来的陈维崧,康熙六年底返回家乡宜兴,与同里名流往复唱和,形成了清初稼轩风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促成了阳羡派的形成,这应该是词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词派。以《今词苑》的编刻为标志,阳羡派在康熙九年迎来了其发展的高潮。在阳羡词派蓬勃发展的同时,康熙七年,陈维崧北上京师,在京师与名公巨卿交游唱和,将阳羡词风吹进了京师词坛,为京师词坛稼轩风唱和高潮的到来做了重要的准备。康熙十年前后,京师词坛先后发生了多次的稼轩风唱和活动,特别是“秋水轩唱和”,在词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标志着稼轩风已成为词坛创作的主流。在稼轩风在京师词坛劲吹的同时,来自浙西的朱彝尊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康熙十二年,其舍馆宣武门,开始了《词综》的编撰工作,这于浙派的形成意义重大。康熙十八年,“拟补题唱和”发生,不但是浙派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也是清词复兴过程中的第一个高潮。在清初词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在阳羡词风、浙西词风在京师词坛劲吹的同时,康熙十五年以后,在京师词坛形成了以纳兰成德为核心的饮水词派,于阳羡、浙西之外别树一帜,显示了独特的词学追求。而京师词坛培养出来的杰出代表曹贞吉,词风游离于阳羡、浙西两派之间,而兼得其长,其词雄浑苍稳、清雅秀逸、寄慨遥深而一归雅正。凡此种种表明,京师词坛确实迎来了清词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要而言之,清初词学演变的第一阶段表现为经典的重建,是词统的重建期;第二阶段表现为在创作、理论、选政上的开拓创新,为清词中兴高潮的到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第三阶段是清初词学演变的高潮期,主要表现为阳羡派、浙西派、饮水词派的崛起,《今词苑》《词综》的刊刻,秋水轩唱和,拟补题唱和的发生。
基金项目: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0802069)
作者简介:葛恒刚,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明清文学。
① 朱彝尊:《承德郎日讲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严君墓志铭》,见《曝书亭集》卷七十六,四部丛刊本。
②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三》引顾贞观《答秋田求词序书》,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册,第3530页。
③ 万树:《词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④ 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十三《与梁药亭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⑤ 潘务正:《清代翰林院(顺治朝至嘉庆朝)与文学》,南京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第89-92页。
⑥ 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页。
⑦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530页。
⑧⑨⑩{11}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册,第646页,第686页,第685页,第685页。
{12}{14} 王士 、邹 谟:《倚声初集》,顺治十七年刻本。
{13} 张宏生:《总集纂集与群体风貌》,见《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5} 陈乃乾:《清名家词》第1册,上海书店,1980年版。
(责任编辑:古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