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大裤脚裤配什么鞋子 [只因想穿“大裤脚”]

时间：2019-02-20 05:44:0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在的年轻人太幸福了，想穿什么就可以穿什么，爱怎么打扮就可以怎么打扮，既没有精神上的羁绊，也没有物质短缺的尴尬。不过，这在几十年前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一位年轻的体育老师就仅仅因想穿一条“大裤脚”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是1961年的事。
　　那年我12岁。读小学5年级，家住在嘉陵江边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名叫井口的小镇。我的体育老师叫易文武，长得高高大大，浓眉大眼，用现在的话来说肯定是“帅呆了”。他大约二十五六岁，独身，老家在四川巴中一个偏远的农村，是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我们学校来的。我因为乒乓球打得好而很受他的青睐，他常常在课余时间“开小灶”指导我练乒乓球。时间一长。我俩就成了亲密无间的“忘年交”。
　　那时虽然生活极端困难，可人们依然讲“漂亮”，赶“时髦”，尤其是青年男女。那时最时髦的打扮就是穿白色力士胶鞋和俗称“大裤脚”的肥大裤子。这种“大裤脚”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行的“喇叭裤”不一样。“喇叭裤”是从膝关节以下呈“喇叭”状逐渐展开，而“大裤脚”则是从臀部以下到脚踝都是直管，但非常肥大，裤管直径在1尺左右，甚至更长。穿着这样的裤子走起路来整个下半身都“浩浩荡荡”地晃动，就像嘉陵江上汹涌的波涛。这副“行头”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些不伦不类，可那时的人们却认为这种形象很“时尚”，“风度翩翩”、“风情万种”。当时的时髦男女们就是穿着这样的服饰，嘴里哼着“洪湖水浪打浪”之类的曲儿，洋洋得意地出现在各种“体面”场合的。当然。这种时髦行为也被“正统观念”视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六一”儿童节过后。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易老师照例和我一起打乒乓球。打了很久他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直到天快黑尽，学校没有一个人了。他才收了拍子。我背起书包欲赶回家，他却对我说，再耍一会儿嘛。我停下了脚步，他犹犹豫豫地看着我不说话。我猜他一定有啥子事想告诉我。就问：“易老师。有啥子事么?”
　　他迟疑再三。终于对我说。他已经托人开后门买到一双白色力士胶鞋，想做一条“大裤脚”来与之配套，可是布票不够，想让我帮忙给他在“黑市”上买几尺。那些年买粮食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烟要烟票，就连买上厕所用的草纸也是要票的。而那一年发的布票特别少，每人仅3尺，称为“补疤布”。发布票的时候领导说，现在国家有困难，给大家一人发3尺布票，3尺布虽然不多，但是可以补破旧衣服的“疤”嘛。这对于培养大家艰苦朴素的作风是很有好处的呢。于是这“补疤布”的名字就叫开了。
　　一人3尺布对一个几口之家来说还是好办，可以凑在一起做套衣服或别的什么。但易老师独身一人。个子又高大，做一条“大裤脚”起码要七八尺布才够，所以他就只有望“裤”兴叹了。国家发的各种票证本来是无价的，可因为整个社会的供需矛盾突出，于是就有了买卖票证的“黑市”交易出现，但“黑市”交易属“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一旦被市管会的人抓住了，买卖双方都要受惩处。易老师虽然非常想穿“大裤脚”，但又碍于“教师”身份。不敢冒险到“黑市”上买布票，所以想请我帮忙。
　　易老师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我办，我受宠若惊，当下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和他商量了去“黑市”买布票的办法。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易老师按约来到镇头的庙坝子，那里是做“黑市”生意的“串串客”们出没的地方。当时布票的“市价”是两块钱1尺。易老师给了我10块钱，还一再叮嘱我说，放机灵点，买不买得到都不要紧，关键是不要被市管会的人抓住了。说罢，就和我分开，远远地跟着我。
　　我虽然人小，但也很“老练”，和易老师分开后，装着闲玩的样子在坝子上溜达了一圈，确认身边没有市管会的人后，才和一个长相憨厚的农民打扮的“串串客”搭讪起来，很快“生意”就谈成了。正当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候，我的肩膀忽然被人重重一拍，同时还响起了一句“这么小点就搞投机倒把?得了”的声音。我一转身，傻眼了!我被市管会的人当场抓了个现行!那个“串串客”见势不妙，拔腿就跑，也被另一个市管会的人抓住了。
　　我和那个“串串客”被扭着往市管会办公室走去。路上，一个衣着褴褛的妇女哭叫着跟了上来，哀求那个扭着“串串客”的市管会的人说：“同志。放了他嘛，他不是‘串串客’!”可市管会的人毫不理睬。
　　到了办公室，市管会的人先审问“串串客”，要他把搞“投机倒把”的活动详细交代出来。那“串串客”可怜巴巴地向市管会的人说，他不是“串串客”。是附近展望大队二队的农民。因太穷了，打算把全家人的布票卖了换点钱来买盐巴和洋油(煤油，点灯用)。市管会的人问：“哪个能证明你呢?”那个跟着我们到办公室的中年妇女在门口听到后大声说：“同志，他是我的男人，我可以到生产队去打证明。”市管会的人想了想说：“可以，你赶快去打证明来。”那中年妇女一溜烟地跑了。
　　大约40来分钟后，那中年妇女果然拿来了证明。市管会的人看了后，把那个农民“教育”了一番，没收了他身上所有的布票，把他放了。我也跟在那农民身后要走，可在现场抓住我的那个市管会的人一把拦住我说：“莫慌，我们还没有问你呢!”他接着打开记录本，问我的姓名、年龄，买布票的动机等等。我明白，只要我“坦白交代”了买布票的“真相”，我也会被马上“释放”的，但这么一来易老师就“完了”。为了“保护”易老师，我决定像“先烈”们那样，在“敌人”面前什么都不说!故而不管他们怎么“哄骗”，怎么“恐吓”，我始终哑巴似的缄口不语。
　　当我和那农民被抓住的时候，易老师远远地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他焦急不已。在市场办公室附近不停地走来走去，不知所措。后来那农民被放了而我却没有出来，他更是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当他在办公室的窗户上看到我的“顽固”态度后，害怕惹出更大的麻烦，思忖再三，终于在市管会工作人员快下班的时候，推开办公室的门“自首”来了……
　　就这样，易老师在一夜之间成了指使学生搞“投机倒把”的教唆犯。学校领导把他的“问题”整理成文字材料上报了教育局。教育局对这一事件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一个因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唆使学生搞违法乱纪活动的反面典型，又将此材料批转到下属各学校，要求各校组织教职员工和学生认真学习，从中吸取教训。我和易老师因此都成了“名人”，易老师成了供人批判的靶子，承认错误、写检查、挨批斗，我也受到家长、老师、同学们的谴责，还得了个“小投机”的绰号。折腾了一个来月后，学校念及我年幼无知，且是因“听”老师的话而做出“违法”的事的，特从宽予以警告处分；易老师因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而唆使学生搞违法乱纪活动，是典型的“教唆犯”，人民教师队伍中的败类，已失去做人民教师的资格，被开除公职，押回原籍劳动改造。
　　
　　(责编何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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