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护照需要什么证件我的几本护照

时间：2019-02-21 05:29:5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设想一下这样的情形：一个22岁的年轻人，从中国西南的偏远之地横跨太平洋，被他第一次乘坐的波音747客机投放到美国。设想一下这样的时间：1982年12月。设想一下这样的背景：就在五年前，他所接受的信息还是幸福的中国人有责任解救全世界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包括美国人民。美国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老巢，一个充满了压迫和剥削、荒淫和腐败的国度。虽然在1977年之后的五年里，他接受了许多相互矛盾的关于美国的信息，繁华与肮脏、美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但幼年与童年时代就已经“印制”在他头脑中的美国形象却挥之不去。无论怎样想象，无论怎样准备，美国在他心中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神秘，一个无法测度的文化深渊。
　　那个年轻人就是我。
　　在位于成都走马街的市纺织局四楼仓库里领几尺特批的蓝灰色纯毛华达呢，再到紧邻商业场的国营服装厂请指定的老裁缝量身订做一套带马甲的西装――这一切都是1982年的出国人员特殊待遇。护照和签证由设在北京语言学院的教育部出国人员培训部统一办理，办理之前，还必须在北京语言学院接受为期半个月的培训：出国纪律，出国注意事项（包括看见人行道上的红灯亮了不要横穿马路），爱国主义教育，诸如此类。末了，所有接受培训的人员乘车前往八达岭长城，说是登上了长城，更能够强化被培训者的爱国情操。培训完毕，在指定的位于长安街民航总部附近的出国人员物资供应部购买了箱子等杂物，再到美国大使馆接受签证官的面试，然后回成都等待消息。在此期间，根据一些已经出国的同胞亲戚的提醒，购买了大量的牙膏、香皂等日用品，不是因为美国没有这些东西，而是听说在那边很贵。当然，所谓很贵，是相对于中国人的工资水平而言，是相对于美元和人民币的兑换汇率而言。等我到达美国之后才发现，其实这种准备完全是可笑的徒劳。这是后话。
　　终于，教育部通知一切就绪。在四川大学办理了购买从成都到北京的飞机票的相关手续（那时，只有单位证明才可能乘坐国内航班的飞机），买到了飞机票。然后平生第一次坐上了英制的三叉戟客机，从成都飞北京。到北京后，再次入住北京语言学院，又根据培训部的指示到前门附近的中国银行总行兑换了２００美元的外币，记得汇率是一美元兑三块八角人民币。到此，前往美国的准备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终于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和约莫十多个飞往纽约的同学，登上了中国民航的班机。飞机从北京飞上海，再从上海飞旧金山，然后飞纽约。飞机离开虹桥机场跑道的那一刹那，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双脚在飞机座椅下轻轻战抖，怎么也抑制不住。激动或者恐惧，说不清楚。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我所乘坐的飞机在美国土地上降落。如果说美国是资本主义的老巢，那么纽约曼哈顿就是老巢中的老巢。在巨大的机翼下方，夜色中的曼哈顿灯火辉煌。车灯和霓虹灯在深渊般的街道中闪烁，在“9・11”事件中已经坍塌为灰烬的世贸中心双子大厦顶端的红色警示灯有规律地眨眼。灯光明亮的大地在黑夜里铺散开去，仿佛没有边际。
　　存在主义哲学家曾经把人生比喻为一次偶然的投放：我们被不可知的力量投入生命的存在状态之中。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存在旅途中，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死亡。除此而外，一切都不可肯定。直到今天，我仍然能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我感觉自己是被命运投放到了美国，被投放到了一个巨大的神秘当中。美国，这个曾经无数次出现在我的猜想之中的概念，现在正随着飞机的下降慢慢地变成实在。曼哈顿的夜晚用一种疯狂的繁华景象迎接我，如此完美地契合了我关于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期待。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十多个小时的飞行不仅仅是跨越了一个空间和时间的大洋，更是跨越了一个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的深渊。用一个也许不太确切的比喻：我和我的同学一道，在此时此刻成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空降兵，我们将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降落，我们在此前所接受的情报相互矛盾，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观察和摸爬滚打，在这钢筋水泥的神秘丛林里找到一条生路。
　　我喜欢电脑游戏，以盟军在二战期间欧洲战场的历史为背景编制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荣誉勋章》是我的最爱。游戏的开始，是模拟1944年诺曼底登陆后，美军101空降师在法国空降的片段。作为一名空降兵的“我”，迎着高射炮和高射机枪闪烁的弹道，迎着高射炮弹爆炸的闪光下降，未知的敌占区在硝烟中慢慢显现出真容。
　　我喜欢那感觉。我的第一本护照，就是我的贴身武器。
　　再次前往美国，是在1996年的冬天。仍然是从北京飞纽约，仍然是中国民航的班机，仍然是在夜晚抵达肯尼迪国际机场，在灯火灿烂的曼哈顿上空盘旋降落。只不过，这一次已经没有了1982年的激动。那套在1982年定制的西装，被放置在成都家中衣柜的某个角落。第一次去美国使用的护照早已不知去向，在1989年准备去美国，回到密西根州立大学攻读博士时申请的第二本护照，因为签证问题（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签证官员认为我英语流畅，对美国情况十分了然，因而有移民倾向）被我愤怒地退还给了公安局。
　　这一次，我的目的地不是密西根州立大学，而是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东亚系。这次再也不是单独一人，我的妻子将在一个月以后，在波士顿与我会合。她的探亲签证拿得十分顺利，因为我认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文化领事，让他帮我走了“后门”。签证官员笑嘻嘻地和她聊了几句关于文学创作的事情，便同意了她的签证申请。而那时，我的签证申请表和IAP―66还躺在北京美国大使馆签证处的办公桌上等待审查。当然，这一次，签证没有被拒绝，清晰地盖在了我的第三本护照上。哈佛大学是读书人的梦中圣地。1983年，我曾经和几个中国同学驾车旅游，途经那儿，在著名的哈佛园和怀德勒图书馆前留影。这一次却真正来到了这个地方，成了这里的一名访问学者。
　　再往后，就逐渐失去了出国的激动和兴奋，以至于2000年到丹麦奥尔堡大学做访问学者半年，居然没有离开丹麦这个弹丸国家半步。期间，因为欧盟―中国高等教育基金会组织的一次会议，去了葡萄牙。后来和一个英国来的黑人教授相约，一起去一趟冰岛或者格陵兰，但也因路途遥远而放弃。按照原先的计划，在妻子和儿子到达丹麦之后，我们一起去法国、德国等地旅游一番，却正好碰上五十多个中国偷渡者在英国的多佛港被闷死在货柜车箱的重大事件。丹麦那时还没有加入“申根”协定，荷兰、德国和法国的领事馆的家伙们面对我的护照一律板着面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所有旅游签证的申请。无奈，我们只得租了一辆福特轿车，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把丹麦跑了一遍。此次拿的仍然是第三本护照，这本护照伴随我去了美国、香港、加拿大、丹麦、葡萄牙。回国之后，本来想把这本护照保存起来作个纪念，却最终神秘地丢失。
　　两年前，川大文学院组织教师到泰国、香港、澳门十日游，因为原来的护照不见了，只好又重新申请了一本。与原来申请护照不同，现在申请护照就像在医院领取病历一般简单，填表，盖章，交钱，等上一个星期就OK。这本护照还随我去了柬埔寨、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走马观花，观光游玩。此时的出国，再没有空降兵般的兴奋和冒险，护照也不再是“武器”一样重要了。
　　现在回想起来，持第一本护照出国的经历最艰难，但恰好是最艰难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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