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心陪都文艺家]杜甫关心民生疾苦诗句
时间：2019-02-18 05:30: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京、沪拜访抗战时期生活于重庆的文艺界老前辈，受到热情的接待。他们的客厅或书房、卧室最显著的位置均置放着周恩来的大幅照片；他们总是满怀深情、眼眶湿润地讲述周恩来对他们的深切关怀、帮助和教育……
关心鼓励金淑芝
当时年已古稀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老演员张逸生、金淑芝夫妇，抗战时期从国立戏剧学校毕业后即从事活剧运动，在重庆著名的话剧团体――中华剧艺社参加演出了《忠王李秀成》、《奥赛罗》、《法西斯细菌》(即《第七号风球》)、《屈原》、《孔雀胆》、《风雪夜归人》等名剧。
周恩来只要来看演出，总要到后台看望导演和演职人员，同他们握手、交谈，问这问那，关怀备至。周恩来的记忆力特别好，一见面就会准确地叫出对方的名字，并说出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过你演出的话剧，或你所写的文章。
金淑芝动情地回忆：1951年抗美援朝时，她被批准参加战地文工：团，即将于第二天开赴朝鲜前线。当天晚上，她仍坚持参加出国前的最后一场演出。当时青艺正在演出话剧《保尔・柯察金》，她在剧中饰冬妮亚的女同学。全剧演出完毕后，周总理来到后台看望全体演职员，总理一见到她，马上就叫着她的名字，热情地与她握手。当总理得知她明天就要到抗美援朝前线时，非常高兴，鼓励她在战斗中好好锻炼。
资助左明返乡
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戏剧、电影艺术家左明，在上海参加过“摩登剧社”、“南国剧社”、“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他是田汉的学生，与著名的戏剧艺术家袁牧之、章泯、郑君里、安娥、俞珊等合作演出过许多进步戏剧，是早期进步戏剧事业的奠基者之一。1934年，左明同洪琛均在上海“天一”电影公司当导演，赵清阁此时亦在“天一”工作，与他们相识。“七七”事变爆发后，左明与上海剧影界进步人士组成抗日救亡第五演剧队奔赴前后方演出，宣传抗日。后又率队到达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并担任教师。由于生活艰苦，工作紧张，左明肺病复发。
1940年仲夏，左明从延安到重庆，找不到工作，因章泯约他到缙云山“育才学校”教书，左明又到北碚。时赵清阁亦居北碚，见他身体很坏，就送他住进“江苏医院”治疗，医药费由赵清阁、章泯、俞珊等几个老朋友资助。由于左明已是肺病三期，朋友们都不富裕，左明见病无起色，他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又不愿久累朋友，当田汉到北碚时，左明便请求田汉支援他一笔路费返回汉中老家。田汉答应替他想办法。
田汉回重庆不久，就让安娥转告左明：问题解决了，但须去重庆一趟。左明便委托赵清阁代他去。赵到重庆后，才知道是田汉向周恩来反映了左明的事，周恩来要了解一下情况。赵清阁在安娥的陪同下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恩来亲自会见了他们，听见赵清阁说左明“据大大宣布他快完了”的话时，周恩来轻轻叹息了一声，又问左明家在哪里?都有什么亲属?赵回答：左明家在汉中，家里有妻子、嫂嫂；哥哥叫廖右明，是冯玉祥将军旧部的一个营长，现在前方与日军作战。周恩来稍稍思忖，沉吟道：“还是个现役军官!”并嘱咐他们注意，不要影响军官的悄绪。随后叫警卫员拿了一大扎钞票交给他们，说是送左明的返乡盘缠。
左明得到帮助他的钱以后，就发电报叫他哥哥接他返乡。临走那天，左明在汽车上噙着眼泪恳托赵说：“见厂老大(即田汉)，务必请他转达周公(大家对周恩来的尊称)，只要我不死，绝不辜负周公的情义!”
不幸的是不到半年，左明就病故了。
1947年的夏天，廖右明到上海看望了赵清阁、田汉、安娥，他涕泪交流地告诉他们：抗战时期，他在前方，一想到弟弟和共产党，他就会勇气百倍地杀敌人；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发动内战，他宁肯失业，毅然退伍。田汉听罢廖右明的话纵声大笑，热烈地和他握手。赵清阁此时才深刻地理解丁，周恩来亲自处理左明回乡“小事”的深远意义。
消除吴永刚的自卑感
赵清阁在散文集中，回忆了令她难忘的周恩来关怀和激励吴永刚的往事。
著名的戏剧、电影导演吴永刚，与赵清阁是上海“美专”的前后同学。1943年吴永刚从上海来到重庆后，执导了由老舍、赵清阁合编的话剧《桃李春风》，遂成为好友。1976年周总理不幸病逝，他们都陷入哀思的回忆中，吴永刚热泪盈眶地向赵清阁讲述了他永远也忘不了60年代初总理对他的关怀和激励。
50年代，吴永刚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当导演，因写了一篇《病梅》的杂文和编导了《秋翁遇仙记》的电影，被说成内容都是反动的，1957年被划成“右派”，撤职降薪。不久，又恢复了导演工作。
60年代初，吴永刚正在拍摄戏曲影片《林冲》期间，忽然有一天，周总理到上影厂参观，并接见《林冲》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吴永刚自觉是“摘帽右派”，就躲在一边，不敢露面。不料，总理却问：“吴永刚同志呢?”吴永刚只好拘束地连忙走向总理。总理立即亲切地握着他的手，并风趣地说：“你是导演，怎么不接待来参观的客人?我是来祝贺你的!”总理语重心长，意味双关的话，感动得吴永刚差点哭了出来……
周总理是知识分子的知心人，他理解吴永刚为什么躲着他，他给吴永刚以关心和激励，消除了他的自卑感，吴永刚感激总理使他重新获得了自信和尊严，认为只有努力工作，才能报答总理的爱护。从此，吴永刚振奋起来，勤恳工作，即使在十年浩劫中受到严重的伤害，也没有悲观绝望。
就在1976年1月10日晚上，吴永刚和赵清阁等一起收看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的实况录相时。他悲痛地扑到床上失声痛哭；在送赵清阁乘电车回家的路上，他愤慨地斥骂“四人帮”不休。在“四人帮”彻底垮台之后，他振作精神，陆续完成了《巴山夜雨》、《楚天风云》这两部影片(吴永刚担任总导演)。《巴山夜雨》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暖风医病草”
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之一的赵清阁，更是难忘周恩来和邓大姐对她的关怀和鼓励，并用唐人诗句形容为“暖风医病草”。
赵清阁是1938年就到达重庆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1940年因为左明的路费问题，在安娥的陪同下到曾家岩周公馆的。当时她估计周恩来至多派人和他们谈谈罢了，谁知等了一会，居然是周恩来亲自接见他们；她原以为这位共产党伟人一定严峻可畏，不料恰恰相反，周恩来竟是那样和蔼可亲!他穿着一件白布衬衣，灰布军裤，黑布鞋，觉得非常简朴而风度翩翩。赵清阁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和安娥讲话，她很少讲话。这短暂的会晤，给了她深刻的印象。
1945年10月，赵清阁离渝返沪前， 曾在“文协”会晤过周恩来。1957年“五一”前夕，周恩来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电影工作者座谈会，赵因未被邀所以未能参加。座谈会开名单的人，主观地认为周总理只愿接见大名人高地位的电影工作者，可是没想到周总理进来注意地向会场寻视之后，竟问道：“赵清阁同志怎么没有来?”当时有人回答：因为是星期日，大概没能通知到。过了两天，《文汇报》报导了这条新闻，赵清阁看了十分感动：总理还记得她这个“渺小的文艺工作者”!一位大学教书的朋友打电话给她说：看了《文汇报》为她高兴，也为老知识分子高兴，他把这看作不仅仅是总理对赵清阁个人的关注，也是对所有老知识分子的关注。
1958年10月，周总理又到上海，召开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这次赵清阁终于见着总理了。她一眼见到已经阔别12年多的总理健步走进会场，她的心就欢跃得快要跳出心房!坐在她旁边的是画家林风眠，总理不等别人介绍，立刻叫出他的名字，并且风趣地说：“我们在法国见过，三十多年了，你没什么变化，就是胡子白了!”林风眠笑着频频点头，大家都惊服总理的记忆力。当总理含笑来到赵清阁的面前时，她激动地叫了一声，总理亲切地握着她的手端详着她，问道：“近来身体好吗?”赵清阁回答：“还是不好。”(此时赵清阁正发关节炎。)总理便关怀地叮咛她：“要多注意健康，努力创作。有什么问题，写信给我。”总理这些感人的语言和深切的关怀，使她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道谢，当时虽是隆冬十月，但她却觉得仿佛春天到了!赵清阁形容这情景是“暖风医病草”，她像孱弱的病草，就在这种暖风似的关怀鼓励下，渐渐恢复健康了。很快，赵清阁又一次战胜病魔，满怀激动的心情，下厂体验生活，创作了得到总理肯定的影片《向阳花开》!
在十年浩劫中，赵清阁遭受摧残，1967年患脑血栓，偏瘫4年多，身心俱伤，留下了后遗症。她怀着困惑的心情给总理写信，倾诉了这一切；1972年宣布她“解放”后，为了让总理放心，让总理知道她没有死(那时外面谣传她已死了)，又写了一封信向总理汇报。
1979年4月，她去北京参加田汉的追悼会，与邓大姐相见、相识。邓大姐多次接她去中南海西花厅的居住地，在亲切的交谈中，邓大姐告诉她：“劫后不死，已是不幸之中大幸。因此，我们要珍惜晚晴。知道你还在继续写作，而且老而弥坚，我很高兴。虽然以前我没见过你，恩来同志和我谈起过你，就在他病重时还念叨你!”赵清阁这时才知道，有一天，周总理要看赵清阁给他写的信，秘书找来给他，因字小他看不清，就请邓大姐念，但总理还没有听完就睡着了。邓大姐告诉赵清阁，这时总理已经生命殆危了!
听了邓大姐的话，赵清阁顿时眼泪滂沱!她真不敢相信，敬爱的总理患着重病，还在关注着一个“微不足道的渺小文人”，总理的襟怀是多么宽广仁厚啊!他那伟大的精神，平易、宽厚、没有偏见的风范，永远活在她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