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收获 中国佛教史
时间：2019-02-12 05:49:2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佛教传入我国已有二千年。二千年来，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格、斗争，又互相影响、融合，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深深渗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历史上，各社会阶级都曾用它作过阶级斗争的武器。它在中国风行一时，给哲学、伦理、文学、艺术、音乐、雕塑、绘画等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以巨大的影响。探索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作用，搞清它对上层建筑各领域的影响，对科学地认识中国的哲学史、历史、文学史等是至关重要的。
近百年来，我国佛教研究界有不少人都曾有意写一部中国佛教通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实现。虽然有些研究者作了一些断代研究，发表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著作和论文，但这毕竟不能代替佛教通史。近几十年来，国外倒出了好几种中国佛教史，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最近出版的任继愈同志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终于填补了我国佛教研究的这一空白，佛教研究界多年来的夙愿开始实现了。
一
研究中国佛教，首先遇到的是佛教初传中国内地的年代问题。由于佛教初传时，中国人以传统的神仙方术视之，没有给予很大的重视。待到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愈来愈大，才去追溯它初传时的情况，这就不免夹入许多猜测、粉饰之词。加之一些佛教徒在与儒道两教的斗争中为了弘扬佛教，总是力图把初传年代向前推，甚至一直推到释迦牟尼本人尚未诞生的中国三皇五帝时代，还编造出许多离奇古怪的神话。这就把本来就含混不清的问题搞得更加扑朔迷离，使得佛教初传问题成为一桩千百年来纠缠不清的公案。
历代关于佛教初传的说法有十余种。目前比较流行的有两种。一是传统的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说。这种说法常见于各种书刊杂志，在社会上占优势。二是汤用彤先生主张的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说。这种说法主要流传在学术界。任编《佛教史》详细考证了有关佛教初传的种种说法，在肯定了汤用彤先生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公元前后印度佛教的部派分布和流传情况，汉时西域各国的佛教发展情况以及汉朝与西域的交通往来情况。他指出：“从现有史料分析，佛教在西汉末年已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到东汉以后逐渐在社会上流行。因此，如果不断定具体年月而笼统地说，佛教在两汉之际输入中国内地，也许更符合实际”。(45页)这是一个在大量分析、考证的基础上作出的判断，尽管还是一家之见，相信能够推动对这问题的深入讨论研究。
二
产生在古代印度的佛教为什么能在中国扎根、兴盛？对于佛教信仰者来说，这个问题也许是不值得一提的。因为既然释迦牟尼为普度众生而创立佛教，那佛教自然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了。有些研究者虽然把佛教当作一种历史现象来研究，但他们孤立地就佛教而研究佛教，没有把佛教与当时当地的各种社会条件联系起来，以致把佛教的发展说成是一些帝王、高僧的个人活动的结果。任编《佛教史》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来解剖佛教，把它放在中国历史的总背景中，放在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环境中，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关系的角度，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又冲突、又融合的历史发展角度去研究它，因此自有新见。它开卷用一章的篇幅详细介绍了佛教传入之前中国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宗教迷信、神仙方术。然后指出：印度佛教在向中国社会传播的过程中，不能不受到这些文化传统的制约和影响。实际上，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扎下根来，正是因为它吸取了中国传统宗教、哲学的某些特点。佛教初传时被人们视作黄老之术，就是一个明证。
作者认为，佛教到东汉末年才得以长足捷进，其主要原因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讲，是那时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愈来愈腐败。“百姓荒馑，流离道路”，“饿死者，什四五”，甚至“人相食”。这种社会状况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同时，大规模的黄巾起义的失败，更使农民群众“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斯大林全集》第六卷43页)而统治阶级在执行刽子手的职能之外，也需要一种能执行牧师职能的工具，以麻醉人民，巩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主张的人生即苦、无常的说教便得到人们的欢迎，佛教关于彼岸世界的廉价入门券便得到广阔的市场。从思想文化的方面来说，从西汉武帝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开始动摇，思想文化界呈现一派活跃景象。许多学者试图寻找新的思想理论来巩固东汉的统治，特别是许多学者对儒家的攻击批判，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由于老庄学说地位的不断提高，玄学的形成与盛行，也为佛教在义理上的普及奠定了思想基础。任继愈同志一贯主张要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阶级与阶级斗争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中去寻找佛教赖以存在的条件。他的这一新著《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应当说也贯串了这一马列主义的观点。
三
佛学自来号称“难治”。那么，是否古代佛教大师的思想真的那么深邃难测，以至今人都无法理解呢？不！今人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水平毕竟远远胜于古人。那么，问题何在呢？
今人叙述古人，往往有两种毛病。一种毛病是站在古人的立场上重拾古人的话头，即所谓以经解经。这样做，即使能完全不走样地真正表达出古人的思想，但由于没有用现代科学来分析，没有提高到现代科学的水平，只是转手贩运，自然于人无补。且由于没有用今人习惯的科学语言来表达，往往使今人看不懂。另一种毛病是随便比附，任意发挥。即用中外一些现代思想派别去比附古人，把今人的思想强加在古人身上。这样，看来似乎条理清楚，实际上缺少科学性。比较，的确是进行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所比较的对象一定要有可比性，不能生拉硬扯。
本书第四、五两个整章中详细分析了东汉、三国时期流传的几部主要佛教经典和几个主要的佛教派别，是全书重点。从这两章的论述看，作者避免了上述两种毛病，研读之后，启发颇多。
例如，书中对小乘佛教的“三科”、“五阴”、“十二因缘”、“四谛”、“三十七道品”等基本概念作了很有价值的探讨。既介绍了这些佛教概念的本来意义，又对这些概念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既指出了它们对人类思维发展史的贡献，又说明了它们究竟是从哪一点滑向唯心主义，导致荒谬结论的。
又如，书中进而分析了小乘佛教是怎样通过上述概念演绎出自己的宗教体系的。书中指出：“小乘佛教脱离人的社会关系来看待人和社会关系，把社会问题归结为每一个人的生死问题，把社会的弊病，归结为人生观的弊病。它教人用超脱现实社会的方法去认识和解决每个人的苦难和矛盾。小乘佛教哲学的全部任务，就是用来阐明他们的这种宗教学说的。”(230页)读来觉得精到明快，一针见血。
治中国佛教史的人，往往因为汉译佛经的晦涩难懂、文理格而摇头兴叹。自古至今，一直有人指责译经家们把经译错了。固然，从翻译的角度来讲，不少汉译佛经确与梵文原典有不符之处。但问题的关键是，古代的译经家为什么会译错？又为什么这样错译而不那样错译？这个问题过去很少有人涉及。任编《佛教史》认为，这种情况“表现了佛教思想在师传上的差别，反映了佛教思想在中国传播上所适应的时代思潮上的不同。”(317页)也就是说，不少所谓佛经翻译错误，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思想在佛经翻译中的反映，是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转化的反映。中国译经史上还有一种情况：有的经曾先后多次译出。任编《佛教史》认为，这些不同时代译出的经，分别打上了不同的时代烙印。任编正是通过这些中文译本与印度佛教思想的比较分析及各不同时代译本的比较分析来把握中国佛教的特点及各个时代思潮的脉搏。这种对待史料的方法，是中国佛教研究中的一种创新，是值得称道和学习的。
四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表现为宗教思想，还表现为一定的宗教组织，并反映在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中。换言之，写佛教史，不但要收纳各类文字资料，还应该审视各类非文字资料，诸如建筑、雕塑、绘画……。应把所有这一切都贯串起来，作综合的、整体的研究。国外一些学者，现在很重视这种整体性的研究，但我国的一些学者，往往仍局限于只注意文字资料的传统方法。任编虽然已注意到非文字资料的运用，但是应该说还是很不够的。
我国佛教的非文字资料是很多的。现已发现的东汉遗物有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四川彭山的陶座、四川乐山麻壕及乐山柿子湾的崖墓及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佛教的宝贵资料。它向我们提出一系列重要问题。以孔望山石刻为例，把它与文字资料相印证，我们可以知道在东汉时期，徐海地区是佛教传布的中心之一。那么，为什么这一带能成为佛教中心呢？这儿的佛教是从哪儿传来的呢？它与滨海地区易得风气之先这一地理位置有无关系？它与南海交通的开凿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有何关系？与滨海地区古已兴盛的神仙方术又有何关系？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此外，各地的寺庙建筑，也应该是佛教史考察的内容之一。例如，据郡县志及山志，三国时，仅浙江一地就有寺庙九所：海盐、天台各二所，慈、嵊县各一所，黄岩三所。其中海盐的通元寺是赤乌中由吴大帝(孙权)夫人舍宅建造的。这反映了当时佛教进入上层宫廷的情况，也可作为任编《佛教史》提及的孙权帮助康僧会建立佛寺的一条间接旁证。要之，如能将这类材料都搜集进来，佛教史就将更完善了。
(《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任继愈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九月第一版，2.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