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无常师,下]学无常师

　　清末民初的东西洋留学生 　　 　　留日学生张继在一九○三年说:“学生为一国之原动力,为文明进化之母。以举国无人之今日,尤不得不服于学生诸君。而东京之留学生,尤为举国学生之表率。”其以“学生诸君”对应“举国无人”,颇能体现当时社会变迁在思想层面的反映;而学生中又以“东京留学生”为表率,那种自负和责任感,跃然纸上。
　　这并非仅是留日学生的自诩,辛亥鼎革后,留美学生梅光迪也表示“不能不崇拜东洋留学生”,因为他们办的杂志为革命成功奠定了舆论基础。胡适稍后采纳了这一见解,也说中国“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而西洋留学生寂然无闻焉。其故非东洋学生之学问高于西洋学生也,乃东洋留学生之能著书立说者之功耳”。
　　直到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梁启超仍在发挥胡适这一见解,以为“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的疏离,致使学西方的“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坚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因此,西洋留学生是“深有负于国家”的。
　　的确,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中国思想文化学术中的日本痕迹非常显著。康有为所说的民初任高官和从事“党事”以造反的留学生,也都以留学日本者为主。但在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事件后,中国教育发展模式不再以日本为学习榜样,日本教习在中国教育界的既存影响也急剧衰减。
　　大约同时,欧美留学生的大量归国意味着中国能直接阅读“蟹行文字”者突然增多,强化了直接以欧美为榜样的可行性。顾维钧在政界的迅速上升和胡适在学界的“暴得大名”,多少象征着一种那时开始显露的权势转移――美国在华影响的上升和日本影响的下降。此后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大潮,基本落实在“拿英美作榜样”(陈独秀语)及“以俄为师”两方面。
　　恰于此时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五四学生运动后的十年,思想界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留英美学生的优势日显,逐渐取代过去留日学生的地位;而在高等教育领域,留美学生更渐成主流。越来越多的思想资源直接来自西方,不再转手于日本。到中国成了西方思想的战场后,留学生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增强。二十年代各大学不少新设的“国学”机构也以留学生为要员,用傅斯年的话说,“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粹然老儒,乃真无能为役”。连修本国史都不能不依赖留学生,最可见学术思想领域的权势转移。
　　大约从二十年代起,英美留学生逐渐取得一些思想学术的优势。于是有所谓“镀金”的英美留学生和“镀银”的日本留学生,两者在很多方面的待遇开始出现差异,且日渐明显。但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菁英性明显的教育和学术领域,在面对大众的思想文化界,所谓“镀金派”不仅谈不上优势,甚至可以说处于劣势。至于在军事、金融、法律等方面,日本留学生仍保持着明显的优势,直到一九四九年的政权更迭。
　　就留学生本身而言,康有为所谓“游学数万,竟乏学者”的现象,在留日学生中也更普遍。当年学生去日本的方式本是蜂拥而入,其品质良莠不齐,许多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如一九○五年底因抗议日本歧视而返国的数千留日学生在上海组织了中国公学,号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然而次年考入该校的胡适,此前不过念了两年上海的私立新学堂,在公学里竟然以英文好著名,算学也“毫不费力”。可知很多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在“新学”方面的知识水准,尚不如上海一些私立中学的学生。
　　虽然当年向国内介绍西洋思想的不必就是这些人,至少,凡留学生便以西学或新学见长的认知,从一开始就颇具迷思意味。另一方面,如果对留学生的社会定位本不一定以“学”为主,而当时更普遍的需求正是对政治或文化变革能发挥刺激作用的文字,则梁启超所谓“本末不具,派别不明”的输入方式,虽以浅薄著称,恰为社会所欢迎。反倒是那种更准确反映“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未”者,国人还未必就乐于接受;而输入者自身,也常常感到知音难觅的孤寂。
　　近代中国基本是个听众决定演员地位的时代。而动荡年代的听众,显然更喜欢所谓“梁启超式输入”的激情,却未必欣赏偏于学理的凝重。结果,西洋留学生对推广西学的参与,并未起到梁启超所想象的转变,他们与国内思想言说的疏离也未能弥合。相反,或许正因他们输入的新知过多考虑学说的“条理本未”,其努力往往成为自说自话,不仅不能像黄远庸所说的“与一般人生出交涉”,就是与国内的知识精英,也存在着沟通的困难。
　　留美学者汤茂如在一九二六年说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感受:“中国的学者有一种共同的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所有。不识字的人,自然没有资格听他们的言论;即一般所谓知识阶级,亦不能完全明白领会。”其原因,就在“民众的知识程度太低”。结果,“学者自为学者,很难与社会交换意见”。
　　这样的区分,及其所标示的身份认同(若不计“没有资格”做听众的百姓,则一方是“一般知识阶级”,而汤氏等留学生乃为“中国学者”),实在意味深长。不“一般”的欧美留学生那种落寞孤寂的疏离感,最能体现当时中国社会对学理的接受程度,仍与清末“梁笔”风行之时相去不远。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的杨荫杭在报纸上代人立言说:
　　魏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宋王安石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二者皆失也。中国旧学家,以囚首丧面者为多;今之欧美留学生,以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者为多。……行步顾影之留学生,有如花鸟,仅可以供观赏家之陈设。囚首丧面之老学究,有如骨董,仅可以供考古者之研究。其不切于实用则一也。(《申报》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老学究如骨董,是从清末已开始推衍的言说;而留学生如花鸟,则体现着一种新起的失望。进而言之,如果精英层次的新旧学者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谁来填补思想界的空白?是汤茂如眼中的“一般知识阶级”,还是不新不旧的边缘读书人?后者是社会上一个日益扩大的群体,也更接近“知识程度太低”的广大民众。
　　国内读书人对留学生的失望也越来越明显。缪凤林在谈到外国人研究中国史的谬误时,便对那些“平素以沟通中西文化自任”的留学生深表不满:他们“既不能介绍吾中国正确之历史”,又不能纠正外国学者的谬误,反而“窃其谬论,奉为圭臬,且以自诩渊博”。而浦江清原本期待留学生能透彻观察世界文学潮流,以“开风气之先,提倡一种文学新理论或一派新作风,以指导国内文坛”;结果却从留美学生所办的《文艺杂志》中看到“留学生文风的卑靡”。在他看来,三十年前梁启超在国外所办的《新小说》,文字“确有一种朝气,读之使人兴奋,使人高兴,以为中国还有希望”。但“三十年后,盘旋于留学青年的头脑中的又是什么?薰习不同,思想完全变了”!
　　缪凤林写文章时还是东南大学的学生,同样毕业于东南大学的浦江清撰文时则为清华大学的青年教师,他们或许接近汤茂如眼中的“一般知识阶级”。其所关注的已多是当时西洋留学生,记忆中的对比仍是过去的东洋留学生。若不计留学生方面的时空转换,整体言,他们否定口吻中那明显的失望背后,仍隐伏着身处国内的人对留学生的期待和厚望。
　　这样一种对留学生的持续期盼,正隐含着留学生在国人心目中的社会定位,即输入新知以改变中国。前述大众与菁英、激情与学理的冲突,固然都影响着留学生在国内学界思想界的地位,而“一般知识阶级”对留学生那种期盼与失望兼具的逶迤心态,更揭示出一种相对隐晦且更深层次的紧张――肩负着输入异学重任的留学生,在其履行任务的进程中,无意间也表现出几分异己(the other)的特性。
　　
　　处于中西之间的边缘人
　　
　　胡适很早就以为,“归国留学生”很像“外国传教士”,其真正的价值在于,“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见解,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见解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这是典型的夫子自道。和不少他同时代的留学生一样,胡适就是一个游移于中西文化之间的边缘人。他曾自供说,他身上就并存着“中国的我”和“西洋二十世纪的我”两个不同的“我”。
　　时空差异如此明晰的双重认同聚集于一身,无怪乎有人看见他中国的一面,有人看见他西方的一面。而以“传教士”拟“留学生”,遂使“归国”者身上,闪烁着几分“外国”色彩。其口说笔述之间,或也不免忽中忽西、时新时旧。
　　一九一六年胡适在美国时,曾赋词言志(他自称为“誓诗”),说要“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到一九二七年,他却将其一手推动的“整理国故”诠释为“捉妖”和“打鬼”,要“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以收“化神奇为臭腐”之效。这截然相反的两说,正可见胡适身上那两个新旧中西不同的“我”,共存又紧张。
　　所谓传教士,多有一种献身精神,不使化外之人皈依,至死不休。怀着这样的宗教使命感,对本国的“改革”强聒不休,其“批判精神”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到为批判而批判的地步。胡适自己曾指责一些留学生为他国物质文明所惊叹颠倒,遂出主入奴,一回国即“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但他后来为扮演“传教士”而不得不尊西趋新反传统。其所作所为,至少在功能上恰与此辈相近;许多人眼中胡适的形象,也大体类似于此。
　　反过来,在当时尊西趋新的世风之下,有留学生的身份认同,仿佛获得了某种抵抗“守旧落伍”指责的“免疫”力,反更易于指责西方,也更敢于肯定中国的传统。如林语堂在举国反对读经时,可以为中国的“经书”辩护,强调“一切有系统以求真理的学术”都是科学,故“科学与经书的关系正是今日知识界的一大问题,最应当商量研究的”。徐炳昶在整理国故遭到有力反对时,还公然论证整理国故是“理论科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人类精神努力的一部分”;不但不是什么应当终止的“死路”,反而是一条需要发展的“活路”。
　　而陈寅恪更敢于在一九三三年自称其“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明确表示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的认可。而一般视为守旧的顾实,为对抗“举世拜倒洋学之下”的风气,则不得不标举趋新者乐道的“学术不分国界”,说什么“谓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者,其说非;谓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其说更非”。两人均不赞同“举世拜倒洋学”的现象,但身为留学生的陈寅恪具有免疫身份,故可公开表同情于中体西用;顾实却只能以否定中体西用之说,来证明自己“不分国界”的超越态度。当年世风的压力和学人因应的困窘,于此可见一斑。
　　陈寅恪虽曾留学日、美、欧,但他常选择区别于“留美学生”的自我认同,如他曾对浦江清说:“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在一九三二年秋开课时又说,以往研究文化史者,“旧派失之滞”而“新派失之诬”。并具体指出:“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可知陈先生所说的“留学生”,基本仍指向提倡“整理国故”的留美学生胡适。
　　有时陈先生也“置身事外”,整体性地批评留学生。还在新文化运动尚处高潮时,他就指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那时的中国留学生不知研究这类形上之学,反“误谓中国过重虚理”,故“皆学工程、实业”,体现出“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问题是“实业以科学为根本”,这样“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更严重的是,“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若“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
　　若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乃是基于“中国过重虚理”这一误识,不论此处的“虚理”和“实业”有多少隐意,只要确有误识在,就提示着中国传统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已被欧美方式“改写”了。正因此,陈寅恪在一九三二年为清华大学招生考试出题时,特别以“对对子”的方式来考核那些在“新文化”氛围里成长起来的青年,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被不少人视为倒退,甚至是对“新文化”的挑战。
　　在那时的中国,由一个留学生来“挑战”新文化,显然多一层尴尬,有着更为曲折的寓意。这与留学生胡适不得不“非留学”,实异曲而同工。处在那样的时代和社会,身为留学生而有意自外于得宠于社会的“留学生”,陈寅恪的个人认同,大概也只能是他所常说的不新不旧、非驴非马而已。这当然是戏言,又不仅是戏言,其中深有沉痛在――在一个日益黑白分明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认同,虽云清高,不亦太过飘渺乎?留学生的边缘特性,于此显露无遗。
　　文化态度与陈寅恪相近而与胡适疏远的另一位留学生吴宓,也有着与胡适相似而更甚的内在紧张。吴氏自述说,他“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但“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必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絷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虽已认识到这是自己一生悲剧之所在,吴宓仍清楚地感知到“欲不并踏此二马之背而不能”的无奈。
　　这里既可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中国精神,也有西方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承担。近代中国的大不如人意,给读书人以重负,也促其奋起。尽管内心和外在都充满各式各样的紧张,很多人还是怀抱着“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陈寅恪语),不顾毁誉,踯蹰前行。留学生不过是这些读书人中的一部分,但那种新旧中西集于一身的认同紧张更为显著,其内心冲突也更难缓解。
　　在某种程度上,胡适、陈寅恪和吴宓等人在文化态度上虽有明显歧异,他们身上恐怕多少都并存着“中国的我”和“西洋二十世纪的我”两个新旧中西不同的“我”。在小至家庭爱情和大至民族国家走向这样一些问题上,究竟是取中国的还是西洋现代的态度,恐怕他们自己也常常犹疑踌躇,彷徨反复于欲说还休、又势不能不说的取向之间。
　　如果一个启蒙者同时也是外来者,启蒙见效之日通常也就是历史使命完结之时。在华传教士就是这样,他们曾一力传播西学,而终被渐成势力的西学大潮驱赶到思想的边缘地带。但传教士可以带着无论多少遗憾离开中国而回归自己的本土,一个归国留学生却要多一层悲剧的色彩:他所“批判”的即是他所热爱的,因他的激烈批判而可能排拒他的,正是他想要归宿的本土。
　　
　　对留学生的认识仍需深入
　　
　　从上述的外在语境和留学生自身的内在紧张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文化竞争、思想演化和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贯穿于始终。西方文化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国人思想方式的转变有目共睹,而学生群体的兴起,更是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因素。在中西之间,留学似意味着中国成了弟子国;在国内,留学生既有“挟洋自重”的一面,又颇能借学生兴起的东风,在学生群体中还居于高层。经过这样层层转换,中西之间的潜在差距,又拉大了不少。
　　在社会层面,前述西人享受的尊崇逐渐过渡到留学生身上,是不可否认也不可忽视的。就政府而言,从清末到现在,政权虽数次更迭,留学生受优待的大趋势基本未变。章士钊在担任教育总长时说:初出校门的留学生,“他国至多置之研究院内、助教室中,而在吾国则为上品通材,良足矜贵;何校得此,生气立滋”。但厚爱之下,也生弊端,“他国大学教授,在职愈久,愈见一学之权威;而吾国适得其反”,留学生任教授后,因“新知不益,物诱日多”,很快发展为“内谄学生,外干时事”,学术方面反而忽略。当时北京国立八校的数百教授,“岁终至无百页可读之书、三年可垂之籍”,实愧对其优厚待遇。
　　这样的指责,不能说是无的放矢。胡适稍早在北大开学典礼上演说,也曾指出类似的趋向,并称之为“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不过,章、胡二人也都是留学生,其所说不无“自我批评”的意思。如上所述,留学生的社会及自我定位,常超越于学术和教育,出现这类现象,部分也是求仁得仁的结果。整体言,留学生在近代中国造成和推动的转变,包括学术方面的转变,也是众所周知,不容置疑的。
　　今日归国留学生所受优待,虽远不如章士钊所描述的时代,且趋于减少,但仍非常明显。留学路上,行者仍络绎不绝。当年“一般知识阶级”对留学生那种期盼与失望兼具的心态,也还在延续,并有向社会其他方面扩展的趋向。这或许提示出,一方面,对留学生这一社群的渊源流变,我们不清楚的地方尚多;另一方面,留学生虽被相当多人视为特定的身份认同或社群,却未必是一个共性大于个性的群体。
　　正常情形下,一个社群应外有共性而内有个性。留学生是否就是一个这样的社群,颇让人怀疑。我自己也曾去外国念书,后来又在各种场合与各类留学生交往,或也可算是阅人较众。我所见留学生之间的差异,一点不比其他学生之间更少。留学之能改变一个具体的人,和念大学可以改变人一样――不同的大学可能塑造不同的学生;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每个大学都有优生,也都有差生。留学亦然(今日在国内各大学教书者,有留学经历的已不少,其中好的可以很好,差的也确实较差)。留学生之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也正如同一大学毕业的校友中什么样的人都有。
　　说得抽象点,留学不过是人生的一段经历,而人生的一段经历通常不足以构成一种身份认同。如今几乎人人都做过学生念过书,可是不闻将人人称作学生。当然,留学生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可以区分于他人的身份认同,甚至构成一个似乎有着共性的社群,或因为这一经历不是人人都有,更不是人人都能有。但这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事实――留学生不论作为一种身份认同还是一个社群,似乎都缺乏学理的支持。然而留学生确实被相当多的人视为特定的身份认同或社群,也是事实。这似乎已不是常规的社会区分学理所能解释。或可以说,“留学生”是一个看似明晰其实蕴涵繁复的符号。
　　早年的留学生,鲜有不回归祖国者,后来因留学而定居异乡者却日渐增多。尽管我们早已告别安土重迁的传统,羁旅异邦者的身心处境仍相当复杂,远非法律上转换国籍那么简单。那些毕业后留在异乡的留学生,有时也被认为不够爱国。其实爱与居住,从来没有那样密切的关联――居住者不一定就算示爱,离异者也未必就不深怀眷恋。近年中外关系一旦有事,留学生和留学后定居的“海外华人”,往往都有些一触即发的言行。从这些表现看,他们中多数人的爱国热情,似不比居住在国内的人差;其激动程度,很多时候还超过国内的人。
　　那些已经归国的留学人员,近年被赠与一个新的称号――海归。其谐音即海龟,是一个可以有多种联想,但多数都不一定表示特别亲热,却也没有太多恶意的称号。中国人对于龟的认知,有相当丰富的历史蕴涵,常反映出文化演变的履迹。唐以前的人,名字中有龟字的似乎不少,此后便越来越少见。日本却还保留了一点唐代的习惯,印证着礼失求诸野的古训。我们抗日文艺作品中的日本人,便常有龟田一类姓氏,最能表明龟字后来实在不算亲热。不过龟而加海,又温婉许多,还带点珍稀的意味。在特定的语境里,“海归”似渐呈现出越来越正面的意思。
　　任何名相,本有其时空定位,也只能据其所处时空来解读。词语的转换,也反映出社会认知的波动不止。在近代中国发挥了广泛影响的读书人中,不论趋新还是守旧,很多都有一段留学异国的经验。这一亲身经历和体验,在他们一生思想及事业发展中,常居关键位置,特别值得关注。中国的留学生群体仍处于发展之中,而这一群体的过去,还有不少面相是模糊含混的,有待于探索和了解。因此,对于留学和留学生的研究,也就更加重要。
　　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留美学生史》论述的是留美学生的状况。过去的研究,除泛论者外,似乎对留日学生讨论更深入,如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和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论及留美学生较多的,是汪一驹(Y. C. Wang)先生那本《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然汪先生所论宽广,并非专门研究留学生。因此,本书的翻译出版,对于我们了解留美学生的状况,是有帮助的。
　　本书的核心材料是一九○六至一九三一年间的《留美中国学生月报》,那一刊物非常有价值,而又很少为人使用(如蒋梦麟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是民有、士治、民享的见解,就发表在此刊物上)。当然,这也是一份需要慎重处理的刊物,不能径以为其可以代表当时的留美学生。如梅光迪在一九一二年就曾指责当时《留美中国学生月报》的主笔“实系买办人才,于祖国学问及现状毫不之知,日以污蔑祖国名誉、逢迎外人为事”。不论梅氏所说是否带有偏见,该刊的编辑确常更换,而不同的编辑总给刊物带来不一样的风格,也牵出一串串不同的故事。
　　本书的最大长处,是以人为本,以一些具体个人的故事构建其整体的主题。这显然不是美国史学的常规路数,倒与中国传统史学讲究“纪传”的取向暗合。不过,或因本书以特定刊物为主要依据,其所论述的对象也受到史料的制约。例如,辛亥革命后的奖励留学和抗战后半奖励的留学(很多自费者因曾服务于援华美军而获得可以按官定汇率兑换外币的优惠),就所述不多。两次学生都多往美国,后者尤其数量不小,上世纪五十年代回国之人多属此群体;尽管得势的和吃亏的或有霄壤之别,对中国各方面的影响却很大,或需要更多的处理。
　　本书的翻译,从史学角度言或不十分精当(我所见是较早的文本)。译者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似乎不够熟悉,对一些人名、术语和事件都不时表现出陌生感。我知道出版社后来专门请了懂历史的专家审读译稿,希望这些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英文原书我没有看到,但从笔触间可以感觉到,译者采取的不是那种精益求精的直译,而是希望中文表述得简明通畅。这样的处理当是译者有意的选择,而不是英文能力的问题。好在本书不以微妙分析见长,估计这些处理不太会影响原书的指谓。
　　无论如何,留美学生对近代中国的影响都是不能低估也需要深入了解的。胡适当年回国不久,曾与章太炎同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演说。他那天特意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这句话他早几年在日记中也曾引用,以为此语“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胡适自己的译文是:“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
　　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位青年留学生的归国,的确带来了很多的“不同”。此前此后其他留美学生的回国,同样给中国带来不少的变化。要想知道他们何以能带来这些不同和变化,就要回看其归国前的留学生活。这或许就是本书可以带给读者诸君的一大好处了。
　　(《中国留美学生史》,[美]史黛西・比勒(Stacey Bieler)著,刘艳译,张猛校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年六月版,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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