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已逝去的一代人|一代人的逝去
时间：2019-02-18 05:28:2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这里所说的“一代人”，是指我的祖母、外祖母以及曾经和她们一起度过了那一段生气勃勃、极有意义的青壮年时代的姑祖母、舅祖母等人。确切地说，我这里想写的是“久已逝去的一代女人”。
她们当年的那些辉煌岁月，我都不曾目睹，当然更谈不上参与。许多零碎片段的事情，都是幼年时从母亲、外祖母和姑姑们口里听来的。听她们谈这些事的时候，我是多么的神往和敬佩啊!母亲曾说：前一代人比她这一代人更先进、更勇敢。我觉得这话是对的。
这些人的核心是祖母石漱林。那时是清朝末年，正吹着维新之风的时代。祖父在江西做官，是一位县太爷，祖母是官太太。但是这位官太太不安份，凭她在家里学到的一点文化，竟办起了一所女学校，自任校长。南昌正蒙女校，据说是江西全省第一所女子学校。
外祖母汪筠青也是一位重要人物。她青年守寡，丈夫死于肺病。本来夫妻恩爱，她伺候丈夫也很尽心。但丈夫一死，就被夫家指责欺凌，在那大家庭里日子难过。这在封建社会里原也是平常事，青年寡妇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因为外祖父曾是祖父做官时的“刑名师爷”，两位夫人也互相熟识了，而且关系很好。这时祖母就来安慰和劝说。劝说的结果是外祖母毅然造反，带着三个小儿女搬出了沈姓大家，宣布脱离关系。她后来就和祖母一起办学校，做了正蒙女校的教员。那时她每月工资八块银元，她就靠着这点钱维持全家生活；并让三个孩子都受到教育。
提起这次造反，母亲总是表示惊奇。因为外祖母原是一个极谨慎的人，为人处事，步步小心，生怕得罪人，力求不落褒贬。这次居然造反，居然下那么大决心，义无反顾，不留后路，实在出人意料。这次行动，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但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她仍回复到谨慎、温和、处处照顾人的性格。
她们这个教育事业是怎样创业的，祖母又是怎样把姑祖母、舅祖母这样一批稍有文化知识的妇女团结组织起来，办出一个颇具规模的学校的，我就说不清了。只记得外祖母一次向我谈过她怎样在一些开通的太太小姐们聚会中募捐的事。她即席讲演，劝大家把用于脂粉钗环的钱节省下来，做更有意义的女子教育事业。外祖母说给我听的时候带着兴奋的回忆，把她认为最动人的讲词，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背诵下来。最后还说：会散以后，她坐轿子回家，一路上听人纷纷议论女教员如何讲演的事，“听说还戴着蓝眼镜子呢!”足见她当时那高昂的情绪和得意的心情了。
这些带有维新思想的妇女，虽然都有些文化，办教育却是外行。该教哪些课程还不明白呢，都得从头学起。教“国文”这一科目大概不成问题，尤其是外祖母，家学渊源，她母亲就是诗词都写得很好的才女兼书呆子，她本人也能诌几句。但是还得教算术、自然甚至体操和音乐(学校还有一架风琴呢)。这些课，她们只得晚上学了第二天教，现炒现卖。舅祖母是教图画的，大约教得不甚好吧，姑姑们说：“她画的梨子总是半边白、半边画许多黑点，我们就叫她麻子先生。”外祖母还向我表演过她们怎样学体操，我想象她们那几双放过的“改组派”小脚站在一排喊着“一、二、一”下操的样子，敬佩之余又忍不住要笑起来。
克服这类困难我想还比较简单，冲破社会思想耻力或许就需要更多的毅力了。就说祖母的亲哥哥吧，他也是江西少的一位县太爷，能吏兼酷吏。他就极不以祖母的行为为然。不但自己断绝和妹妹的来往，还禁止家人妇女到尹家和正蒙女校去，说我祖母和外祖母都是“掉到粪缸没顶的人”，舅祖母、姑祖母也是半截子掉进粪缸了，和她们千万沾惹不得。这话肯定也代表着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舆论。
我不知道祖母面对这种社会舆论、特别是亲哥哥的咒骂时心态如何(祖母老年时很严厉，从不和我们这些孩子谈心)，但我佩服她置之不理继续干下去的勇气和毅力。
办学校的事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肯定并不很正规。据说省里的督学曾经光临检查。虽然一般尚满意，对招收学生的年龄问题却提出质疑，问为什么老的那么老，小的那么小。原来那时的学生大都是当地大户人家的小姐少奶奶，坐轿子来上学的，年龄都在十三四岁到20岁之间。却有两个特殊人物。那个“太老的”我不知其确切姓名，只知人们都叫她“老姑娘”，是外县一位妇女，四五十岁了，还是单身，又很贫苦。但她立志要做一番事业，听说省城开办了女学校，赶来投考，经过苦苦哀求，才让她入学的。此人学成后还参加过一次县长考试，想入政界，是否考上，不得而知。至于那个“太小的”，就是我母亲沈佳月，当时还不满10岁，她个子又矮，完全是个小孩，杂在那些大姑娘里面很不相称。
对于督学的质询，当校长的祖母是这样回答的：“那个老的，是因为她立志苦学，实在感动人。这个小的是个才女，非常聪明，随班上学，学得比别人还好。做作文《周公辅成王论》也能讲出许多道理。”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督学为此曾面试这位“才女”，果然对答如流，显示了她的聪明和知识广博。督学大为称赞，“才女”回来却大哭一场。人们奇怪：“出那样大的风头还哭什么?”她抽泣着回答：“他看不起我，出那么浅的题目。”
就这么一所“老的老、小的小”的学校，和当今年龄一律、事事一律的学校比起来，确实很不正规。但从这“不正规”中却正可以看到先进创业者们的勇敢精神。
她们当然也不是成日家就在工作，生活也盎然成趣。比如，我就听过她们雨中打伞同游东湖的往事叙述。她们的生活中当然也不全是乐趣，也有很多苦恼。比如姑祖母就有一个神经病丈夫，发作起来就要拿菜刀杀她，害得她半夜赤脚逃出家门。又如祖母也曾为祖父想“讨小”而煞费苦心地计谋阻止他实现这个愿望(祖父也是开明的康梁之徒，但这并未妨碍他萌生想“讨小”的思想)。不过这些事我听到的不多，且与本文主题无关，就不在此多说了。
俱往矣!这一代人早已逝去了。不仅是今日逝去了，早在近60年前、在她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逝去了。
上面所说的四个老人，我在幼年、少年时都见过，相处过。姑祖母、舅祖母是我抗战初期逃难到家乡时见过的，朝夕相处有半年之久，那时我十四五岁。在我印象中，姑祖母慈祥善良，舅祖母忠厚朴实。外祖母更是从小宠爱我，抗战八年有大半时间住在我家，一起逃难，一起生活，一起谈诗谈词，写诗嘲笑我“拥炉抱膝读新词，家事纷纭总不知”，但在她教我做饭炒菜、见我略有一得时，又称赞“孺子可教”。往事历历，我对她的怀念和爱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
但是，不论是外祖母还是另外两位老人，我在她们身上都已完全看不到我在倾听往事叙述时所神往的那种英雄气概，她们都已只是些好心的、可亲的家庭妇女，她们关心的已只是日常生活琐事。
祖母的变化就更糟了。她变成了一个乖戾的老人。成天赌钱，寻事生 非。她不爱我们这些孙男女和外孙男女，偶然偏爱一个就会惹得孩子们都来反对那本来也是我们中的一员。我觉得她也不爱她的儿女们，不体谅他们在社会上谋生的辗转辛苦，只是要求更多的供奉。
1943年发生的一场“家庭事变”，更使我对祖母由不爱转变成仇恨了。那时，日本的侵略使中国劈为两半，逃难时外祖母被父亲接来住在我家，最后定居桂林。她的另两个子女却因来不及逃出而沦陷在江苏，两地隔绝，外祖母长时期不能回她儿子家。这本是当时那不正常局势下的正常现象，大家相处都很和谐。后来祖父母随叔父家也到桂林来了，祖母心里就不舒坦了。她妒忌母亲和外祖母的亲切感情，又恨外祖母几年来占据了她的正宗“老太太”的地位，于是用许多心机，明赶暗算，终于把外祖母赶出我家。母亲虽是“才女”，却软弱；父亲心中可能也不以为然，却懦善；他们都没能保护外婆，只好让老人寄居到一个贫穷的堂舅家里。幸亏舅父得信后立刻抛妻别子辗转从沦陷区奔向湘桂，才使外祖母在湘桂大溃退中客死异乡时，总算有一个亲人在身旁。
这件事使我们家庭很长一段时间不和，给每个人的心上投下阴影，特别是母亲，留下了终身难以弥合的创伤，父亲则很长一段时期处于尴尬难堪的状态。
我那时年轻，只是悲哀、愤怒，接着便旗帜鲜明地站在“母派”立场参加家庭争斗。现在时间过去很久了，自己也进入晚年了，想起这件事时，虽然仍是心潮难平，却已不再只是忿忿，而是想得更多了。我常想：怎么会这样呢?是什么使得两个曾经志同道合、思想进步的好朋友竟变得势不两立、形同仇敌呢?当年那个生气勃勃的创业者、那个鼓励朋友挣脱禁锢的先进女性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竟用自己残余的精力去摧残当年的好友?另方面，为什么外祖母竟也没能把当年那种反对家庭压迫的坚定决心遗传给自己心爱的女儿呢?
青春逝去，豪情销尽，英雄变成庸人、顽固人甚至恶人。难道年龄对人的侵蚀竟是不可克服的吗?
鲁迅在纪念章太炎的文章中曾慨叹他所敬佩的革命家章太炎终于退居为宁静的学者而与时代隔绝，《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老年时也把过去的豪气变成了固执。最近读这些书，联想到历史风云中一些自己曾经极为崇拜的人们，他们青年时和晚年时行为的对比，再联想到自己这数十年的小小人生经历，更觉感慨系之。
逝者如斯夫!或许，人生本自有其征途和归宿，历史本自有其轨迹和洄流。许多人不能抗拒时间的侵蚀，但永葆其思想青春的也大有人在。或许，遗憾也是并无必要的吧。
责任编辑 何 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