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尔基与茨威格的文艺书简】茨威格简介
时间：2019-02-13 05:45:3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读《高尔基与茨威格文艺书简》(《新港》一九八○年三月号选载)①，颇有启发。 茨威格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给高尔基的信中说，他尽管“很尊重俄国青年作家的作品”，但他觉得“他们的作品里缺少人民的伟大形象和民族的形象”。“主要的是，缺少一个民族处在紧急关头所必须的那种热情、深挚的魔力。”他认为“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尖锐的观点和了解事物本质的热烈愿望”，而决不能采用“把偶而捞到的一鳞半爪记录下来的方法”。他也象托尔斯泰一样，十分重视作家的诚实和真挚。他对高尔基说：“俄国是需要深入去了解的。您，最诚实的作家，注定要继续描绘这幅壮丽的图画，……”这些话，我觉得都是说得很有见地，很深刻的。
对于一个作家、艺术家的最高要求，就是要能写出人民的伟大形象和民族的形象。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作家是并不很多的，只有少数伟大的作家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要做到这一点要有许多条件，不但要有主观方面的条件，还要有客观方面的条件。
一般地说，伟大作家常常是在社会危机尖锐化的时代产生的。这种时代，照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就是“俗语叫做‘灵魂’的那个东西分裂成为两半或好几部分的时代”。(《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198页)当一个民族处在紧急关头的时候，当一个社会面临激烈的矛盾冲突的时候，必然会在这个民族的儿女身上，必然会在各个阶级的觉醒了的成员身上，激发起罕见的热情和勇气，必然会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民族英雄(当然包括许多无名英雄在内)和各阶级的先进战士。最伟大的作家往往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出现的。因为伟大的作家首先就是民族的歌手，人民的喉舌，他是把这种危机时代的人民的爱和恨，人民的愿望和理想最好地歌唱出来的人。(在阶级社会里，作家当然总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总是以一定的阶级观点来观察和理解现实的。但一个伟大的作家，总是能够冲破他的狭隘的阶级观点的限制，而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和不幸，理想和愿望的。尽管一部作品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不能不受到作家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的制约，但只要作家一般地能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能同情人民群众的疾苦，那么，他即使不属于最先进的阶级，并没有最先进的观点，仍然是能够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的。历史上的许多伟大作品，都不一定是出于当时最先进的阶级的作家之手，可为明证。)这是一方面。另外，当然还要有一个比较有利的客观环境，卢那察尔斯基说：“如果在一个时代，个别文化部门被推到了次要地位，或者社会的发展是迂缓、病态的，那末有才能的个人便不可能被广泛起用，其中有许多简直没有留下半点遗迹就凋亡了。”(同上)最显明的例子，自然无过于“四人帮”横行的时代，在那些年月里，不要说有才能的人不能被起用，好作品不能产生，就是过去时代的、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也统统被他们扫荡光了。好在这已经成为过去了，且不去说它。这里，我忽然有这样一个想法，鉴于我们过去一向有过分重视文艺的宣传作用的偏向(说偏向，也许欠妥当。文艺当然是有宣传作用的，而且也决不应忽视这种作用。但如果过分重视这种作用，把文艺等同于宣传，一切从宣传效用着眼去要求文艺，这样做的结果，就必然反而达不到宣传的目的，那就应该说是一种偏向)，希望我们今后能够注意到，对作家、艺术家的关怀，如果过于从文艺的宣传作用方面着眼，对文艺事业的发展是弊多于利的。重要的是要认真执行“双百方针”，让作家、艺术家有一个良好的创作的环境与气氛。
以上讲的都是客观方面的条件，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作家主观方面的条件。
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决不能只是把偶而捞到的生活的一鳞半爪、生活的表面现象记录下来就算的。他必须有敏锐的眼光，有深刻的洞察力，能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从社会历史现象的整体观点出发来看问题。而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理智的清明和心灵的诚实，更重要的是要有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的爱。
就拿茨威格所非常推崇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吧，这两个人之所以能成为俄罗斯的最伟大的作家，决不是偶然的。他们都是在俄国社会的矛盾展开得最激烈的时候，资本主义正在向古老的、自然经济的俄罗斯猛烈进攻的时候，正是在一个民族面临最深刻的社会危机的时候孕育出来的。在这种时候，整个社会、整个民族都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部分或几部分，敏感的天才艺术家――本民族的忠实儿子，人民的杰出歌手，他们的灵魂也似乎感受到了被撕裂的痛苦；这种痛苦煎熬着他们，使他们不得不提起笔来写出他们的、也是民族和人民的爱和恨，苦难和希望。
茨威格说，他是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进一步了解俄国的。他说：
后来，我上了大学。俄国――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又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一突如其来的新鲜事物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心醉神迷。展现在我眼前的，是前所未有的人性和如此博厚的情感；这样的情感，我以前一无所知，他似一个深渊那样吸引人。我们曾经怀着怯生生的兴奋心情去认识这形象万千的世界；这形象是如此宏伟，超越了自身，超越了人类的一切平庸，走向对立的两极――罪恶与神圣！我们爱他们，又害怕他们；我们是怀着一种类似恐惧的复杂感情把自己同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之所以又爱他们又怕他们，是因为他们与我们之间隔着某种异己的东西，某种极端的、甚至敌对的、令我们害怕的东西。我以整个身心热烈地爱着这些形象，同时也十分明确地感觉到，我是不能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因为这些巨人总是强迫自己想入非非，总是自己起来反对自己。②
这番话是说得很好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是社会黑暗的揭露者与批判者，一个是人性的解剖者与拷问者。但是，在他们的作品里，却既有罪恶的东西，也有神圣的东西，而更本质的则是神圣的东西。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心头存在着神圣的东西，而且他们正是从这种神圣的东西出发来对罪恶的东西进行猛烈的抨击的。但是他们对于自己心头的这种神圣的东西，却也常常发生怀疑，因而他们有时又不免要自己起来反对自己，这也就是他们的悲剧，他们作品的软弱之处。他们心头的神圣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对人的信念，对人民的关怀与爱。但是人，又常常使他们失望，甚至近于绝望(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因此，他们就不得不把这种信念与爱，转向上帝，转向宗教，把他们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升华为一种宗教的感情。这就是使茨威格(同样，也使我们)感到同他们之间隔着某种异己的东西，某种极端的、甚至敌对的东西的原因；才使得我们不由得要生出既爱他们、又害怕他们的感情。
茨威格非常推崇高尔基，他说他在高尔基的作品中“发现了新的东西：俄国人的力量，俄国人的健康的东西，以及这个伟大民族的心灵和整个面貌。”他认为高尔基写出了新一代的俄罗斯人形象，写出了俄罗斯“民族孕育着的、悄悄成熟起来的创造力。”他赞扬高尔基说：“您是用惊人的现实主义、十分诚挚的感情以及您直爽而人道的目光所特有的公正无私来描写人民的。”“您的尺度总是准确的，不会歪曲也不会改变人。”他认为无论是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伟大人物，还是对于那些最最不幸的流浪汉、俄罗斯漫长道路上无家可归的茨冈人，高尔基的描写都是十分真实的。他说：“多亏了您，我们对俄国世界的了解才有了依据，我们面前的俄罗斯人不单单是心胸开阔的人，而且也是具有日常尘世生活特点的活生生的凡人。”茨威格接着说：“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如此公正无比，绝不是他的眼睛的一般机能，或是他瞳孔构造的奥秘――它有机地来自心灵的诚实、来自天赋的永恒的正义感。我从未有过亲自同您见面的幸运，但我从您的每一句话里都能感觉到您本性的无所畏惧的诚实。”重视心灵的诚实是极有卓识的，尽管我并不同意他关于“天赋的永恒的正义感”这种提法。我觉得前面提到的茨威格在称道高尔基时所说的“惊人的现实主义，十分诚挚的感情，以及(您)直爽而人道的目光”，这三者的结合可以说就是产生伟大作品的必要的主观条件和可靠的保证。
在茨威格致高尔基的贺词中，说得最好的也许是下面这段话了：
我幸运地感到，真正的人民，不论何时何地，不论在哪个国家，也不论在天涯何方，都是同样的，好似土地的原生力，好比小麦和大麦，都是吸收同样的汁液，被同一个太阳照耀的本体。不同的民族和人民，烘烤面包的方法各不相同，面包有白有黑，有甜有酸，但构成它的本体――粮食――到处都一样。
这就是说，人民就象粮食一样，到处都是一样的。而伟大的作家都是为人民而写作的，因此他们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相通的，所以也能为世界各国的人民所爱好和欣赏。
高尔基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给茨威格的信中，很赞赏茨威格认为司汤达的悲剧是从他的怀疑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矛盾之中产生的的说法，认为这是茨威格的一个发现和一种功劳。高尔基又进一步指出司汤达的悲剧也是所有浪漫主义者的悲剧。他认为司汤达的浪漫主义是由怀疑主义派生出来的。他并且认为怀疑态度一般和必然地要伴随着浪漫主义。他的意思似乎是说：由于对现实缺乏信心，产生了怀疑，便不得不乞求于理想，于是转向浪漫主义。因此，在他看来，浪漫主义者的心头都是有难以解脱的痛苦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作品，不能不是悲剧性的。
高尔基认为，“司汤达在哲学上是十分人道的，但没有对人的那种侮辱性的‘怜悯’。”他说，“远在叔本华之前，他就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了道德‘同情’的必要性，但不是那种基督教的感伤的和无可奈何的‘怜悯’。”司汤达有他的怀疑主义，而“‘怀疑主义’同基督教在本质上是矛盾的。”他在同一封信中谈到托尔斯泰时，又把他同司汤达加以对比，并说：“至于说到要帮助人，托尔斯泰从来没有象司汤达那样人道地认识到有必要进行这种帮助。”这一点，我不大理解，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他认为托尔斯泰是相信上帝的，既然有上帝的帮助，也就用不到人的帮助了呢？
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给茨威格的信里，当说到司汤达时，他又说：“对于我来说，他第一个赋予文学以人的‘圣经’的性质。”我记得在别的地方高尔基还曾说过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最伟大、最神奇的文艺作品――很简单……它的标题就是人。”这些话同泰纳在他的《英国文学史》里论萨克莱时，说：萨克莱的文学归根到底正象所有的文学一样，“it is a defenition of man”③一样，都清楚地表达了他们认为“文学”就是“人学”的意思。
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记，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抄
①已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所出的单行本《三人书简》。
②见一九二八年三月茨威格致高尔基六十寿辰的贺词。下引茨威格语，均见此文。
③见H.Van Laun英译本第二册第四卷第2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