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西南局时期的保密工作 新时期保密工作的特点是什么
时间：2019-02-19 05:28:4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保密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重要手段。邓小平在西南局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保密思想，战胜异常严峻的环境，构建起大西南保密体系。 形势严峻西南迫切需要展开保密工作
西南解放之初，面临的环境异常复杂:特务高度密集，反动党团在重庆留下区分部书记以上的骨干就有9000多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潜伏成为特务；渡江战役之后，蒋介石和毛人凤等人为挽救败局，亲自督促成都开办“游击骨干训练班”共7期，培养反革命分子潜伏运作、策反、暗杀和爆破等特务技能，对抗新生人民政权；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办起“自卫干部训练团”，前后三期，学员配发武器和电台，渗透潜伏在工矿、企业、学校里，暗自控制全省14条通航河流航运；云南作为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基地，基本成了全国各地溃退特务头目的集散地，军统、中统和国防部二厅三大特务系统驻川、康、黔、湘、鄂、苏、赣、渝、平等省市站、处、队的职业特务骨干，携带设备纷纷流进云南，严重威胁云南的稳定。1951年11月，西南公安部部长周兴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西南区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中称，蒋介石集团在西南留下职业特务约80,000名，而这批特务在解放西南过程中没有受到彻底冲击。
另一方面，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时，带来的干部极为有限，西南各地人民政权建立后不得不留用大量旧有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更是全盘接受旧有技术人员。这种先留用后改造的思路解决了当时干部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但留用的旧有人员在得到改造前极为复杂，不少旧有人员在人民政权立足未稳之际，里应外合，勾结境内外特务，窃取机关情报，破坏西南稳定。
西南原有职业特务和败退西南的各省骨干特务，一面散布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扬言蒋介石即将反攻大陆，惑乱人心；一面盗骗情报，组织暗杀、纵火、投毒、抢劫、爆破，破坏生产、扰乱社会秩序，甚至组织土匪叛军攻占县城，发动暴乱，寻求一切时机颠覆西南各级新生人民政权。
西南又是中国少数民族密集地区，一部分特务勾结少数民族上层社会中的反动分子，利用政教合一体制和支族纽带关系裹挟蒙骗基层少数民族同胞叛乱。潜伏在西南的帝国主义特务则始终觊觎边境领土，妄图借机制造事端，从而达到分裂西藏的目的，其危害更为巨大。
减少敌特分子的破坏，为正在进行的西南社会变革创造稳定环境，西南展开保密工作迫在眉睫。
全面统筹迅速统一西南干部思想
西南解放之初的保密工作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巨大工程，邓小平从干部思想认识问题入手，从思想源头上增强西南干部加强保密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针对西南面临的复杂社会环境，邓小平于1950年10月18日主持召开西南军政委员会第10次集体办公会议，围绕“要保守国家秘密”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开宗明义地回答了“什么是秘密”:“无论各党派、政府各部门、群众团体，都有它一定的秘密性。”以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已经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政党，但在政党的一些共性上仍保留着不影响根本性质和宗旨的特点，秘密性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是为了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暂时加以保护处理的信息、计划和事件，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仍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邓小平指出:“国家各方面的工作都要通过计划去做，消息传播了出去，言者无意，听者就有意，这是非常危险的。”西南党政军秘密主要是新生人民政权的相关重要计划，为防止特务分子截获后进行破坏，必须加以保护。
接着，邓小平解决了干部对“为什么要保密”的认识问题。西南解放之初，干部主体为南下干部和军队转到地方的干部，对于西南特务猖獗的情况缺乏思想准备，没有形成保密习惯。邓小平指出，西南情况不同于解放区，“过去在解放区，洋人、帝国主义的间谍很不容易进来，结果，有的同志保密习惯很差，所以现在要进行教育。”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新中国，政治组织性更强，有很多关乎全局性的计划工作，这些计划在没有公布之前泄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而西南各类特务正处心积虑地利用职业特长收集新生人民政权的相关政策及计划，然后策动并勾结土匪和反动党团及会道门组织阻碍西南解放和各项政治变革。在此背景下，做好保密工作是更好更快地完成西南解放后一系列重大任务的重要保障。针对成都和重庆等地在取缔白银黄金流通时出现的特务预先窃取情报、散布谣言怂恿群众形成挤兑风潮的事件，邓小平严厉批评了西南保密工作的疏漏:“有很多措施，其中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我们还没有拿出来，敌人已经预先布置，煽动口号已经出来了。”强调革命胜利后，干部很容易产生麻痹和疏忽，这就会给敌人以可趁之机，一切负责同志和机要干部都应引起警惕。
最后，邓小平回答了西南干部“怎样保密”的问题。开展保密工作，只对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保密教育是不够的，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强调，还要严厉惩罚经教育后仍然泄密的机关工作人员，而且惩罚比触犯其他任何法律都要严厉，因为“严格说起来，泄密不管自觉不自觉，都等于叛国行为”。在保密工作常规化上，邓小平要求保密工作实现法律化和制度化。保密工作的持续开展，显然不是仅凭一时强调就能长期起作用的，必须有一套具体办法，建立法律保障:“保密问题必须成为国家一个重要的法律。”没有法律保证，没有形成制度，保密工作难以持久，“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套办法，包括人事问题，各部门对于工作人员要经常审查，哪些人是有保证的，哪些人是值得注意的。”邓小平将西南保密工作制度化的任务指定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和副秘书长高兴亚、熊子俊三人完成，要求他们研究具体办法。在减小泄密的可能性和泄密后的危害上，邓小平指出秘密要有一个相应的范围，以便于追查。文件泄密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开会时文件发放范围过大，为此，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最主要的是，不要把参加会、看文件当作政治待遇，这样知情的人就少，泄密可能性也就小了。”秘密必须锁定在一定范围，万一泄密，“就去找这个范围的人”，“如果没有范围就无法追究了”。有了范围，追查泄密也就只需要追查秘密知晓范围，找到秘密泄露去向，及时堵截封锁，从而降低泄密损失。在检查保密工作问题上，邓小平视检查为提高保密工作质量的重要一环，要求西南各省市区要加强保密检查:“各地应专门组织委员会经常提一提，纪律监察委员会也以此为中心工作。”这样，经常性的保密检查成为促进西南各省市区加强保密工作的有效途径。
立竿见影西南保密工作成绩斐然
立足于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吸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西南地区迅速完成了保密体系的组建。该体系具有独特、实用、全面的特点，并取得明显实效。
西南保密工作以建立保密干部队伍为重点，组建了西南强有力的保密机构。1950年7月初，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务办公会上决定正式组建西南保密委员会。15日，西南局发出《西南局关于建立保密委员会的通知》，成立以李达为主任的西南局保密委员会，统一领导西南全区党、政、军的保密工作。自此，西南局保密委员会分情报、新闻、公安、保卫、机要、通讯等部门展开工作。在邓小平发表保密工作专题讲话后一个月内，西南全区师、分区、分部、处以上机关共组建保密委员会37个，且由各级军政首长负责领导，保密战线工作人员增加到333人。领导机构铺开后，西南保密工作迅速走上正轨。
邓小平展开西南保密工作以加强保密教育为基础，注重预防，强调提高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的保密意识，“各地保密委员会成立以后，首先是检查保密工作，规定制度，进行广泛的保密教育”。在布置1951年工作任务时，邓小平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都要认真进行保守国家机密与军事秘密的教育，建立严密制度，抓紧检查，丝毫不容忽视大意”。按邓小平指示，西南党政军机关干部首先进行了保密宣传教育，其他机关、学校、事业单位和工矿企业，结合镇压反革命来宣传并加强保密教育，基层政权则结合农村农代会和城市街民会，展开对普通群众的保密教育。西南社会经过广泛保密教育后，机关工作人员形成并提高了保密意识，群众则争相向公安机关和政府递送含检举特务在内的反革命分子材料。在职业特务密集的云南，半个月内收到1.52万份检举材料；重庆共计收到6000多份检举材料，4823名特务为首的反革命分子被检举出来，群众还直接向公安机关扭送反革命分子815人；贵州3个月收到检举告发特务反革命分子信件8455份，广大群众自发包围、追赶、搜索反革命逃犯。陷于人民群众包围的特务感到无路可逃，纷纷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保密教育成效显著。邓小平与贺龙、张际春、李达在1950年12月给中央的保密工作报告中指出，整个西南“数月来泄密现象逐渐减少”。
西南特务训练有素、队伍庞大、破坏力强，因此，西南保密工作以严厉打击特务为必要步骤。西南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时，不少城市干部群众在运动中对特务的处理尺度拿不准，怕犯“左”倾错误，在实际镇反中出现宽大无边、打击特务不力的倾向。1950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立即予以纠正:“我们在城市镇压反革命的毛病，也是‘宽大无边’”，“这大大打击了群众反特斗争的积极性”。其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报告1951年的工作任务中，邓小平要求把保密工作与镇压反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继续镇压反革命、保守国家秘密。”西南各省市区重点城市随即展开抓捕特务为首的反革命分子。重庆经过严密侦查，于1951年3月13日展开3次大逮捕，国民党中统、军统、美帝国主义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内调局等所属特务头目落入法网。成都随后也展开统一行动，一次擒获千人以上特务反革命分子。昆明市依据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于1951年4月公开审判参与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杀害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及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特务分子查宗藩、杨以模、汤时亮、李明山、李家杰、袁炳南等特务凶手受到应有惩罚；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起义后，协助云南省委抓捕云南特务系统内徐远举、周养浩、陈世贤等大批血腥罪恶分子，收缴保密局遍布云南各地的电台，摧毁其活动据点；对于外省流窜和撤退进入云南的特务分子、毛人凤在云南保密局体系外安插的特务队伍，则进行限期登记工作。意在煽动民族地区叛乱、分裂边疆的帝国主义特务，则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引起西南人民的强烈愤恨，各阶层群众全力协助公安机关侦破和抓捕。至此，西南庞大的特务队伍彻底瓦解，社会环境得到净化。
巩固成效推进西南保密工作制度化
西南保密工作的成果来之不易，需要加以巩固，用制度规范，形成长效工作机制。为此，西南局于1951年2月1日颁布了《西南区保密工作条例》，条例分六章三十五条，涵盖保密工作的组织、任务、制度、会议、奖惩等内容。其中，重点是保密制度，占据了条例内容的绝大部分。保密制度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关于保密工作的指导思想，要求保密战线保守机密应视如保护生命，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泄漏国家机密。保密制度对于电报管理、机密文件保管、保密工作人员管理、机密文件传递、机密文件印发、重要会议记录、机密文件阅看、报刊不得涉密和个人保密事项等等，都有严格规定。有关加强保密教育和经常开展保密检查等内容，也作为正式规定写入条例。保密工作条例的出台，保证了西南保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稳定化。
有了保密制度，展开经常性的保密检查就成为执行保密制度、规范保密工作和提高保密工作质量的有力推手。邓小平在西南局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要求各级党委要经常关注保密工作，随后，云南、贵州、川东、西康等省区立即展开调查，深挖潜伏在党政机关中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破获一批国民党三青团等特务组织混进党政机关窃取机要、偷盖公章和偷窃首长印章制作假文件而造成巨大损失和混乱的案件。邓小平还点名公布了新近一批泄密案件，包括《新华日报》将邓小平在西南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丢失在马路上、敌方5名特务潜入川西军区一个师部通讯部门、184师电报不封口致使传运中丢失4份等一批典型保密案件。各地随即开展对保密工作的检查。至1950年11月3日，共查出西南党、政、军系统遗失电报197份，其中西南局各部委共22份，西南军区系统遗失75份，川东遗失10份，川南20份，川北19份，云南27份，贵州4份，西康7份。通过检查，西南保密工作整体质量明显提高。
主持西南保密工作这段经历对邓小平的保密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针对当时泄密严重的情况指出:“过去规定，机密文件不能出办公室，保密员带文件出差要两个人同行，不能一个人出去。现在却有人把机密文件随便放在自己皮包里，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去，文件个人保管，喜欢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这样不行！应该有章程嘛。”1988年9月5日，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10年4月29日此法进行了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