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狗叫而知所有权]听狗叫
时间：2019-02-16 05:48:5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由于“缺少一套系统化的正规所有权制度，现代化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出现”。这是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多年学术思考与现实调查的总结，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常识。索托通过观察他的祖国，研究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艰难转型，得出：人人拥有财产所有权这一原则，不仅是政治上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也是宏观经济和市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八年，物权法正式颁布实施，公民财产必须得到保护，已成为中国的一个法律基础。当然，这与英国人当年所说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极致要求相比，还有着巨大差距。甚至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也无法指望在财产权的确认、使用、处置等方面，能够像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合乎法规。诸如地方政府随意征用农民耕地，圈为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修建铁路、公路等现象时有发生。
每个人都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财产所有权，大到企业、土地、房屋、汽车，小到珠宝、手表、图书，从各类实物到版权、技术专利等无形的知识产权。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要不断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这从意识形态层面，解决了困扰我们多年的无产与有产的空洞争论，表明基于财产所有权的国民财富保值增值，有其天然合理性与合法性，相应的社会标准与道德审判，也随之松动，许多先富起来的人，早已率先从不敢露富，到炫耀性消费，大大方方地用金钱标识个人成功与幸福的尺度，这是多元化的社会进步。
从漫长的人类历史看，这是中国社会财富观念的一次重大回归，是对财产权这一属于人的基本权利的再度尊重。虽然我们曾经忽视个人财产权的客观存在，但在历史长河中这只是个插曲，让所有权回归主人，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
同样不可阻挡的，则是基于所有权的资本力量。资本不等于我们每个人可以拥有的财产，但如果没有个人财产的明确与合法保护，没有公民对财产的处置自由，所谓资本，也就无从存在；而没有资本，或者如索托所说，如果多数资本处于僵化之中，市场经济就不会生根发芽，即使有其名，也会无其实。这是财产、财产权、资本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现实通道。
非常明显，现在越来越多人懂得了资本的重要。资本是钱，是物，是技术和知识，也是人本身。而在资本的前端，或者说当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之前，首先必须要明确财产的归属，这些东西归谁有所有，谁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使用或处置它们，这是基于财产所有权的资本价值之源。
在经济和法律意义上，财产权包括以所有权为主的物权、准物权、债权、继承权以及知识产权等，是一定社会的物质资料占有、支配、流通和分配关系的法律表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相信，财产权，特别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公共财产才是神圣不可侵犯，为了保护国家的财产，个人即使付出生命代价，似乎也是应当的。如此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的鲜明对比，虽然逐步成为历史，但是对于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护，在中国的确才开始。
正是看到财产权的初级状态，在分析发达国家为什么成功，新兴市场经济体为什么总容易转型失败时，索托痛苦地发现，因为对于财产所有权的不同认识与法律建设，资本主义在西方取得了成功，却在其他地方一再失败。原因在哪里？他的答案是：多数国家没有建立起把财产转换为资本的机制，大量的公有或私有财产，不过是僵化的资产，而非活跃的资本。这就让多数发展中国家，在面对资本市场时，仿佛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无论如何都进不去。这个被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称为“钟罩”的东西，究竟有没有办法打破？资本的秘密，能否为发展中国家知晓并灵活运用？索托相信，这是肯定的，当然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索托所说的资产和资本，就是基于财产权的各种经济资源，它可以标注成一定的价格，可以在合法的渠道中加以利用，它们为企业、自然人、国家拥有或控制，是能以货币来计量收支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收入、债权等。不过奇妙的是，很多时候，你并不需要拥有一个资产，才能使用或处置它。无论是基于股权还是债权关系，你都可以假借他人之手，通过资源配置，让资产增值，即以物生钱，或以钱生钱，这是资本的奇妙之处。
所有权的确认是资本的起点
在过去三个世纪，资本是思想者们最着迷的课题之一，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从亚当・斯密到弗里德曼，有关资本的研究与争论，推动着市场进步。在索托眼里，资本并不简单等于钱或物质，而是一种超越具体物质的无形权利，是一整套的经济运作模式，所谓“资本的五大秘密”，核心就是如何建立广泛、正式的产权法，通过法律创造资本的转化过程。
问题绕了一圈回到了起点，即先有财产所有权的确认，后有资本。否则，资本转化无从谈起。但麻烦的是，如何确认所有权，或者说，发展中国家能否做到这一点？如果所有权的确认需要花很长时间，发展中国家能否消耗起得？这都会影响资本的转换过程。
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不难，设计一个完美的改革与执行方案，也并非不可能，索托就曾干过不少这样的事。作为秘鲁当代最具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作为著名的秘鲁自由与民主学会主席，他先后为二十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充当改革顾问，制定过许多所有权改革计划，致力于在亚洲、拉美和中东等地区的贫困国家，推行资本形成计划。
但如此多的政经跨界改革方案，在实践中的推行，却并不如索托设想的那么顺利。比如最基本的土地和房屋所有权确认，就要政府动用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重新测量全国土地，核实房屋的修建、居住者等各方面情况。关键是如此耗时费力，也不一定搞得清楚，其中涉及的历史纠葛，即便是居住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也不一定弄得明白。何况，常常是旧的测量与核实还没结束，土地与房屋的所有权、使用权又已发生了新变化。
更麻烦的是，即使是那些测量清楚了的土地，核实明白了所有权的房屋，要真正落实到所有者本人，也常常是难以完成的使命。在索托的祖国秘鲁，这一合法确认过程至少需要三百天甚至数年时间，要完成七百二十八个官僚手续，在一些亚洲国家甚至需要十几年，也不一定能走完繁琐的程序。这很像中国曾经大量存在的公文旅行和图章游戏，这是在合法的外衣下，公然的低效率与反人性。其结果，就是许多人懒得确认自己的土地或房屋所有权，干脆按当地的潜规则行事，虽然处于不合法状态，却可以多年相安无事，真有了麻烦，或诉诸武力，或乞求民间权势，总之有办法加以解决。
如此反复折腾，索托不得不思考，在确认财产所有权时，法律的权威与适用性何在？依法，个人的成本高，很麻烦；不依法，潜在风险高，更麻烦。更重要的是，没有法律保护的所有权，其流动效率偏低，甚至无法流动，因此变成缺乏活力的资产。这也使得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最终往往难免陷入财富两极分化，资产向权势者集中的怪圈。
财产所有权，真是难以确认吗？美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在冲动与混乱中怎么做到了土地所有权的确认呢？索托考察美国历史，看到了其中的独创性：基于社会契约基础的各种力量博弈，最终通过相对合理地承认既成事实，从而最大化地保护了多数人通过辛勤劳动而一度非法占有的土地、修建的房屋。美国也正是从此走向系统化的所有权制度，将许多不合法的个人之间的所有权协议，逐步规范为整个国家的所有权法律。
所以说，如何以合乎现实、满足多数人需要的方式，确认既成的财产所有权，特别是最基本的土地和房屋所有权，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起点。在印度尼西亚，索托用一种简单的办法，解释如何确认“谁拥有什么”：在美丽的巴厘岛参观，走在不同的稻田间，他不知道这些稻田属于谁，但他可以判断，是否已进入另一个农场，因为有不同的狗冲你吠叫。
索托因此感叹：印度尼西亚的这些狗，不懂得正规法律，却能够确认出，它们的主人控制着哪一块地产。即，这些看起来不懂人间法律的狗，事实上掌握着政府可以“建立一种正规所有权制度所需要的基本信息”。所以他建议当地的官员们，不要在办公室里拍脑袋了，也不要试图先测量完全国土地再搞所有权确认，走向城市街道和乡村吧，仔细听一听狗的叫声，这会帮他们理清思路，弄清全国处于不合法状态，但却是多数居民所承认的所有权现实。难怪一位印尼官员感慨道：“这才是人民的法律！”（Jukun Adat）
索托在开玩笑？有那么一点。当然不可能真的按照狗叫，确认人们对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但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历史上，最初的所有权确认，的确就是这样基于“人民的法律”，即多数人约定俗成的所有权现实存在。在今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索托也发现了类似的“人民的法律”，比如在海地，这个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一半以上人是文盲。但他们调查的每一个地区，几乎每一块不合法的土地，每一座不合法的棚屋或房子，其使用者都至少拥有一份可以保护他们所有权的文件，或者某种自然或人工实物，以代表和确认他们对财产的权利要求，这就是这些所有权虽不合法，却可能合理的现实存在。
而政府和法律，应当是对这些现实存在的规范追认，也唯有这样的法律，深深扎根于多数人认可并习惯了的社会契约，才会从一开始克服诸多抵制性因素，获得多数人的尊重和支持。任何违背多数人意志，试图打乱现实情况重起炉灶的所有权法律，要么从一开始就会难产，要么根本得不到切实执行。一旦法律形同虚设，整个国家的所有权仍会处于法律规范之外，基于所有权确认之上的财产处置与资本流动，则无法在合法条件下实现。
合法所有权让资本流动起来
让最大多数的所有权合法，是资本之所以产生并活跃起来的关键所在。合法的所有权制度，可以让局限的个人财产权，提升为无限的可流动资本。用索托的话来说就是，“将分散而孤立的惯例和协议，纳入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契约中”。
比如在靠约定俗成的地区，你和邻居都可以证实，这块土地是你们家祖祖辈辈耕种的，这所房子是你爷爷奶奶建造的，但你邻居以外的人，不一定知道这些，也无法确认你是否拥有这块土地或房屋。因此，你拥有的土地和房屋，不过是邻里间认可的财产权，不一定合法，得不到充分保护，当然就无法在邻里之外的其他地区产生价值或进行流动。
合法所有权则不一样，整个国家都会承认，在所有承认这个国家的法律有效性的国际社会，也承认这种所有权。你是房屋或土地的主人，无须靠邻居来认可。这就把个人财产或劳动成果，“从小规模的交易环境下，转移到一个扩大化的市场中”。由此，财产成为可流动资产，成为可以创造更多价值的资本，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发电厂”。
这一过程，在一个国家内部，就是从地区性社会契约，过渡到全国性法律规范；在整个国际社会，就是各国不同的市场经济与法律体系，逐步相互承认、融合。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谈判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不全是西方国家故意为难，其中的确还隐含了对中国包括财产权在内，诸多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规体系有待完善的期待。如果按照索托的标准，也可以说，在物权法正式施行之前，中国有关所有权的法规体系，仍然过于零散，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缺少基于同等合法所有权之上的平等对话。即使在今天，仍有一些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就可以理解了，毕竟我们的正规法律体系还很初级。
索托关心的资本秘密，至此其实已经明了。只要一个国家的决策者，真心希望发展市场经济，愿意按照资本创造与流动的规律办事，能够尊重多数国民基于现实的财产占有与处置权利，就可以让多数所有权变得合法，从而创造出让合法财产灵活流动的环境。这正如将彼此孤立的湖泊，串连成一片巨大的水域，避免零星的湖水，消失在一块块贫瘠的沙地里。一旦资本流动起来，财富创造与经济效率，就会在市场中野蛮生长。
这些看法言之成理，但还不能让既得利益群体释怀的是，如此迎合多数人的财产所有权要求，是否让合法的所有权主要有利于穷人，因为成功的改革者，必须站在穷人的角度，了解他们的处境和感受，从而让穷人的资产正规化、合法化，这在政治上容易得分。
索托对此却表示担心，如果整个社会意识到，打破财产权确认与资本流动的“钟罩”，仅仅有利于穷人，如果精英阶层认为，他们必须靠爱国热情或利他主义精神支持改革，那么整个社会的财产合法化过程，将难以推行。就是说，只有让权势和精英阶层也认识到，财产权的合法化，会比放任其非法更能增加他们的财富，精英们才会积极行动。
这就需要再次引用“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中国智慧。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泼斯的解释是，在一个国家，土地和建筑的合法所有权如果分布广泛，整个社会将更加稳定而保守，对于各种动荡与变故的适应力也会增强。比如在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多数没有合法土地或房屋所有权的农民，曾是最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但在大革命后，随着土地与房屋合法所有权的普遍确认，农民最终成为法国保守主义的基础力量，成为最尊重其他阶层所有权的人群之一。
将所有权正规化、合法化，并不是对穷人的慈善和施舍行为。用索托在早期专著《另一条道路》中所调查论证的看法就是：不要只把穷人看成无产阶级，他们更是新兴的创业者，他们最大的愿望并不是要摧毁市场经济，而是要以恰当方式加入其中。如果通过对多数公民财产所有权的合法确认，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秩序井然的市场，资产所有者就会愿意担负责任，从而产生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使既得利益阶层和穷人，都可以继续在市场中获利。
所以索托最后提醒:“资本主义活力的源泉，并不是互联网，也不是快餐特许经营连锁店，而是资本。”只有资本，才是不断增长的生产力的源泉，是国家和国民的财富源泉。解放资本之路，就是将多数人的所有权正规化、合法化的过程，就是避免反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火药库形成的过程，就是让资本更加美好，更多为多数人服务的过程。
基于所有权与资本的企业家精神
市场经济是人的经济，市场中的个人与企业，才是经济的主体。因此能否产生足够的有创造力的个人和企业，是市场经济的成败关键。索托基于所有权和资本问题的观察思考，最终形成一个重要结论：“如果没有以强有力的、规范性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所有权制度，比尔・盖茨以及西方任何的企业家，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这一结论同样隐含了我们一度不完全认同的前提：人都是自私的，没有个人利益的巨大吸引，创新与创业都不那么让人神往。但企业家精神的确扎根于此，当一个人知道他所努力争取的东西，会归于他的名下。比如盖茨和他的团队，发明的软件有专利法保护，合法交易有强制性合同保障，商业风险止于公司有限责任和各类商业保险，他们就会在合法财产所有权制度下，充分运用资本的力量，创造自己的商业王国，并最终按自己的意愿，处置数百亿美元的巨额财富。这其中的内在逻辑，索托显然希望，在印度尼西亚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乡间仔细听狗叫的官员们，能够尽快弄明白。
（《资本的秘密》，〔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著，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二○○七年版，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