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雪寒与隐蔽战线] 隐蔽战线
时间：2019-02-16 05:40:0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徐雪寒一九四三年春至一九四四年五月在隐蔽战线工作。为这两年的短暂经历，他蒙受不白之冤二十六年。这是他生命历程中最为特殊、神秘和最为惨烈、沉重的两页。 一九四一年初，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一月二十五日，奉中央之命，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陈毅任代理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一九四二年三月刘奉命调延安后，由饶漱石任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当时，曾山被任命担任华中局的组织部长，具体负责组建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军部的干部班子，同时兼管华中局的财经工作。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陆续形成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三种地区。中共中央对三种地区工作的具体要求和领导方法各不相同。一九三九年中央曾要求在沦陷区建立新的情报单位，以了解日军的实力、部署和意图，英、美、德、日等国在上海与重庆间的活动，以及日军与国民党的各种接触……其中特别重视蒋日间勾结的活动。为利于长期隐蔽，中央要求新的情报单位与老的情报单位在组织上不要混淆。一九四○年，潘汉年在上海已建成新的情报单位以及同延安通报的电台；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派了十一名干部支援潘汉年系统的上海情报单位。一九四一年后，敌区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凡不宜继续在敌区隐蔽的同志如刘晓、潘汉年等，皆按中央指示撤到根据地。
一九四三年初华中局组建了情报部，潘汉年被任命为情报部部长，负责指挥以上海为中心的情报工作，情报部的业务由延安的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而在华中局，潘的顶头上司就是饶漱石。为了能全面掌握华中敌我友各方情况，华中局成立了由潘汉年、赖传珠、胡立教三人组成的情报工作委员会，潘汉年任主任。此时，周恩来电告华中局，转去徐雪寒的组织关系。华中局将徐分配到潘汉年领导的情报部。接到调令后，是潘汉年亲自找徐雪寒面谈的。一介书生的他，此前从未在党政军的高级领导机关工作过，更没想到自己要接手的，竟然是陌生的专业情报工作。虽然很感意外，但他服从了党的分配。
徐雪寒原是新知书店的主要创始人，曾任拥有二三十家分店的新知书店总经理。他怎么会去了根据地，又转行搞起了专业情报工作呢？笔者从有关历史资料，梳理出了其中某些原由。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日，日军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根据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中不适于长期隐蔽的党员陆续向敌后抗日根据地撤退，一九四二年八九月间，徐雪寒从上海撤到苏北盐城抗日根据地。当时华中局文工委在盐城附近建了个“文化村”，接纳各地撤退到苏北的文化人，“村长”由陈毅亲自任命，是在文工委任委员兼秘书长的扬帆。“村民”中有各界文化名人，与徐雪寒同住文化招待所的有范长江、贺绿汀、阿英、黄源等人。搞过经济研究和财经工作的，被扬帆尊称为“经济学家”，其中除徐雪寒外，还有孙冶方、骆耕漠、顾准和薛暮桥等人。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把这批文化人视为根据地的宝贵财富，陆续分配了他们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徐雪寒直接受命于华中局财委主任曾山，参与了苏北根据地多项财政建设和金融贸易工作。他曾奉命把进步书刊由海路输送到苏中、苏北、胶东和浙东等根据地，以满足抗战军民的迫切需要；还曾协助敌后根据地在上海承办和疏运一部分军需物资的秘密运输；他曾设想将新知书店迁往根据地。这个打算得到陈毅和饶漱石的支持，但徐雪寒回上海后，日寇对苏北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战事紧张，此事就搁下了。这段在苏北根据地为华中局所做的艰苦而紧张的工作，不仅使徐雪寒往返苏北与上海等地时，熟悉了周边敌我友相关情况，也加深了曾山对徐雪寒的考察了解。一九四三年春，恰逢华中局机关用人之时，周恩来的电报对徐雪寒调情报部起了重要作用。但曾山手下也急需干部，他不肯完全放手，仍让徐雪寒兼做一些经济调研工作，归他直接管辖。
在撤到根据地的文化人中，徐雪寒具备的某些特殊社会关系和自身能力，也使他成为调情报部的适合人选。做情报工作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徐雪寒曾先后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组织部干事（组织部长是沈钧儒），后又任副总干事。在救国会的工作和活动中，徐结识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全救会的知名人士，联系了不少各界有影响的爱国人士，在国共两党中都有一些上层关系。另外，徐雪寒个人的社会关系中也存在政见不同、派别各异的情况，有的在国民党中还拥有较大的权势。据徐的长女大妹陈述，徐的“姐夫曾是蒋介石的副侍卫长”，在“南京住的是独门独院的小楼。现在想起来，……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一定已经不低了”；“而表妹夫二十年代留俄时与蒋经国相熟，留俄回国后在国民党军统中任要职”，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不仅可以作为重要情报的来源，而且在敌占区可作为掩护，必要时还可利用这种关系处理一些特殊事件。后来，潘汉年曾因此派徐雪寒到南京执行重要任务。国共两党之间，从过去的尖锐对立，到抗日时建立统一战线，又联合，又斗争。在情报战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徐雪寒的这种关系很有利用价值，起码他外出执行任务，可以住在亲戚家中，门口还有卫兵把守，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如有突发情况，疏通起来也比较方便。
徐雪寒还有一个特长，就是会日语，这在当时党的干部中是比较少见的。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徐雪寒被捕关在杭州国民党陆军监狱时，曾和难友一起学习世界语，并自学掌握了日语，出狱后他编译了日本学者神田丰穗著的《社会科学小辞典》、加田哲二著的《德国社会经济史》等书稿，后来分别由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是全民族的死敌，与日本的情报关系和来源打交道，他的日语大有用武之地。另外，徐雪寒尽管没有接触过专业情报业务，但他一九三四年编过《中国经济情报》，一九三六年编过《救亡情报》，都是需要搜集、整理、分析综合情报。这类工作，锻炼了他综合鉴别情报的能力，他的文字功夫也派上了用场。在党性方面，徐雪寒也是经受过考验的。他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二六年转党后从事过工人运动，担任过县委书记和地委组织部长，经历过五年铁窗斗争的磨炼，组织过抗日救亡活动，抗战爆发后，中共长江局领导的中国出版社和徐领导的新知书店均由徐主持，成为国统区宣传马列理论和党的政策的重要阵地之一。他曾多次面见周恩来，请示工作，还接受过周交办的特殊任务。在协助根据地完成秘密运输任务中，他亲自领导的海上运输队，与敌人斗智斗勇，出生入死，战果累累。作为党的一个情报人员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忠诚、忘我、沉着、机警，他都具备了。
一九四三年一月，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移驻苏皖地区的淮南根据地盱眙县的黄花塘。同年六七月间，徐雪寒到华中局情报部报到了，那年他三十二岁。穿上新四军军装的他，平添了英武之气。然而架在鼻梁上的黑边眼镜，还是让他在根据地那些威武军人中，显得书生气十足。那时，新四军的军部、军政治部的直属政治部与华中局的情报部，同驻在离黄花塘不远的大王庄。一九四三年的淮南根据地，处在十分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大王庄又是个水源缺乏的穷平原，虽然物质生活资料非常匮乏，但是普通干部、战士和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却是令人欣喜的。许多人都在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忘我工作。整个根据地充满着一种奋发向上、生机勃勃的革命朝气。关于到达淮南根据地后的生活和心情，徐雪寒在纪念李代耕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在这里）“我们几乎没有私生活，衣服足以御寒，是供给部发的”，“一日三餐都在政治部伙房吃”，晚上“一灯如豆”。“虽然物质生活很清苦，但从上海敌占区那种日伪侦骑密布的白色恐怖下，骤然到了根据地，精神生活得到大解放，感到身心轻松愉快，这真正是自由明朗的天地。”徐雪寒很快就在新环境中适应了新的工作。
先于徐雪寒到情报部报到的，是潘汉年的政治交通员何荦，他的主要工作是秘密传送潘汉年系统在上海等地情报单位的情报。何一九三七年冬投身革命，在上海从事职工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到华中局城工部干训班学习，一九四三年初分配到华中局情报部。何荦是潘汉年得力的政治交通员，也是徐雪寒在情报部一起工作时间最长的战友。有段时间，徐雪寒与何荦同住一室，白天他们的住处就是办公室。尽管如此，由于情报工作保密严格，因此很多事情的内情当时何并不清楚。直到一九八二年八月潘汉年案平反后，国家有关部门要刘人寿和他等人到北京整理编写《潘汉年情报资料简编》和《潘汉年史料简编》，看到潘在受审期间所写的自传和有关材料，才得以知道一些事，并对潘和徐的情况有具体的了解。二○○五年六月，何荦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评价徐雪寒的：“他这个人看上去像个书生，作风朴素，淡泊求实，平易近人，谦和热情；工作起来十分专注，扎扎实实，勇于负责，勤奋敬业，十分干练。处变不惊，也不畏艰苦。”谈及潘、徐关系，何荦说：“潘汉年出身于书香门第，当过教员，写过一些小说、杂文和诗歌，曾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在淮南根据地算得上是个大‘秀才’了。徐写过论文，当过编辑，所以在文字上很会挑毛病。潘汉年工作之余写了一些旧体诗，拿给徐看，徐会向他提出修改建议，可见他们个人关系是不错的。”
徐雪寒与根据地的其他同志相处得也很好，他对人和气，有时开开玩笑，说话挺幽默。何荦当时的女友吴真，是女工夜校的教师，秘密身份为上海情报单位的联络员。她回忆说：“一九四四年冬天，组织上派我到根据地参加一个月的整风学习，恰好徐雪寒到上海巡视完工作、何荦取完情报也要返回根据地，他们还有护送任务，就是带一个姓邹的青年学生（后来才知道是邹韬奋的儿子邹家骅）到根据地进建设大学学习。所以我们四人就同行了。到根据地后，我与李琼（后为扬帆爱人）同住一屋。我们换上新四军军装，每天早晨顶着寒风出操跑步。一天因为风大怕冷，我围着从上海带来的毛线围巾，把鼻嘴捂得严严的，还戴了手套，徐雪寒笑呵呵地说：‘小吴呀，你这个样子，兵不像兵，民不像民的。’我马上意识到了他的婉转批评，很感谢他的及时提醒。”吴真还提起她现在的名字，正是徐雪寒这个“秀才”给改的。有天闲聊时，徐说：“在新四军中，女同志的名字大都改成了单名。叫吴佩珍的，重名太多，也太一般。我给你提个建议吧，能不能改叫‘吴真’？‘真’是真理的‘真’，‘真诚’的真，‘真实’的真，你看好不好？”当时大家都觉得好。于是“吴佩珍”就改成了“吴真”。这个名字，吴真一直叫到现在。那年冬天特别的冷，大雪落到头发上、眉毛上立即就结成了冰。有天晚上，吴真和李琼去华中局党校看党校排演的苏联名剧《前线》。徐雪寒很担心这两位女同志迷路，他挑了匹识途的马交给她俩，又叮嘱了半天。那晚北风凌厉，大雪纷飞，她俩的围巾被冻得梆梆硬，眼睛看不清，路也找不到。她俩不会骑马，是跟着徐雪寒替她们备的马回大王庄的。否则，那晚就不知被冻在何处了！
何荦回忆这段生活时介绍说：“为粉碎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淮南根据地军民积极响应。情报部的编制很精干，只有潘汉年、徐雪寒、我和负责抄写电文的机要员王畛四个人，我们只好搞‘小生产’。潘让我到上海时顺便从永安公司买回西红柿和苋菜种子，大家就在他带领下，一起平整了情报部门前的空地，一起锄草、松土、施肥、下种，以后又按时浇水、剪枝、搭架。徐雪寒都饶有兴味地干着，权当是脑力劳动后的休息。他和我还拎着粪筐，去附近的田埂边、山坡上和村外小路拣粪，在他来说，这种散步不但有劳动收获，还可以松筋骨，边走边聊天，真是一举多得！”
徐雪寒在华中局机关除完成潘汉年交办的任务外，还要完成曾山交办的任务。所以，他的接触面比何荦要广。一九四三年底，华中局曾计划建立华中一级抗日政府，为此先成立了一个政权工作研究小组，在曾山和冯定领导下探讨有关问题。徐雪寒兼任研究员，小组另一个成员是李代耕。李代耕在华中局担任特派政治交通员，曾当过六合县县长和仪征县县委书记。调研阶段，徐、李同住一屋。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工作之余，徐经常乐呵呵地听李读他写的旧体诗词，两人海阔天空地谈古论今。研究工作结束后，徐仍与李同住一室。他们之间的默契，使他们在各自的秘密工作中心照不宣。一九四四年约五月间，政权工作研究小组撤消，华中局继而成立经济情报处，任命徐雪寒为该处处长，但仍兼做情报部的工作。曾山当时正千方百计通过地下党组织，从敌占区秘密购买军火、物资、医药，以保证根据地的需要。为完成这项任务，他从华中党校调来干部，给徐雪寒当助手，要求他们广泛搜集、深入研究敌我友三方的经济情报，及时、准确地提供给华中局和各部队，以便做出决策，使我军的后勤保障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得到有力支持。这项徐雪寒比较熟悉的工作，得到华中局城工部和各地地下党组织及有关社会关系的协助，锻炼和提高了他的应对能力。
由于战争环境和工作关系，徐雪寒与家人一直离多聚少。抗战胜利前，妻子朱光熙带着儿女远在四川，直接通信联系有困难，但他心里十分牵挂家人。特别当时他已有了两个孩子，大儿子七岁，已经上学了。何荦回忆说：“一九四四年冬春之间，徐曾要我去上海时顺便到南京路云南路口一家洁齿医院的二楼，将一封信交给一位同志。该人要我隔日再来。我按约又到该处，见到生活书店的徐伯昕，他转给我一封四川寄给徐雪寒的信。回根据地后，徐雪寒非常开心地从家信中抽出一张黄表纸给我看，说他爱人寄来了儿子写的几个大字。他一边问我写得如何，一边哈哈笑起来。当时，他满脸都是父亲的那种慈祥，在平日工作中是很少见的。”
作为潘汉年的主要助手，徐雪寒分析情报、判断综合，他还曾到上海、南京等地巡视情报工作，有几次，他还深入虎穴，处理突发事件。在隐蔽战线这个特殊领域与潘汉年共事的短暂生活，虽然给徐雪寒带来过巨大的不幸，但徐雪寒认为它“仍值得时时怀念”。潘汉年的才华横溢、机智勇敢、坚贞不渝、知人善任，以及他的入污泥而不染等美德，受到徐雪寒由衷地赞美。能够和潘汉年这样的情报奇才近距离地朝夕相处，业务上受到他的直接指点，是徐雪寒的幸运。即使十年后蒙冤入狱，他对此也从未后悔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