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变化_我为家乡做咨询

时间：2019-02-21 05:28:5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20世纪80年代，笔者由国家派遣常驻香港8年多，从事海上石油作业专用物资采购。我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力所能及地为家乡对外开放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时光虽已流逝近20个春秋，往事仍清晰地留在记忆中，现将这些琐事整理成文，希望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和环境不断成熟的过程，能对人们了解当年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道路之崎岖、工作之艰辛有所裨益。
　　大约在1987年冬，我在香港接到四川洪雅县委办公室A主任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家乡要修高凤山水电站，对外招商引资，港商X闻讯前来洽谈投资事宜，说只要县里答应他的条件，马上可以从银行调1亿美元现金到洪雅修电站。项目主管、县委文副书记不了解X先生的情况，怕上当受骗，请我在香港咨询其经济实力和金融信誉。
　　中国对外开放敞开国门之后，怀着各种目的的淘金者，从罗湖桥涌进大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来者有实力雄厚的真心投资者，也不乏“狗掀门帘――全凭一张嘴”的诈骗之徒，他们钻大陆缺少经济、法律专业知识和人才的空子，制造了无数经济诈骗案件。当毗邻港澳台的沿海地区增强了经济、法律意识，不法之徒的诈骗伎俩失效后，他们又将黑手伸向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的内地僻远山区，“洋花椒麻土老表”，吃“混糖锅盔”。其骗术并不高明，稍有经济、法律常识者，一眼就能看出破绽。
　　凭我在香港商场多年的经验，当即判断此事有点玄。因为海外豪商巨贾的资金常用于投资，不会放在银行吃利息，需要投资时常用“借鸡下蛋”、“借船出海”办法，利用银行贷款运作，很少用自己的资金投资。就是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在银行也不可能有1亿美元的现金存款，更不会说出“马上可以从银行调1亿美元现金”的大话。我在香港多年，从未听说过X先生的名字。我将这些想法电话告诉了A主任，请他转告文副书记，我个人意见是X先生在“提虚劲”，对其情况不用咨询了。
　　次日A主任又来电话，说领导怕失掉引资机会，请我在香港无论如何咨询一下X先生的情况。为了方便咨询，我索要了X先生在香港的公司地址、电话和开户银行。当他告诉我X在香港公司的地址是“北九龙调景岭××大厦”时，我便判定X是个骗子。香港商界非常注重公司的形象和包装，实力雄厚者都在香港岛北面的上环、中环、湾仔、铜锣湾、太古城或九龙半岛南端的尖沙咀、尖沙咀东等黄金地段的豪华楼宇内办公。九龙半岛北面的调景岭是香港的贫民窟，绝不会有能拿出1亿美元现金的富豪在此办公。
　　说起调景岭，还有一段可圈可点的历史，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南粤时，一支国民党残兵败卒经深圳溃逃香港，被港英当局缴械后，安置在九龙半岛北面荒芜的调景岭居住，随意搭建的简易棚舍，成了被台湾国民党当局遗弃老兵的简陋家园。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腾飞，调景岭一带也逐步被开发，成了新的工业和住宅区，那儿的居民大多是国民党老兵的后代。
　　由于在香港委托银行咨询要收费，我认为X的问题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不值得再浪费人力、财力做咨询，让A主任及时将我的意见转告领导。
　　不久文副书记亲自给我来电话，说X先生开出的投资条件很优惠，县领导不愿轻易放弃，还是希望我帮忙咨询一下。至于咨询费用，请我垫支港币，以后还我人民币。话已说到这个分儿上，我只能怀着“受人之托，忠人之言”的想法找银行咨询。
　　X先生的开户银行是“香港中国银行”，正好我认识香港中行的刘总经理，他是我任职业务部经理的“中国近海石油服务（香港）有限公司”（简称“近海公司”）的股东代表，公司召开董事会时与我有一面之缘。我电话请刘总帮助咨询X先生公司的经济现状，他满口应承。次日他就复电告我咨询结果：X在香港中行的全部存款只有100元港币（按当时银行兑率，相当于人民币50多元）；因无借贷记录，也就没有金融信誉的记录。银行咨询完全证实了我的判断。刘总考虑到香港中行是“近海公司”的股东，有义务为“近海公司”提供金融咨询，不收我的咨询费。
　　当我将咨询结果电话告诉A主任时，他半信半疑地问我：“我们没给X一分钱呀，他骗我们啥子嘛？”
　　我问：“X给县里开列的投资条件中，有没有请政府担保的条款？”
　　A主任答道：“有啊！他一再强调没有政府担保，不敢到人生地不熟的内地投资。”
　　我说：“这就是整个诈骗计划的关键所在。如果县政府同意为他投资作担保，并签订合同，他马上凭合同在香港向银行贷款，然后卷款逃得无影无踪，为其作担保的县政府就得承担赔偿银行贷款的全部法律责任。”
　　“没想到投资中还有这么多弯弯拐拐，不小心就要吃‘麻、辣、烫’啊！”A主任在电话中欷�不已。
　　（责编　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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