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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苦奋斗的作风 [艰苦奋斗的城口儿女]

    时间:2019-02-19 05:29:4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城口是重庆市第一个打出红军旗帜的区县,在那段“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日子里,城口儿女以自己特别的勇气和智慧,闯关夺险,艰苦奋斗……那些普通人和他们不普通的事迹,永远值得铭记。
      
      陈木瓜与“水电报”
      
      在中央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来自大巴山城口县的漂木,上面曾隐隐约约有一些文字,随着年代的久远,现在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了。但它却记录了红四方面军在老革命根据地城口的一段传奇。
      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城口的时候,通讯条件极差,传播消息,近处的靠吹号,远处的就是靠马匹载人,甚至是徒步翻山越岭送达通知。那时城口没有公路,全是山路和栈道,山高林密,坡大沟深,传递信息十分困难。凭借湍急的河流传递信息,算是最便捷的方式,任河就是这样一条河流。任河流经巴山新枞黄溪这地段,叫黄溪河。向下流入万源,叫大竹河。这时期,万源驻的红军是许世友的队伍,城口的驻军是王波的部队。
      一次,驻城口黄溪乡的红军团部,命令驻在下游沿河的一个营前去双河口参加反“六路围剿”,打土匪王三春。但是几次派出的通讯员,半路上就被敌人给枪杀了。命令传达不到,团长心里直冒火,战前的部署与兵力调动是胜利的保证,这可怎么办?团部的警卫员、一个叫陈木瓜的本地战士见团长愁眉不展,突然计上心来。他对团长说:“我们可不可以把命令写在竹片或木片上,然后放入河中漂下去,只要下游的部队捡到了,不就把命令传达到了?”团长高兴得打了这个陈木瓜一拳:“人家说四川人是猴子变的,真是个鬼精灵!顺水漂下去,这不是从水里发电报吗?哈哈,水电报水电报,行不行先试试!”
      黄溪河一年四季水流不断,用生漆把要传递的信息写在竹片或木片上送达,比用马或人快得多,而且比用纸条安全不怕水打湿。但有两个需要担心的问题:一是怕木片或竹片卡在石罅或缝隙,二是怕被河边的人当柴禾捞来烧了,或被打渔的人捡了。
      为了确保“电报”的安全,团部成立了水上“通信兵”班,要求战士必须水性好。陈木瓜矮是因为他人小,才14岁,长得像木瓜。可他从小在黄溪河里玩,比水蛇还厉害,能在水中潜伏好几分钟不换气。于是“水电报”的发明者陈木瓜,成了这个水上通讯班的班长。其他人都比他年龄大,开始都不服气,可一扑到河里比试水性,个个都服了。
      从黄溪河后起湾的红军团部,把命令漂放到驻沿河的营部去,团长很不放心,便命令陈木瓜带两个战士,撑着竹排跟在木片的后面,从水路护送。由于沿途有两处国民党军的防区,3个人只有下到水中,躲在竹排下面才能通过。不仅如此,还有几处有一人多高的峡谷,人得随着竹排从谷口跳到下面的深潭中,不仅要有水性,还要有胆量,说不定跳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陈木瓜不怕,因为他的父母就是被王三春的匪军给杀害的。本来年龄不够格的他软缠硬磨地参加红军,就是要为父母报仇。这次团部命令驻扎在沿河的三营,插到双河口去袭击王三春的后背,他高兴呀,所以主动要求去护送“水电报”。
      漂了一阵,他们把那个写有命令的木片捞起来,藏在竹排下。到了晚上,9月的大巴山寒气袭人,两岸还有野兽嚎叫,撕人心肺。另外两个战士虽然都比他大,但也不过十六七岁,一样还是孩子。太冷了,两人请班长停下竹排,到岸上烧火烤。想不到他们一上岸,就被国民党军给发现了。
      “班长你保护命令先走,我们掩护!”那两个战士将他推向了竹排。当他在水里撑动竹排漂出去没多远,激烈的枪声响了起来,那两个同样还是少年的战友倒在了血泊之中。虽然陈木瓜很想为战友报仇,但为了完成任务,他只有流泪告别战友,拼命撑动竹排冲入黑夜之中。
      第二天早上,当陈木瓜被打捞起来的时候,早昏了过去,已奄奄一息。好在打捞他上来的就是三营的战士。其中有人认得陈木瓜。灌了一碗姜汤后,陈木瓜缓缓醒过来,用最后的一点力气,说出了藏在竹排下的那块木片。命令终于送到了。部队按时参战,将“六路围剿”中的第六路王三春打得落花流水,取得辉煌的胜利。
      后来,营部常接到团部的“水电报”。可惜的是,由于战争岁月的频繁迁徙,那些“水电报”在解放后只剩下了一块,被送到军事博物馆珍藏,而陈木瓜也在西路军和马家军作战时,英勇牺牲在河西走廊的高台子。
      
      红“管家”罗二娃
      
      1933年10月,自宣(汉)达(县)战役胜利,红军占领城口之后,红33军军长王维舟指挥部队在城口成功打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并将指挥部设在坪坝大梁龚家院子。此时只有16岁的城口孩子罗二娃报名参加了红军,在红35团担任给养员。
      罗二娃的家就在离龚家院子三里远的半山上。从小就跟随父亲跑生意的他,很会精打细算。
      1934年夏天,天气酷热,只有长衣长裤穿的红军战士们热得不行。红33军总部准备给每个战士添置一套夏装。可那时红军的经费非常紧张,于是不得不规定:每人只能按3角5分钱的标准做衣服,颜色一律要灰色。负责承办的同志来到县城里一问,做一套衣服的灰布就要4角1分钱。有的同志泄气地说:“算了,这几个钱能做什么衣服啊,买点肉打个牙祭,改善改善生活吧!”
      后勤部长杨立三听说后,着了急。他和罗二娃马上从总部驻地坪坝大梁徒步赶到县城,东转转,西看看,这问问,那瞧瞧,到处打听布价,忙出一身大汗。最后了解到:灰布确实买不起,白布却要便宜些;做一套衣眼,买好的白布要3角,次的2角8分,去染坊染成灰色要花5分。罗二娃本打算买白布到染坊去染色。可一转念,不行!这3角5分钱只能把布准备好,还要裁呢,缝呢,这工钱从哪里出呢?这使他十分为难。罗二娃皱着两道浓眉,心里又仔细合计了一番:买好布自己染色,每套只花3分钱买染料,又便宜了些。可再一打听,每套衣服的剪裁工要2分,缝纫工要3分,一一加起来,总共要3角8分,还是做不成。他掰着指头算了又算,琢磨来琢磨去,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最佳”的方案:买次布每套2角8分,染料每套3分,加裁剪工2分,针线2分,合起来刚好3角5分,然后让战士们自己动手来缝。
      想到这里,罗二娃高兴得不得了,忙把主意向杨部长汇报了,部长一拍巴掌说:“好,就这样定了,自己缝,总共3角5分,不多不少,刚刚好!”杨立三连夜赶回坪坝,向总部领导作了汇报。不久,红军战士都喜气洋洋地穿上了自己缝制的新军服。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革命根据地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红军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住房缺乏也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红军队伍正在不断壮大,坪坝大梁房屋有限,没有住房怎么成呢?罗二娃又着急了,他反复思索,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这天,罗二娃把后勤兵们召集到一起,问道:“谁会砍树?谁会做木工?谁会砌墙?”
      不问不知道,红军中的人才还真不少,干活的人一下就找齐了。罗二娃乐了。他带领大家爬上山,嗨呀吭唷地干了起来:有的砍树,有的运木料,热火朝天。罗二娃也是个闲不住的人,刚在这边合力放倒一棵大树,又到那边夺过别人的斧子砍起树来,圆圆的脸庞涨得通红,汗水顺着脖子直往下淌。等到需要的木材准备完毕时,他的手掌都磨起了水泡。
      在罗二娃的带领下,大家齐心协力搭齐了房架。没有瓦,便用稻草盖屋顶;没有铁钉,就用草绳将木材牢牢捆扎起来。罗二娃像个出色的工程师,不多天就设计建造了办公室、礼堂、宿舍等幢幢新屋。虽说只是茅屋,但冬暖夏凉,确实管用。
      罗二娃又带领大家将屋子周围的荒地开垦了出来,种些什么呢?原来他早有安排,白菜、菠菜、四季葱是城口高山地区最易成活、生长周期又短的蔬菜,把种子撒下去,不用怎么管理,红军很快就有了新鲜蔬菜吃。
      在罗二娃的努力下,当时的红军有衣穿、有房住、有饭吃,队伍不断壮大,老是打胜仗,红军将士都夸赞他:“罗给养员人勤快,脑子又好使,真是个顶呱呱的红管家!”
      
      巾帼英雄童云
      
      在城口,至今流传着一位女红军的故事,她就是童云。
      童云1920年1月出生在城口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向地主借债无法偿还,被逼无奈之下,童云被送到地主家当了童养媳。
      1933年,工农红军来到童云的家乡。童云看到红军队伍里的女兵们英姿飒爽,不光行军打仗,还帮老百姓做事,闲下来一个个还兴高采烈地跳舞唱歌,教细娃识字,心里羡慕极了。当时红军大力宣传“妇女要翻身得解放,只有参加革命”,童云听后心动了,悄悄和附近几个小姐妹商量:“逃出家门,参加红军去!”1934年的一个夜晚,童云邀约好另一个童养媳杜三女,连夜跑出去投奔了红军。
      参军后,童云学到了很多革命道理,进步很快。部队抽调她到区苏维埃工作,宣传穷人翻身解放、男女平等的政策,协助地方开展政权建设及妇女工作。
      1935年2月,红军战略转移,北上抗日。童云随部队离开城口,在南江县编入红四军11师供给部,参加了女子运输连。在长征途中,童云翻越了海拔4000多米的大雪山――夹金山,三过草地,西渡黄河,风餐露宿,吃草根树皮,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达陕北。
      童云在回忆她的经历时说道:“我这一生,死了四回,又活了五回。”其中最令她难忘的也最惊险的是,穿越松潘草地的经历。草地一眼望不到边,里面河道迂回,水流滞缓,形成大片的沼泽。若掉进泥潭,浅处齐腿,深处还能“吃”人。
      一天,童云随部队行进在草地上,又困,又累,又饿,没精打采,双脚越来越沉重。走着走着,一不留神,抬脚走偏了,没踩在前面探路战士的脚印上,陷进了“雷池”。不大一会儿,泥水就没过膝盖,她抬腿使劲拼命想往上爬,可是越挣扎却陷得越深。冲锋队一排长看见了,急忙喊道:“小姑娘,不要动!”走过去递过长枪,让她握住枪筒,排长使劲拉,费了好大的劲儿也没拽动她。周围的战士很着急,都要冲过去救她。童云不愿为了自己一个人而让大家冒险,忙大声制止大家:“同志们走吧,不要管我!”战友们眼看战友年轻的生命就要被无情的沼泽吞噬,却无能为力,又着急又伤心,眼里饱含着泪水。童云自己也忍不住流下泪来:她毕竟只有20来岁,正处于如花般的年龄,将来的日子还长着哩!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一排长眉头一展,像是想起了什么。只见他拿来4支长枪并排放在沼泽地上,打开背包把被子往上一铺,让几个战士站在被子上面,又找来两条绑腿,扔给陷入泥潭的童云,让她一手握住一条绑腿。“把绑带握紧,我们再拉你试试看!”一、二、三,拉!嘿!排长这招还真灵,大家真的把年轻的童云慢慢地拽了出来。刚脱离危险的童云感觉恍如隔世,精疲力尽。但在短暂休息后,她又在战友的搀扶下继续了长征。
      在这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里,童云和红军战士们一起,在革命信念的激励下,以顽强奋斗的精神和高度的阶级友爱,与大自然展开殊死搏斗,征服了雪山草地,最终完成了长征。在后来的岁月中,她一直以长征精神鼓励自己,不断进步。1938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一次,荣获三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61年8月被授予少校军衔。
      
      毛主席的客人
      
      在城口川陕苏维埃边区的斗争历史上,陈良奎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位老赤卫队员,成为60年代初被毛泽东主席请到家中作客的5位“嘉宾”之一。
      陈良奎、陈良才兄弟两人很小就帮人家打短工、做长工,打猎割漆,背力抬轿,啥都干过。当年闹“老解放”时,红四军徐向前、王维舟一支人马过来,两兄弟便一齐跟着去。一年过后,红军北上,陈良才一趟子跟着跑了,而立之年的陈良奎不想远跑,只当了几个月的“村苏维埃主席”的牌子却也撂不掉了。国民党土匪头子王三春的队伍卷土重来,到处捉拿守红花寺、攻土垭子、杀死民团首领冉光堂的陈良奎。被国民党反动派这么吼吼叫叫地一通缉,陈良奎在远近更有了些名声。没法子,只有跑到陕西帮一家地主割漆、种茶,避了3年风头,总算活出了一条命。
      陈良奎觉得自己没有做过什么大事。然而,1960年3月,城口县却收到一份来自北京的请帖:
      陈良奎同志:
      全国民兵代表会议订于4月18日在北京开幕,特聘您为特邀代表,希届时出席为盼……
      “是不是请错人了?”陈良奎感到很诧异。但在县上领导和亲戚朋友的劝说下,月底,陈良奎随手拎着他那长竹烟杆,带上送给毛主席的一大包核桃、茶叶、天麻、向日葵籽出了门。
      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6100多名代表按照自己的号码坐在位子上。陈良奎被引到台子上那几排人中间坐着,只听人家叫他“主席团成员”。几天的大会,他都那么坐着,慢慢地记住了旁边坐着的一些人的名字:朱总司令、刘主席、贺龙元帅、罗荣桓元帅……天哪,这些人都像些老实巴交的庄稼人,隔着老远都朝他笑哩!
      23日下午3点钟,来到大礼堂。陈良奎听见公社喇叭里常放的那支歌:“东方红,太阳升……”说是毛主席来了。礼堂里放音乐的声音、拍巴掌的声音、吼叫的声音地响成一片。因为人多看不见前面,不准往前挤,陈良奎见别人鼓掌就跟着鼓掌,见别人喊叫就跟着喊叫……
      一会儿,毛主席、周总理在头排的椅子上坐下来。陈良奎亲眼看见了毛主席,“人高马大,脸上红彤彤的,笑得慈眉善眼,叉了两次腰,还回身伸出手和这个那个不住地握”。坐在第2排的开县女民兵,踮起脚扶住毛主席的肩膀,毛主席转过脸来和她握手,还说了句什么话。陈良奎排在第3排,想跟毛主席握手够不着,给他裹杆叶子烟又来不及,只好傻呆呆地盯住他左边脸膛不转眼地看。
      谁知过了两天,4月25日晚上,上面又通知陈良奎等5个“老兵”代表去毛主席家里作客。当他们5个人在5个军分区政委的陪同下,来到一间高大明亮的屋子里时,毛主席站起来和他们握手让坐,削了苹果递过来,他们心里那点拘束劲儿早跑没影了。毛主席晓得他叫陈良奎,是城口县委委员,川陕两省6邻县联防民兵连的指导员,家里日子不宽松,有个弟弟在延安……
      很快到了吃饭的时间。主人是真心待客,摆出9盘18碗,还有四川人爱吃的麻辣味。毛主席随时放下筷子,拿起中间那双大筷子给这个那个夹菜。只记得主席问了那个陈老船工的身体,那位延安“童养媳”吃着吃着掉起眼泪来,还有两个老头比他还本份,菜不敢多夹,话也没多说,只是随时咧着嘴笑……
      散席后,陈良奎记得毛主席说了这么几句话:要把民兵组织起来,前方后方都要作准备。要准备打仗,后方要给前方添力量。帝国主义不来就不说了,只要它来,就会发现中国前方后方都是一个天罗地网。(主席又站起身说)回去给同志们讲,我们工作还没有做好。全国都要提倡艰苦奋斗。中国要建设起来,要建成新中国。
      陈良奎回来了,带回来了报纸、笔记本、照片、请帖(包括戏票,一大摞)、一件草绿色呢军大衣、一支写有“大办民兵师”的木柄半自动步枪,100发子弹和一小袋苹果。他不懂得什么“光宗耀祖”,也不明白这叫“载誉归来”。作客回来后,陈良奎照老样子打发岁月,常年操劳,往复伊始。
      1979年3月21日13点,经县医院救治无效,陈良奎去世了。临终前,他反复说:“我跟毛主席去了,他多半……认不得我了,认不得我了……”说着,最后的两滴凝滞的泪珠,从眼眶里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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