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巴金老人拍照】 巴金老人的一生经历
时间：2019-02-21 05:31: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人生也许是一次漫长的旅程，有时候却因为有过瞬间的星光闪过，生命因此灿烂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平凡的人生中，能有幸走近巴金，到他的家中为这位蜚声世界的文坛泰斗拍摄照片，亲耳聆听他的教诲，接受他的人生指点，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自豪、最值得回味，也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段经历。
虽然如今巴金已经离开了这个他曾经深深眷爱过的世界，他的精神仍然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照亮着我们，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继续感受着他的光、他的热。
直到今天，当我从图片上再次看到巴金老人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门把上留下的掌印，我的手心依稀还流淌着这只世纪手掌的余温，让我情不自禁回忆起当年老人和善的面容，亲切的乡音。
那是1991年一个炎风酷日的夏天。我从成都赶到上海，为计划出版的《巴蜀文化名人肖像摄影集》上门采访巴金。四川的作家朋友都说，拍巴蜀文化名人，第一个要拍的就是巴金。
我一下飞机就径直跑去上海文艺出版社，在那里找到巴金的胞弟李济生老人，向他说明来意，并请他设法帮忙安排为巴老拍照。
当时巴金已经是87岁高龄的老人，而且身体衰弱，常住医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生命已全靠药物来维持，剩下的时间已很宝贵，大量登门采访、拍照、求字者均被谢绝，要为这位世纪大文豪拍照，谈何容易！
我的忘年之交、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高缨先生知我心诚，亲笔写信给老友李济生，请他一定设法帮助我实现这个宏愿。在此之前，高缨也曾大力推荐，让我为另外两位中国大师级作家艾芜和沙汀拍照。巴金、沙汀和艾芜三位老人不仅是同乡，更是多年文坛挚友。
济生老人读完高缨的信，面有难色地说：“唉，这可能难办哪！巴老这几天刚刚才从医院回家，身体很虚弱。”
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看来这趟真的是白跑了。
济生老人见我满脸失望，转而安慰说：
“这样吧，我先去跟老人家谈谈看行不行，过两天再通知你。”
随后两天，我一直守候在饭店房间里，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电话终于盼来了。济生老人在电话那头，开口就说：“哎呀，你真幸运！巴老说，既然是家乡高缨介绍来的，这次就满足你的要求吧。”我眼前突然一亮，扑通跳动的心差点就要蹦出来！
他在电话中告诉了我巴金的住家地址，并约定两天后在那里陪我一同拜会巴老。
到了约定的那天，我早早赶到花店去买鲜花。花店老板问我，鲜花送给谁。我兴奋地告诉他：“献给巴金！”
老板马上抬起头来，两眼瞪得大大的，问：“哦，真的？”他重新打量了我一番，说：“那我一定要把我们这里最好的花让你带去！”
我捧着一大束笑盈盈的花，背上挎包和照相器材，乘车提前来到位于武康路的巴金寓所外，在街对面一家小面店的木凳上坐下来，两眼目不转睛地向着巴金的大门。
面店老板娘见状，不解地问：“你这是――？”
我告诉她，我在等候拜会对面的巴金。
老板娘羡慕地说：“嗨，你真行！我们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也很少见到巴金。”
想到自己即将见到心仪已久的巴老，我一时竟感到特权在握，俨然成了贵族。
我终于鼓足勇气敲响了巴金的家门。
开门的是济生老人。
这是一间旧式的独院楼房，院内花木茂盛，宁静素雅。济生老人带我走过庭院时说，巴老近来饮食欠佳，不断咳嗽，已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气色大不如从前了。他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把握好时间，怕巴老身体支持不住。
我刚刚随济生老人步入底楼客厅，一眼就看见敬慕已久的巴金老人早已等候在那里了。他穿一件灰色衬衣，银发似雪，静静地坐在临窗的藤椅上，神情安详地用吸管喝饮料。他的女儿李小林此刻正陪伴在他的身边。
客厅面积虽然很大，但光线却不怎么好，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客厅向南的门口摆放了一张小桌子，老人常常坐在那里慢慢拆阅信件，整理旧稿，或者写一些短札。他身体不好，动作相当迟缓，有时要从桌上拿一杯茶喝，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我赶忙俯身向前握住巴老的手向他问好，并献上鲜花。巴老面部略显浮肿，手微微颤抖。他接过鲜花，连忙欠身，用地道的成都口音说：“谢谢你送的花，谢谢！”
我转达了四川作家朋友们对他的问候，告诉他家乡人民很想念他，并非常关心他的健康。
还在成都的时候，朋友们就告诉我说，巴老最喜欢吃家乡的资阳豆瓣和成都的豌豆尖。我这次便带了这两样东西来，一半带给巴老，一半留给了济生老人。
我用四川话跟巴老说起，在刚刚结束的四川作家代表大会上，当大会主席宣读完巴金关于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信时，全场响起长时间掌声。
几十年来，巴金写下那么多小说、散文、特写、书信，以及各种议论文字和译著，掏出自己的一颗心来，激励读者与他一起寻求光明。一篇篇火一样热情的文字，贯穿着他一生追求的思想信仰、人格理想和战斗精神。
巴老关心家乡的朋友们。我对他说，不久前我刚去四川省人民医院拜会过住院的艾芜先生，艾芜当时身体还好，而且耳聪目明。作家沙汀先生也准备从北京迁回成都，当时正在落实住房。
巴老听得很认真。我又说：“家乡人民都希望您能再回成都看一看，到百花潭的慧园看一看。”巴老回答说：“我也很想念成都。最近身体不好，过一段时间好了一定要回去。”
我迅速布置好三角架和相机，跪在客厅地毯上对准巴老测光调焦。
这时，家里人在一旁对着巴老高声说了一声：“该吃药了！”巴金由于身体虚弱，听到喊声后反应迟缓，只见他在那一刻间把眼光往侧面一瞥，露出炯炯有神的目光，加上窗外透进的阳光把老人的白发映成了一脉巍峨的雪山，恰好展现出他一生嫉恶如仇和爱憎分明的鲜明个性。
我赶紧按下快门，把这个瞬间凝固成了永恒。
巴金见我拍照，匆忙将手中的饮料吸完，两只颤抖的手不停地摸索着整理自己的衣领和纽扣，生怕为人们留下老迈无力的形象。
拍摄结束后，我掏出随身携带的题词簿，请巴金为我题字留念。巴金翻开题词簿，凝思了片刻，然后端端庄庄地在上面写道：
“讲真话！
伏钢同志
巴金
九一年七月十三日”
为我题词之后，巴老还把他最新出版的《讲真话的书》签名赠送给了我。
后来我阅读这部书时，骇然发现书中选用的《随想录》第145篇《“文革”博物馆》一文，在目录页上只标出“存目”两字，正文页里仅有标题，整篇文章被开了天窗。
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是巴金对中国当代史最卓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可以说，巴金是当代中国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第一人。
在这篇被开天窗的文章中，巴金曾这样写道：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悲剧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时间飞快地流逝着，很快就到了我该向老人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双手紧紧握着巴老的手，向他告别说：“希望您好好疗养，健康长寿！将来再回家乡来！”
巴老握着我的手说：“谢谢，谢谢，我一定要回来。”
直到济生老人送我到了客厅门口，我回过头去，看见巴老仍在望着我，一只手还在向我挥动着……
一个多月以后，济生老人从上海飞来成都，代表巴金参加“第二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并带来了巴老给大会的一封公开信。记得巴金在信中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
我特地赶去会场，将制作好的巴金照片，连同写给他的一封信，托济生老人带给了巴老。
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月后，我收到巴老亲自签名寄来的信。信中说：
“徐伏钢同志：
你托济生带来的信和照片都收到了。
照片拍得不错，我很喜欢，谢谢你。麻烦你照原样（带框）制作四张，就近交李舒给我带来。一切制作费用也请你核算一下，我已告李舒代我垫付。
谢谢你。
巴金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日”
李舒是巴金的侄孙，当年在四川教育学院工作。我按巴老的要求，把照片重新制作了多幅，托李舒转交巴金。我记得当时的照片制作费大约不过20元人民币，李舒却一定坚持要付我这笔费用。他说：“这是巴老交代过的，这也是他一惯的做法。”
后来作家冯牧曾在拜会巴金时，在他的客厅墙上发现这幅肖像，表示非常欣赏。巴金当时还特地赠送了一幅给他。
20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巴金随想录手稿本》（五卷本），每卷封面上都采用了这张照片。
巴金文学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在写给我的信中说：
“《随想录手稿本》的封面照片，是巴老的家属提供的，可见巴老是很喜欢你的摄影作品……谢谢先生为巴老拍摄了这么传神的作品。当时巴老家属提供多种照片，我们挑选时都被先生所摄作品的艺术力量感染，所以选此为封面的图案。”
目前，这幅巴金肖像已分别被四川巴金文学院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收藏。
我心诚。心诚则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