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灾抢险英雄群体_安法孝在领导抗灾救命的日子里

时间：2019-02-19 05:34:00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安法孝（1914.2―1996.5），1933年经彭涛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先后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抗战时期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晋西北根据地从事革命活动。1949年南下入川，先后担任川西行署副秘书长、民政厅副厅长、四川省人事厅厅长、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1961年，一个新的艰巨任务落到了安法孝肩上。
　　1959年至1961年，受“左”倾错误思潮的严重影响，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江北县人民群众生活几陷绝境。全县广大农村基本上院无鸡鸣，舍无炊烟，到处病疫流行，肿病肆虐。特别是1961年，是旱灾最为严重之年，全县绝大部分地方几乎颗粒无收或收成极少，出现“人无口粮，地无种子，牲畜无饲料”的严峻局面。农村社员口粮由原来的每人每天12两（旧秤，1斤=16两;1两=31.25克）降为4两（旧秤），全县除江北县第一中学外，其余所有学校一律停课。肿病的人数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每天都在增加。灾情严重，江北告急！
　　省、地委得知后，经省长李大章点将，派时任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安法孝率领由省、地委机关各部门抽出的干部100多人组成工作团，于当年10月8日赶到江北县。10月18日，安法孝正式兼任中共江北县委第一书记，同时来县的国家交通部刘耀夫兼任县委书记，王毓培、杨玉才等兼任县委副书记，他们同原县委领导班子一起领导全县干部群众开展了长达一年多的抗灾治病救人工作，解救江北县人民群众于艰难困苦之中。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江北县人民目睹了县委领导班子所做的一切实事，为此，安法孝被江北县广大人民群众誉为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安青天”。
　　安法孝到任后，立即听取了县委常委和有关部门的情况介绍。响亮地提出“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口号，采取“救命第一”的措施。当得知县内肿病严重时，他心急如焚，要求县委负责肿病工作的干部尽快拿出医生、药物的需求预算，并亲拟了一份电报，向省、地委汇报肿病情况，请求省、地委尽快安排医生和药品来江北县抢救病人。
　　当他看到远水解不了近渴时，随即让救灾办干部就近到重庆医学院请来医生。当医生告知病人系因过度饥饿严重缺乏营养而引起肿病时，安法孝立即代县委拟了《关于解决农村缺粮问题的请示报告》，呈送省、地委，经省、地委批准提高了对江北县广大人民的口粮供应。
　　同时，县委决定采取特殊行动，组织省、地、县力量，从云南、贵州等省42个专县调运粮食29830吨，安排人民群众的生活。
　　安法孝上下奔波、四处求援。1962年，他参加中央七千人大会期间，尽管身在异地，却心系灾民。抓住机会，与阿坝、温江、宜宾、彭县等地（州）县以及贵州省遵义地区的领导人联系，落实了大批四季豆、黄豆、红苕、洋芋等蔬菜、粮食种子和代食品。会后，立即赶到成都，他不是回家，而是直接去找省委书记、省长汇报江北县的严重灾情，请求上级给粮食、给种子、给车辆以解灾民危难。其间，他还打电话要求在家的县委领导及时组织力量联系调运事宜，强调干部必须关心群众的生活、生产及病情，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群众渡过难关。经过安法孝和县委一班人的努力，江北县的灾情得到了省委的重视及各地的支持，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在这场“救命”大战中，安法孝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在江北县茨竹、两路、兴隆、龙兴、石船等重灾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茨竹，他发现因制度不健全，有干部多吃多占和克扣群众口粮的现象，安法孝不仅亲自起草了《对缺粮户安排口粮的方针暂行规定》，并采用“乱世用重典”的手段严肃处理了违规违纪干部，以达到惩一儆百之效果。在石船，当他听到当时的区委书记（系县辖区）汇报仍有死亡的问题发生时，非常着急，情急之中，竟然将正在吃饭的碗一放，拍着桌子狠狠地对区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龙兴，当他看到满场都是些没精打采的肿病人甚至连学校、粮仓也挤满了病人的严峻形势时，果断提出:首先搞治病，然后抓生产，同时决定取消当年的征购任务。
　　安法孝到省委汇报灾情、请求援助期间，曾3次打电话到县委，指示必须提高群众的粮食供应标准，先后将每人每天供应原粮6两（旧秤）增加到8两(旧秤)，然后增加到12两（旧秤），最后增加到1斤（旧秤），并要求不分大人、小孩，核实供应。
　　经过艰苦的努力，江北县人民的生活有了基本好转。至今，历经此难的干部群众对安法孝的工作作风仍赞不绝口。
　　为了让老百姓能有效治病，全县在农村学校、粮仓办起了肿病医院，制定了《关于办农村肿病医院的若干规定》，确保病人能及时得到治疗。为让肿病人能填饱肚子，安法孝还组织县、区干部到塘库打鱼，组织力量上山去采挖能吃的野菜和土补药，以补充重病号的食物和营养。本着“抗灾救人”的目的，只要有一点食物，他首先想到的始终是人民群众尤其是肿病人，哪怕是在仓库里搜出的几斤辣椒面，也要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如何将这几斤辣椒面分配给重病人以抵御风寒提高体质。
　　在人命关天、抗灾救人的日子里，安法孝总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1961年，江北县大量土地撂荒，劳动力大批死亡或重病，而上面却不停地喊“纠正右倾倒退”。安法孝根据灾情实际，发现仅仅依靠国家供应粮和集体经营土地的方法，不能满足农民的生存需要，于是冒着犯“右倾倒退”错误的风险，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把零星荒坡、空闲地划给农民，每人3分，城镇居民每人1分，用以种粮食、蔬菜和猪饲料。
　　采取此办法后，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62年小春收成较好，群众体质逐渐得到恢复，非正常死亡人数得以控制，全县上下人心振奋,生产积极性也逐步调动起来。
　　安法孝来到江北县后，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生机和希望。他曾指出:“一两粮，几钱油，一个饼子，一碗米汤就可以抢救一条人命。一两酒、几尺布票可以发挥比正常时大若干倍的作用。”在旱灾肆虐的日子里，全县上下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安法孝号召全体干部与民同甘共苦、共渡难关。首先从自己做起，取消了国家对自己高级干部的副食品特殊供应，停止县委“中灶伙食”，下达“禁酒令”，禁止多吃多占，从县级机关到区、公社（乡）、大队、生产队干部都必须自觉遵守，任何人概莫能外。
　　在执行禁令期间，有个区（县辖区）的干部因饥饿吃了一个没收来的“高价饼子”，被严肃处理;一个区委的委员，因弄了几尺布票被撤了职，安法孝说:“我这个安委员就要处理你那个X委员。”从而狠刹了歪风，使抗灾救人的工作取得了实质性效果。
　　1959年“反右倾”时，县长、县委常委王海亭被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1年，江北县灾情特别严重，根据工作需要和德才表现，安法孝担着用人风险，让尚未甄别的王海亭负责全县的救灾工作。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对王海亭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进行了甄别，恢复了县委常委职务，任命为县委财贸部部长。
　　安法孝还非常关心受挫的同志。即使是在基层调研时，只要发现有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他就会伸出热情的手帮助他们从政治阴影中走出来，并主动通过组织程序，对这些同志进行甄别并大胆使用。这既团结了干部，充分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推进了抗灾工作，也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安法孝心系灾民，忧心忡忡，整天坐立不安，有时难免产生急躁情绪。当年，在统购油菜办法上，他与分管的同志产生了分歧，进行了不恰当的批评，造成了同志间思想不愉快。但当他知道真相后，认真作了自我批评，从而增进了同志间的理解和工作上的支持。特别是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党内的民主作风得以恢复，重新拿起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安法孝回来后，认真查找了自己存在的批评失准的问题，在常委会、“三干会”上，认真开展了自我批评。收到了团结同志有利工作的效果，造就了一个团结的、民主的、坚强有力的县委领导班子，赢得了同志、同事的好评和赞扬。
　　40多年过去了，被老百姓誉为“青天”的安法孝也去世了，而生活在江北县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回忆起“安青天”当年领导抗灾救人的感人事迹，无不高度赞扬。一些流传民间被人称颂的故事，至今还激励着当地人民向着既定的小康目标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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