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花生树 自成一家]杂花生树
时间：2019-02-15 05:31:1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龙门阵》的民俗特色 四川人民出版社办的《龙门阵》双月刊，是一本文史民俗杂志，自一九八○年十一月创刊，迄今已出四十期。四川人口中的龙门阵，即是外地人称的聊天摆条，形式极为随便。只要有人事的际遇，就少不了龙门阵：谈心、言笑、话旧、抒怀，无束无拘，极富家常味。它的内容不论人间天上、今来古往、世态人伦、自然物理，大至天下兴亡，琐及柴米油盐，兴之所至，无所不包。闲言碎语月深年久，也能浸染人心，起作用于无形。但是人去话散，也可以消失的无影无踪。只有人在事传者，才有条件搜集刊行。可惜它的价值与“生命”短暂的特点，都未引起重视。鲁迅曾说：“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其它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先生已辞世半个世纪。他生前叹息过的状况，长期以来似无大的改变。如今《龙门阵》却有志于在这个领域里拓荒。创刊号上编者的话，就说了办刊的缘由：由于经常收到一些有关文史民俗等多式多样短的或比较短的稿件，内容既富积极意义，行文亦殊饶情趣，归类成集则嫌份量不足，一函退掉又近似还珠，于是始有丛书之辑。
华夏疆域辽阔，地异俗殊。《龙们阵》既是四川的土特产，巴蜀及其首府成都的风土色彩，自然成为主要话题。比如茶馆之为业，在全国各地源远流长，已不待细说。蓉城何独盛此不衰，名冠神州呢？除去蜀中是茶的祖籍、蜀人开饮茶风气之先这个“源”外，还得从蓉城茶馆这脉“流”的本身去探究，才好说明。西谚云：“要真正认识巴黎，最好的地方是她的酒吧间。”我们何尝不可以说：“要真正认识旧成都，最好的地方是她的茶馆”呢？《旧蓉城茶馆素描》(一九八二年第六期)描茶馆之形，传蓉城之神，可谓一举得兼。若按作者的指引，对当地茶馆的格局、氛围、内部结构和行业风习细心观察，即能弄懂它的特色就是它“耐坐”的秘密。单说茶具一项，便可揣想饮茶一事在蓉城早已成为一门学问。即以茶杯盖而言就大有讲究，可平扣全闭，亦可斜扣半闭，或全揭不闭，能调节茶汁的溶解速度。品茗勿须揭盖，香味徐徐沁出而茶渣无由入口。性急又好喝浓茶者，只须用茶盖刮动茶叶，加大其同水的接触面，顷刻便有浓汤可啜，十分惬意。这当然尚属物的范畴，家居也有条件置办。要进一步探索茶馆在旧蓉城人民生活中的地位，那还得身入其内。旧成都是一个消费城市，生活节奏缓慢，百无聊赖的闲人凭借茶馆消磨光阴，但出入茶馆的并非全是闲人。对于一般市民，茶馆除了是品茗谈天驱遣时日的理想“桃园”外，还兼有“会客室”、“俱乐部”、“民事纠纷调解处”等多种用场。它也是某些小商贩的营业基地、行帮会社的“办公室”、民间曲艺艺人的主要“舞台”(旧蓉城没有一所专业曲艺剧场，曲艺艺人只能寄人篱下，在茶馆内演唱)。如此分析，茶馆实为人际交往的重要环节，经营手段的五花八门，是社会“各取所需”的结果。佛说：“一滴水中见大千。”茶馆这滴“水”，无疑是大千世界的缩影。它不仅折射出诱人的地域文化色彩，而且有史有今：涉及到多层次的人生和精神文化现象，内涵极为丰富。我以为，若以此作标本，触类旁通，或可囊括蓉城近百年中一些约略可述的大事件，容量当不减于一部史志。
但是这些记述作为历史的章页，毕竟出自抒发阅世情愫的龙门阵，渗透着世俗气。因为作者著文，原本起于感怀，可难得的是在岁月的风云变幻中，他们还葆有对人生的诚挚，娓娓道来，历历如在目前。而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阅读时已不免有沧海桑田之慨了。这还仅是一方面。还该看到，象这类风土篇章，多是第一次变成文字的感性资料。它们在俚俗鄙琐粗糙愚鲁的背景上，再现出四川的方方面面，例如四川的“袍哥”，旧成都的“人市”、赌风、当铺、中药店、人力车、市声、米行、灯会、妓院、客栈、大众化食品，鸡日剪纸、人日出游、二月小游江大游江、门上挂“吞口”等遗风，“拉肥猪”、“跑江湖”、“送穷与迎富”等习俗，以及“禁烟”丑闻、“禁政”黑幕等等，极富于本地格调，让读者面对最真切的生活场景，而这些在文献记载中都缺略不详。也正因为此类风土文章中的大多数不是来自摘抄牵合，所以尽管一时难求齐全，相当多的篇幅还显得琐碎，但能攘今征古，探测民风的源流变迁，以其真实性暂备一说，用于填补民俗史(特别是近代民俗史)中的空白薄弱处。因此不妨这样认识：它们是以微观示宏观，带有拾遗补阙性质。
民俗是随人事发展变化的伴生现象。民俗史就是事物的发展史。回视一些典型的生活形为方式，即能折射历史的演进轨迹。《水桶栈房――慢慢绵》(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写重庆一家奇特的“水桶栈房”，展开来则是一轴山城“饮水史画”。山城重庆水陆交汇，商业繁荣，六七十年前城中没有自来水，于是应运而生地出现了一个特别行业――挑水业、一家专供挑水农民食宿的水桶栈房。房客每人一挑编号大水桶。房主按月收房租和水桶费。栈房取名“慢慢绵”，表明店老板以“从不催食”为招徕。挑水工负重爬坡，起早贪黑，体力消耗大，不吃饱喝足就难以坚持。中午和晚上进餐时，“慢慢地绵到吃，权当歇气”。房主为了把“这几百号人团结拢来，成为自己的一个力量”，在地方势力的支持下立案组建帮会，定有帮规章程、会期、份金和补助条款。在一个长时期中，他们几乎垄断了对居民的饮水供应。“慢慢绵”脍炙人口，是重庆市民茶余酒后的谈话题目。外地人去山城，常以观光水桶栈房为赏心乐事。《“麻乡约”的兴衰》(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写旧时西南最具规模的民间运输业“麻乡约大帮信轿行”的趣闻和经营情况，呈现的则是中国民办邮政兴衰史。相传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湖北麻城有大批农民迁徙蜀中。远离故土，思乡情切，大家每年都要公举代表回老家探望，往返传递信件和农副产品。公举出的代表必须正直守礼，人们称之为“麻乡约”。麻即麻城。乡约是那时农村负责调解事务的人员。麻乡约本义如此。它后来怎样跟信轿行挂上钩？这就引出了一段龙门阵：一位川黔道上的脚夫，从激烈的竞争中一步步奋斗为民间运输业主。他与后继者的升沉起落，即是该行业的兴兴衰衰。“麻乡约”在西南规模最大，线路最长，远达京、津、沪、汉、滇缅、滇越，近及西南三省的穷乡僻地。主要业务是客运、货运、信函三种。运输离不开人力，车、船、轿、担乃是伴随始终的工具。但从清代咸丰中叶(大约是一八五五年)至本世纪四十年代的近百年间，它可谓“管得宽，管得长”。它经营过程中的那些趣事轶闻，在今人眼里已未免荒唐可笑，却反映了清末民初的社会风貌和当时交通闭塞、运输原始等诸种情况。
挑水业和信轿行历史不短，有整套别具一格的管理经营办法，在近代各留下一段光辉业绩。它们到底还是旧事物，依靠反动官府和地方恶势力起家，带有封建把头式的行帮性质，不可能实施改革采用先进技术，去适应社会不断进步的需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重庆开始兴办自来水公司，各地相继修筑公路，长江航道上有了更先进的民生公司等航运企业，邮局遍及各县。这就宣告了挑水业和信轿行的寿终正寝。肉肩膀扛不住蒸汽机冲撞，肉脚板跑不过胶轮轱，势所必然地要掉在后面化为遗迹，消亡在封建社会的缓慢过程中。这也是英雄失路的悲剧。弱肉强食的教训，揭示出生产力发展与历史同步的严酷真理。这类溯念前尘影事的文字，所写多为一片面，寓风土知识于其中，从特定的视角于以观照，有来龙去脉可寻，一物一事自成完璧。仿佛那逝去的岁月不曾逝去，在与我们逆向行走，不歇地吟唱着人生的欢歌哀曲。而且这种“点”上生发，从一物一事的有限空间进行透视，正是《龙门阵》风土的特色之一。除却某些篇章能象上述两文传达出事物的整体氛围外，更多的只是局部原初生活形态，古意斑斓，野味十足。但又唯因原始，方能存真，唯其是局部，更容易写深写细。这个特色，尤为别的报刊杂志所不及。《龙门阵》风土可赏可鉴的近期功能，也多半在此。
在中国，“文化―社会―政治―心理结构”，是分割不开的整体。中下层社会的文化存在，却长期不见于著书立说。这说明我们对传统文化整体性的思考，还缺乏自觉意识。人人都见过讨口叫化，也能觉察出乞丐会对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某种影响。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此作过理论总结。雨果《巴黎圣母院》有过形象塑造。但具体分析这个社会现象在文化积淀过程中的作用，《龙门阵》还是首次。《这儿也有个“奇迹王朝”》(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的作者，经过长时间的留心，搜集了许多资料，以旧时成都见闻，将乞丐按流按派归类，组合为一篇百丐录(同一作者另有一篇份量更重的文章《解放前四川乞丐的形形色色》，刊在《重庆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上，可以补充此文)。列而述之，无奇不有。只看表象，乞丐寄生社会，贪馋脏懒黠，无异滋孳罪恶的渊薮。但是这个可怜的寄食群落，古往今来吸引、启发和感动了不少文艺家。据说西方有社会学者作过世界性的统计，涉及乞丐生活的文艺作品，几乎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上百的名家名著中包括鲁迅的小说和张乐平的长篇连环画。乞丐中有无名的文艺人才。行乞的旅程，是对社会的特殊经验。由他们创作的野曲陋调，愤懑辛酸，不乏切中时弊、数落人情的佳构。说来有趣，讨口叫化一经摆在巴蜀，还会沾染上四川色彩。这在川剧和四川方言中表现突出。活跃人世间的乞丐，化作艺术形象后在川剧舞台上同样活跃，还别开了一派丑角行当――襟襟丑。乞丐诙谐幽默的粗言俚语，是构成四川方言的一大材料。演卖江湖杂技的艺丐，传播了“丐帮”武术。乞丐们的破“格”饮食，在不经意间为烹饪园地添了花色。列入菜谱的叫化鸡、青筒鱼、锅巴肉片、砂锅鱼头、四烩、十景等名食，制作方法独特，非草炊野餐的流浪汉，根本无从想象。我们对这批畸零者的文化贡献，收集得实在太少。过去曾有一本《西南采风录》问世。内中存有一点关于乞丐的歌谣。那是闻一多在抗战年间的成绩。此后便无人再加以留意。小而言之，是民族文化的损失，大而言之，是对社会认识的片面肤浅。中国土地上的“奇迹王朝”，至今仍未绝灭。在对乞丐问题的处理上，解放后也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应该有经验总结。但愿《龙门阵》这篇有眼光有份量的文章，能抛“玉”引“玉”。
宗教在今人眼里，除知道是“精神鸦片”外，大多无更深的了解，对划出“正派神”行列的“淫祀邪神”诸如端公教，恐怕对名目都陌生。端公源于古“巫”。巫是人而能事“神”。一个活端公就是一份活的风土资料。但现在的端公已经很少见了。《巫教的遗风――跳端公》(一九八一年第三期)，是目击者从回忆里搜检的“碎片”，勾画了端公祀神(俗称庆坛)的大概轮廓。历史遗风与历史文物历史残存，都是研究华夏文化的重要依据，能解决单靠文字记载不易解决的问题。这篇文章就对巴蜀文化和中国道教，起到了一点儿佐证作用，还可用于研究文学史戏曲史。闻一多当年用川黔地区端公“送花盘”的迷信仪式，恰当地阐释了《老子》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含义。对《山海经》和《离骚》中的“糈”字，郭璞、毕沅、段玉裁几位古人各有注解，一说“祭具”，一说“祭神之精米”，难下结论。该文用端公教的祀神过程，证明了现代人江绍原的解释：“享神之糈，礼毕酬巫――这才是于我们最为重要的事实。”《九歌・国殇》描写的场景，与跳端公中的“放收游兵”类似。一为悼念祭祀战死的雄鬼，一是请雄鬼们血食千载。但“放”时要告诫，“收”是为了不致流落人间生崇。故尔四川有“放鬼是你收鬼也是你”这句方言。端公的神歌，实际上是各种民歌小调的集中、改编和摹仿，生活气息浓烈，不少精华有待吸收。
我有与这篇文章的作者相同的感想：对宗教文化的研究要抓紧。现在做虽为时已晚，总比将来到处翻古书，挖古坟，访求未必可信的遗闻遗物，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件事，尽管有先行者鲁迅、闻一多等人的实践与呼吁，至今仍反响微弱。确有兴趣者个人去做，会耽心招来“提倡迷信”的误会。其实只有戳穿底细，明白了解，才不致使人迷醉。
我喜好《龙门阵》，自不待言关心它的发展。也因此感到它的形式和内容都需要做一些完善补充。
稗官野史与人物志等栏目，以写人记事为主，但所涉及的对象多来自中上层社会，下层人士相对说来较少有抛头露面的机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能工巧匠、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为民族文化做出过贡献，论功绩不比大人物差。问题在于题材的深入开掘和艺术感染的力度。它是考验编者才识锋刃的试金石。《史记》树有榜样。今人行事要远胜古人才好。
刊物的栏目安排围绕文史民俗相财范畴，形如杂花生树，比较丰富，可是仍有一些不该遗漏的题材，现有栏目包容不了。语言是民俗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刊物在运用川语，对语言课题却没设栏目。此前仅有一篇谈四川地区广东客家话方言岛的文章，勉强搁在风土志中(见一九八四年第六期《龙门阵・四川的客家人和客方言岛》)。而“风土”本身就很有潜力，大有龙门阵可摆，不应停止在一般性描述水平上，拾遗有之，而对民俗事象更深一步的分析认识却还不够。这也许与刊物作者队伍年龄结构趋于老化，缺少新的研究者有关。发现和培养中青年作者已成了日趋紧迫的任务，否则这份具有独特光彩的刊物就不仅不能在对风土民俗的挖掘研究中走向新的高度，反而会出现后力不加的状态，果然如此的话，岂不让人痛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