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统价值观念与民主|传统价值观念

　　杜维明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教授和东亚语文与文明系主任，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的文化与传播研究所顾问。一九八八年七月杜教授应邀访问新加坡，发表“儒家人文主义与民主”的讲演。这篇杜教授与我的问答录简要地概述了他的观点。 金春峰
　　
　　问：儒学传统与民主的关系，是“五四”以来人们深切关心与热烈讨论的问题。您是新儒学的一员，从新儒学的立场，您对儒学与民主的关系看法如何？
　　答：儒家人文主义如何配合民主运动，并为民主运动做出积极贡献，是一个困扰着我和其他儒学研究学者的课题。这问题的提法，我已假设工业东亚国家，包括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值得争取的，因为民主运动象征东亚人民的政治成熟和“东亚知识分子群体批判性自我意识”的抬头。我全心全意地支持民主运动。不过，我也深切了解到这些社会所走的道路维艰，因为民主参与的要求和国家目标如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显然是相矛盾的。我个人高度主观的强烈愿望是即使找不到一条康庄大道的话，至少也能找到一条羊肠小径，让儒家人文主义在裂缝里能和民主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以便在东亚社会里创造出真正民主的条件。儒家人文主义这文化资源还正在影响东亚人民的政治行为、态度和信仰，而民主则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特征。
　　问：“在东亚社会里创造出真正民主的条件”，我觉得是十分深刻的深思熟虑的提法，比之于空喊民主要切实得多。如果不深刻考虑东亚社会的传统和社会特点，以为可以像西方一样，只要把两党制、国会、选举等等搬过来，就立刻会有民主，这实际是幻想。那么，东亚传统在现实中所表现出的特点是什么呢？
　　答：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那些导致东亚工业社会或新兴工业国家经济竞争能力高的制度和文化因素，似乎也正是为这些国家要完全民主化制造难题的原因。
　　要了解这问题，我想对中央政府、教育体系和社会结构几个领域提出我的看法：
　　在中央政府这层次上，宪法、选举和全民代表这些民主措施是现代政体的特征。不过，儒家基本思想则认为，政府在人民福利方面，应负全部责任。这种看法在东亚还深具说服力。换句话说，所有东亚国家都认为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是进行最全面的管理。这种看法，与自由民主观念相矛盾。在自由民主观念里，政府是一种邪恶，但却是避不开的邪恶，政府统治范围越小越好。
　　因此，在后儒家国家和地区里，日本、台湾、南朝鲜、新加坡和――在某种程度而言――香港，其政府要不是万能，便是无所不在。即使在香港，政府建设公共住屋，发展公共交通系统，解决难民问题，清楚显示政府不仅在处理民事纠纷中扮演积极角色，也在发展整个社会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中央政府在责任方面，应该在人民生活方面扮演最大的功能，这看法是建基于政治不是提供社会法治的契约架构，而是全面领导。反映在古典儒家经典内即是“养之、富之、教之”。
　　官吏不仅有统治功能，同时他们也被视为领袖、知识分子和教师。当然，中国王朝的兴亡取决于士和官的素质。同样的，现代国家也是一样，其成功与否常取决于领导集体的素质。
　　东亚政治文化的特色是强调政府领导层。政治权威主义和其负面现象，如等级和家长式统治，及其正面贡献如责任感，在几乎所有的东亚社会都很突出。一个政府是否有效和仁慈，通常是要看领导层是否能公正地使用权力，并为大家所接受。
　　日本的成功和“四小龙”转化成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所说的发展的国家，专注财富和经济力量，可能与中央政府取得商人、知识分子、工人和全体人民的信任有关。不过，这种信任也有其代价，那代价便是统一规划的政治制度。
　　就算是在全面民主社会的日本，它基本上还是一党统治，在该党内有不同派系。不过，没有任何反对党有同样的势力。唯一不同的是过去几个月来在南朝鲜发生的局势。在那里，执政党现在是少数党。不过，反对党组成联盟反对中央政党的可能性很低。这种在垂直统治下的共同努力，使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思想如公民社会的发展，更为困难。公民社会是指社会的势力超越中央政府所能动员的力量。
　　忠实反对党的概念，要在东亚包括日本在内发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发展全面民主所需的政治多元化也很难在东亚工业国家中达成。日本明显的是例外，部分原因是它的历史经验；它曾经是处在美国制度完全统治下。麦克阿瑟本身虽然保守，却很奇怪地协助日本达成全面民主。不过，就算是在日本，执政党和官僚组织的关系非常紧密。它的政治领袖来自杰出的官僚。最近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官僚与新加坡官僚一样，备受尊重。要加入官僚组织特别是外交部和国际贸易与工业部是极度困难的。许多日本官僚担心会为在野党工作。日本官僚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和不同政党工作的经验。他们从二战以来都是为执政党工作的。
　　问：东亚国家的文官体系，其基本成员来自学校，在中国以前是通过科举选拔的。现在，科举制度废除了，但学校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在整个东亚国家，情况似乎都是如此。那么，这种教育制度及其抱有的目标、特点与民主的关系如何？
　　答：最近，我花了大约五至六星期的时间，在台湾大学教授一小型课程，以及一个由历史及哲学系开办的课程。
　　在七月一日，台湾举行联考。整个社会都投入这一事件中，家长、新闻媒介、总统以及内阁成员，都在谈论联考。
　　联考是由国家举办的考试，这种考试制度在日本、香港、新加坡，以至现在的中国和南朝鲜都很普遍。
　　这种考试制度，使领导层通过中央政府的全国性行政机构发掘新血。这种做法，与英美的自由化教育制度比较，即使不是相互矛盾，也有很大的冲突。
　　换句话说，在工业化的东亚，这种考试制度也许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成果；给整个社会提供了某种行动准则，这与强调多个中心的价值体系的多元化社会，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这种竞争激烈的考试制度，只是教育的一部分，因为，根据这些社会的行为准则，上学读书广泛被认为是一种学习待人接物和人际关系的过程。
　　由于儒家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学习如何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发展个人的内心，以尽对个人、家庭以至整个社会的责任，就成为教育的重大课题。这样的社会，我称之为信赖社会，即――由自我修养而达到群体互相信赖的社会。
　　正由于这样，责任意识在东亚社会十分普遍，而权利意识则相对薄弱，但民主机构只有在权利意识普遍高涨时才会发展起来。然而，权利意识与独立的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息息相关的。但独立的司法制度，经常是对立关系的产物，而不是对国家目标深信不移的产物。
　　从儒家思想的观点，推己及人并不是一种利他思想，而是对自我的一种整体看法，自我是各种人际关系的中心，而这些关系则是群体团结的哲学基础。
　　这种自我观念所产生的心理上的原动力，经常被误解为个人对群体的牺牲。然而，儒家察觉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换句话说，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而个人才华发挥时的真正斗争，是介于私欲与真我之间。如果个人能作出适当的牺牲，确保私欲不会显著地破坏群体精神，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可以减缓，而相互关系也可以加强。
　　领导层能够促使群众产生效忠共同目标或社会目标的意识。在这方面，不一定要有超凡的魅力，但必须赢得群体的尊敬和信赖。
　　然而，对这种理想化的儒家思想坚信不移，也必须付出代价。代价是，强调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将会使忠诚的反对派这一概念受到破坏。忠诚的反对派，是参与式民主社会里独立思考者的一种反映。对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人士来说，欣赏一个忠诚的反对派，并不是一件易事。
　　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高度政治化的管制机关，对于个人的身心发展可以比全面法制的管制机关为害更大。了解这个问题，不只对那些关注民主运动的人士十分重要，对研究儒家思想的学者也十分重要。
　　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高度政治化的管制机关，不只要求品行端正。在中国，一个象秦朝这样高度法制的社会，对个人尊严的气节尽力摧残，但也只是要品行合乎标准。你如果是在法律的范围内行动，就绝不会被惩罚。例如，在法律的范围内，你可以有肮脏的思想，只要这些思想不会转变为不可被接受的行为，你就不必负任何责任。
　　然而，一个全面政治化的――我认为是歪曲的――儒家思想管制的机构之中，不只要求行为正确，也要求思想和信仰的纯洁。此外，如果领袖们对于人民行为的端正着了迷，他们甚至会要求人民连潜意识也要端正。
　　强调信用，在工业社会的地方统治中尤其显著。关于地方统治，儒家偏重自力更生，以邻里为基础，加上高度分散的保安组织。这种作法，在工业东亚十分普遍。
　　东亚的主要都市，相对来说都较安全。这些都市人口集中，但人民生活的节奏是由各个小型但自给自足的邻里社会的相互调动所形成的。
　　对于离经叛道的行动，主要威来自社会统一功能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压力。李浩在《没有律师的法律》一书中说，在中国，社会的安定不来自法律的约束，而在于群众和意识形态的压力。在日本，律师与工程师的比率是一对七。这正是为什么日本的生产力这么高。在美国，刚好相反，七个律师对一个工程师。而全世界的律师之中，至少是由四分之三是住在美国。美国正转变为一个高度法制的国度。我们现在已看到这种制度所产生的各种反面的结果，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东亚工业化社会的情况。
　　在东亚，法律专业，特别是判决民事纠纷的法律专业，仍然是一个有待发展的领域。而当然，独立的司法制度还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
　　社会有关功能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压力，经常是主要的威慑，而心理上的犯罪与羞耻感，又经常比强制的力量来得强大。
　　当一个人成为人际关系层层网络中的一个部分，熟悉于各种社会与民族的习惯与情操时，他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责任感将大大加强。他的价值与尊严，将取决于他是否能够把他的原始的联系，转变为自我表现与自我发挥。
　　问：教育是儒家的重要价值观。从你的深刻观察，可以看出，这种价值观念在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仍然是牢固地存在的，尽管它的内容与形式有极多变化，而这种价值观念与发展民主是很不协调的。我想许多要求民主的人，对这一点是根本没有想到的。那么家庭也是儒家传统的基本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念与民主的关系如何？
　　答：在儒家传统中，家庭不只是基本的社会单位或联系，在许多时候，国家领导人，多数知识分子及一般人民都把国家当成是扩大了的家庭。这当然是中国人的传统遗产，也是儒家遗产。在正面意义上，这意味着对领导人的敬意。但负面结果是很难发展完全参与式的民主。民主是基于怀疑心理的基础上的。是基于人民怀疑领导人的信念上的。怀疑心理成为过去的演变至民主的一部分。人们都怀疑领导人的动机与意愿。但权威危机的问题目前也在台湾出现。执政的国民党与反对党之间并没有共通的语言。双边也没有相同的游戏规则。
　　因此东亚面对的危险就是一方面存在没有冲突，紧张或怀疑的快乐家庭典范，但要是这制度一瓦解，也就没有可以遵循的竞赛规则，使政治竞争变得实在凶猛。许多人心里都怀疑，是否能够发展一套新的竞赛规则，以使对立双方都能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以发展出一套民主。
　　我们目前在台湾看到的，是公众领域逐渐地被消解掉的情形。这个公众领域本来是一个铸造舆论的地方。通常大众传媒可以在发展这领域上扮演重大角色，但在台湾我们却看到公众领域被私有化，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那是新闻，我却不认为那是。如果你觉得很重要，我却觉得不重要。即使在大众传媒之间，也没有一套共通的协议。如果一家报纸觉得那是重要新闻，另一家就会设法破坏其重要性。我们都知道报纸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例如《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但至少他们能一致同意什么是重要以及什么不是。他们只是在实际处理新闻上有所不同。
　　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家庭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不可解散的单位。人类社会的基本联系，譬如五种基本关系，被认真的看作是确定人类本质的标准。家庭在儒家的政治，社会及宗教观念中所占的主导地位，是儒家基本精神的自然成果，即儒家把参与社群生活当作是要我体现的出发点，同时，民主机制在某一方面，即使不是与家庭等自然人类单位直接对立，彼此也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只要当我们超越家庭结构或家庭术语，我们才能推展民主机制。假如我们从自由民主观念来看，认为国家是从家庭的扩大而来，这是对民主机制的一大误解。民主机构是基于它可超越家庭关系的能力而建立的。
　　因此，契约性与对立的关系，是民主的指导原则，这种契约性与对立的关系，和以讲求对基本家庭价值及家庭单位内的和谐、安宁与稳定，及基于互相信任的家庭关系是不协调的。从自由民主观点来看，冲突是件好事，如果没有冲突，没有个人权利、个人利益，契约关系及对立体系等观念，西方式的民主也就不会存在。
　　问：你的这一观察极富启发性，也极富挑战性，是值得所有真正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的人认真思考的。切实研究这些问题，从中得出应有的答案，比空喊要胜过十倍、千倍、万倍。你的思考，至少使人们看到，在东亚发展民主意识有着内在的困难与矛盾。问题真是极其严峻。但儒家的价值观又由家庭而深化为个人与人际的关系，从这一角度观察，儒家或东亚传统与民主的关系如何？
　　答：儒家一向是把个人当作一套人际关系的中心，而不是一个个体。如果个人成为人际关系的中心，个人的责任就会比权利来得重要。要求受根深蒂固的儒家人文主义影响的东亚社会承认权利的存在是很困难的，虽然他们也没有责任的概念。打个比方，每当有人提起权利的问题，东亚社会的快速反应是：你是否已尽了你的责任？如果你还没证明自己是个负责任的社会成员，你怎能要求享有权利？
　　在西方，权利被当成是不言而喻具有价值的东西。因此要求享有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我因了解自己的权利而要争取，这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这是一个冲突，而且是主要的冲突。我并不是说西方对权利意识的维护就一定强过东亚对责任意识的维护。没有讲求责任的权利，也可能变得非常具有破坏性。但我们察觉到一个冲突，而且是明显的冲突。
　　当然，西方所理解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继承了某些不可分割的权利这种尊严的基础上。那些对社会完全无贡献的人――在美国就有很多――当他们组织起来要求享有权利时，他们的要求也会受注意。我们都知道美国的福利制度在推行时出现问题，因为这福利制度可能成为一项经济灾难。但美国人，特别是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当他们组织起来要求享有权利时，他们能成为西方社会里一股有力的力量。
　　这使我想起最近和彼得・伯杰(Peter Berger)的一次谈话，他对西方自由民主的观念提出相当强烈和正确的论点。他说：没有“异化”，就没有自由。“异化”在他看来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个人必须感觉到他与社会有个距离，才能形成自由的感觉。在我看来，这与受儒家人文主义影响的东亚社会是存着相当大的对立的：“异化”必须被消除，因为它是社会迅速发展的负面产物。
　　即使在目前的中国大陆，也有相当激烈的辩论，某些学者如周扬就指出“异化”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应受正视的现实，他因而受到批评，这些人说：“异化是资本主义的观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以为‘异化’是实在的概念，它是一种我们已经克服的东西。”
　　但“异化”存在于知识分子、改革人物之间是相当明显的事实，而他们又拒绝承认它的存在。
　　不过，以彼得・伯杰的观点看来，“异化”不只是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且和国家与社会的强迫力量比较，它是促进个人自尊的一种更为有力的力量。
　　问：还有哪些传统而至今仍然被人们接受，习以为常的观念是和发展民主相对立的呢？
　　答：在儒家人文主义的影响下，道德与政治是分不开的，这也和西方民主观念相当不同。
　　道德与政治被当成是不可分割时的正面意义是，领袖必须成为值得模仿的领导者，领袖必须显示出自己道德正直。这和古典儒家中内圣外王的思想是一致的。不幸的是，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实际发生作用的，不是圣王思想，而是王圣思想，王圣与圣王思想是截然相反的。
　　圣王思想认为只有具高超道德尊严的人才有资格当政治领袖。王圣思想指的是一个通过权力斗争、叛乱或暴力而夺权的政治领袖在当政后，不要求民主的效忠，而是要求政治及道德上的效忠。这情况下出现的强硬控制手段，可以变得非常具破坏性思想、道德与政治领导成为三位一体，使这位过去在中国受到极度敬重的领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国全体及中国人的身心，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我想如果这种道德与政治的结合运作得当，何者为优先的观念应该是很清楚的，也就是道德为先政治其后。但如果情况刚好相反，就可能出现一种非常严峻的控制手段。
　　我较早时提到，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儒家控制体系，将比一个完全法家化的控制体系，对个人的身心发展造成更大的破坏。那是因为法家的控制体系只要求行为上保持正直，但被歪曲而政治化了的儒家控制体系不但要求个人保持行为正直，也要求态度上的正直、信仰的纯净，甚至无意识的力量。
　　另一个价值观是政治领导层的形式，即全面管理是值得推崇的。这种看法在台湾、南朝鲜及新加坡就很明显。当出现问题时，人们自然而然地要求政府提供解决的答案。台湾最近出现自立救济运动。人们决定罢工，组织起来进行各种示威行动。他们要求中央政府，也就是立法院提供答案。另一个例子是台湾允许超过五十岁的人民访问中国大陆。当许多老兵了解到他们能去、却没有足够金钱时，他们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政府援助。政府答应了。因此，政府不但是无所不在，也被当作是全能的，只要人民相信政府是全能的，就很难发展民主，因为构成西方民主基础的怀疑心理还没有发展起来。我不是说怀疑心理是值得追求的东西，但个人面对中央政府时，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肯定是促使任何民主运动达致成功的要素。在台湾，目前形成的公民社会，却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执政党不但觉得自己并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它也自觉无法处理许多重要的课题。这对民主而言是个健康现象，因为人们不得不为自己负全部责任。经济阶层变得强大，大众传媒变得强大，知识界变得强大，各个公共组织及反对党也都变得强大。许多人相信如果反对党能取得多达百分之四十的选票，国民党将会变得更自由开放。这说明人民认为政府领导层是完全的领导层。这种看法和民主观念或怀疑心理是有些冲突的。
　　纵观以上所述，东方民主的发展是应考虑这些社会各别的文化状况。如果人们单视民主为大多数人民参与决策，而不把根深蒂固的文化条件考虑在内，那么，民主的发展很难进行。
　　民主的精确运行有赖人们对是非的判断，这与儒家传统的理论基础与常识难以融洽的配合。不过，还不是无法消解的分歧。如果你从一个更广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互相冲突的领域和范畴相当多。我可从台湾与南朝鲜的民主运动看出，它们正进入不稳定的道路，进入动荡的局面。我相信新加坡的民主运动也会面对同样的课题。即使在日本，所有民主程序都必须经过一些调整。这类危险是不时存在的。不过，如果我们深切了解这些危险，我们可能走出一条具有儒家特色的民主道路！
　　问：谢谢您，杜教授。经过您的这番剖析，我对“羊肠小道”有了清楚的了解。这确是一条羊肠小道。不过我们总要有勇气在这条小道上走下去。走的人多了，小道总有一天会变成大道。不过，那个时候东方或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优秀之处是否还能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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