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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工笔仕女第一人

    时间:2020-03-19 05:24: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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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叔晖 (1912-1985)

    字郁芬,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现当代杰出的工笔重彩人物女画家。1949年参加工作,历任出版总署美术科员,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美术室图案组组长,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创作组组长、专业画家。生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连环画作品有《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生死牌》《杨门女将》,单幅人物画有《王昭君》《李清照》《花木兰》等,晚年以《红楼梦》人物创作为主。代表作《西厢记》获第一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一等奖。

    王叔晖是中国著名工笔人物画家。她在连环画《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生死牌》《杨门女将》及单幅人物画《王昭君》《李清照》《花木兰》等作品中描绘了一批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性及古代文学作品中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王叔晖为我国工笔人物画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称得上是当代工笔仕女画第一人。

    王叔晖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她的父亲随祖父到京城,在一金姓人家学徒,帮助主人锤金页子。民国初年,她的父亲和三哥跑到天津,开办了天津第一座浴池——华园大澡堂。那时候她的父亲得一女儿,取名王叔晖。

    王叔晖在天津住了9年,并在天津竞存小学读书,度过了她此生中仅有的两年半的学生生涯。当时,教室里的第一排有一把红椅子,最后一排有一把黑椅子,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坐红椅子,成绩最差者坐黑椅子;王叔晖曾因成绩突出而坐上了红椅子。她发现坐在这里离老师很近,于是就偷偷给老师画像。没想到老师发觉,就被罚到最后一排去坐黑椅子了。

    此时的王叔晖十分聪颖,哥哥弟弟都让小叔晖帮着做作业,她就在代写作业时顺便把这些知识都掌握了。

    王叔晖的父亲很少问及她的学业,因为父亲在家的时候本来就不多。父亲曾任甘肃皮毛局局长、江西烟酒工业局局长,其时,他已玩乐成性,又娶了一房年轻貌美的姨太太。他的官做了不到3年便被免职,于是王叔晖随她的三哥来到北京。

    到了京城的小叔晖没有因为不能上学而感到痛苦,12岁的她看重的不是课堂和老师,她更愿意无拘无束地玩耍。看到戏班子唱戏很有意思,她曾经动过报考戏班子的念头。

    怕她外出淘气的大人,给她剃了光头,让她在床上学女红。她被困在床上,开始鼓捣旧相机,竟学起照相来。对着取景框里的人物和景物,她忽然想起了上学时的爱好——画画。于是,她看着窗外雪后的景致,饶有兴趣地摹画起来。家里来了客人,她便在一边偷偷描摹客人的服饰。家里人看到她画的画,都觉得画得还挺像。一日,有位客人发现了正在画画的她,仔细审视了一番她的“作品”,郑重地向她父母建议:送这孩子去学画吧,或许将来会有出息。

    就这样,15岁的王叔晖开始学画,她的启蒙老师是既是她的绍兴同乡又是亲戚的吴镜汀、吴光宇兄弟。吴光宇长王叔晖4岁,他介绍王叔晖进了中国画学研究会。

    中国画学研究会始建于1920年,会址设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东侧。研究会汇聚了京城的一批画家。一位名叫孙诵昭的女画家对王叔晖格外赏识。孙先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读文史,亦通琴棋,曾在京城女子师范大学等数所高等学府任教,并在研究会任评议。解放后她任职于中央文史馆和北京画院。

    孙先生发现,这个小姑娘的功底不错,肯用功,便特意告诫王叔晖:书画同源,想画好画,须先练好字,多写斗方大字,腕力练到家,勾线才会流畅自如。王叔晖照此练习,笔下功夫出现了明显的长进。入会3年间,她几乎年年得到研究会颁发的奖品。她参加学会第二年的作品是一幅仕女人物图轴,所绘内容是四名妇女在树下捣练的情景,人物参考了宋人《捣练图》,而场景却是王叔晖的独创。《艺术旬刊》为此点评:“取径高古,神理毕具,殊不易得。”该作被周养庵会长看到后,赞赏之余,特意在画上挥毫题道:“闺秀中近百年无此笔墨。”周会长还聘请她担任了研究会的助教。北京城里广济寺大悲殿的三十二观音应身画像,皆由中国画学研究会出人绘制;参与绘制的唯一女性便是王叔晖。

    1930年,王叔晖的家庭发生了变故。王叔晖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生活的开支,她心里清楚,除了画画卖画,别无它法。直到解放前,王叔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多数是人物画。画价最高时卖到一平尺12元现大洋(包括扇面)。特别费力的题材如《百字图》另加5倍,《百美图》加10倍。由此看来,王叔晖卖画的收入可以供养母亲和承担弟弟上学的费用。

    数十年后,谈及往事,王叔晖说:“我解放前的生活,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穷,忙。生活所迫,想不穷就得忙,但忙了半天,也还是穷忙。”

    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学会了抽烟,学会了熬夜。卖画收入不能完全解决温饱,于是作画之余她开始收徒授课。

    1940年夏天,王叔晖携学生在北京的中山公园举办了一个画展。画展的名称是“逭暑雅集”,吴光宇先生题写。既然是师生画展,所有学生就都有作品参展。但王叔晖明确规定,不为该展览事务请客花钱登报,卖画所得归为个人;作为先生,她一概不提成。此事一方面表现了王叔晖低调行事的风格,一方面表现了她宽广的胸怀。

    1982年,王叔晖接受《连环画论丛》副主编曹作锐的采访时说:“解放前,我画了二十多年,不论什么扇画、条屏、中堂、百子图、百美图都画,大约画了有一千多张。但是,好作品并不多,因为那时我来不及仔细推敲,我要赶时间,要多画。我靠卖画养家,靠卖画给母亲治病,不多画就揭不开锅。只有到解放后,我的艺术创作道路才算是真正开始。”

    北平解放那年,王叔晖通过考试,进入出版总署参加工作。她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小学课本画插图、画地图。当时,共和国成立不久,急需创作健康的连环画作品。1949年,她创作了连环画《木兰从军》和《孟姜女》。不久,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她被调入出版社,任连环画册编辑室创作组组长。当时的人民美术出版社聚集了徐燕孙、卜孝怀、墨浪、任率英、刘继卣、林锴等杰出的中国画人物画家;使这里成为北方的连环画、年画、宣传画的创作中心,与作为连环画的发源地、连环画创作重镇的上海遥相呼应。

    王叔晖深知自己的底子薄,就利用空闲时间抓紧学习,首先是补上了人体写生、素描等专业课程,其次是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出版社资料室藏有一套《古今图书集成》,以前几乎没人借阅过。她发现之后如获至宝,借阅后不仅通读其内,而且还做了大量笔记和进行临摹。

    从解放初到“文革”前,十几年里,她创作了大量连环画。除了两部《西厢记》之外,她的连环画重要作品还有:《孟姜女》《木兰从军》《河伯娶妇》《墨子救宋》《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生死牌》《杨门女将》等。她的连环画代表作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许多作品出版后,发行量在百万册以上。

    王叔晖认为:“别瞧连环画这个东西小,要打算把它画好,并不容易。它不仅仅表现在画面上,那画面以外的辛苦就多了。打个比方吧,演员只管演戏,不必管服装道具、舞台布景,那些事各有专人负责。而这连环画呢?画家除了脚本之外,一个人都得管,连导演的事情都得担起来。”她很在意细节的真实,曾说:“我们画连环画时,有好些资料要靠平素积累,脑子里要像个底片箱,需要哪个就抽出一张来。如果只在接受了脚本之后再去现找,脑中全无印象,到茫茫书海里去捞针,那就难了。”

    王叔晖认为,除了平素积累,也需要体验生活。《生死牌》原是梅兰芳剧团根据同名湘剧改编的京剧,她画戏曲连环画《生死牌》之前,专门到梅兰芳剧团去看排练,默记演员的招式;还到东安市场的盔头铺去画戏装写生。大热的天气,她不畏酷暑就在那里画,一件蟒袍就要画两三天。她说:“必须胸有成竹,才能提笔作画;心里没数,提笔就画,难于画好;即使画好了,也是碰巧,不足为法。”

    在我的办公室里,有一些物品可以引起我的许多回忆和谈资,挂在墙上的那幅由王叔晖创作的《西厢记》中的“听琴”,就是一幅我会经常向客人介绍的作品。我会每每从“听琴”谈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从“听琴”谈到王叔晖,从“听琴”谈到中国传统文化。

    我认为,从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中国的绘画除了社会主旋律题材的创作,除了个别如齐白石、李可染等大师的创作,最精彩的要数连环画创作。连环画中,《西厢记》是最精彩的作品之一;而彩色连环画《西厢记》中,又数“听琴”一幅最为经典!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婚姻法》公布。人民美术出版社想配合这次公布出版《西厢记》的四条屏,把创作任务交给了王叔晖。四条屏是年画的一种,是农家喜爱的一种张贴画形式,每一个竖长的条屏上有4幅画面,4个条屏共16幅,情节连贯。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彩色连环画总是16幅的原因。但谁都没有料到,一年后问世的这部彩色四条屏连环画作品日后成了载入共和国美术史册的佳作。

    1983年,外文局对外发行的《中国画报》曾计划陆续介绍中国绘画作品。编辑部专门征询美术理论家江丰(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意见:该从哪部作品开始介绍?江丰脱口而出:“王叔晖的《西厢记》!”于是1983年第一期《中国画报》,将16幅本的工笔彩色连环画《西厢记》全套刊出,可见其艺术水准之高。

    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剧作《西厢记》,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的爱情故事。相传,这个故事发生在山西永济的普救寺。王叔晖从未去过永济,因为任务时间紧迫,她选择了建筑上有代表性而且也是她熟悉的北京广济寺作为参考。

    《西厢记》的人物刻画生动,造型准确,情感特点栩栩如生;环境充满诗情画意,色彩典雅,线条流畅。对于这部作品,王叔晖几乎投入了一生的情感及几十年画仕女画的经验。在《西厢记》完成10年之后的1963年,这部作品荣获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的“绘画一等奖”。

    王叔晖先生终生未嫁;但从四条屏《西厢记》中可以看出,她是将对爱情的理解、对爱情的追求全部表达在作品中了。

    工笔人物画在传统中国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工笔人物画中,仕女又是非常重要的绘画对象。工笔仕女也是工笔人物画家们绕不过的创作对象。我国近现代以来的潘兹、黄均、任率英等许多画家都在工笔人物画上有所创造。但在工笔仕女的创作上,这些大画家似乎都略逊于王叔晖。这也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对于仕女画的创作,王叔晖的美学观点是美而不媚。她笔下的崔莺莺堪称工笔人物仕女的典范。比如崔莺莺的面部造型,虽然是对古代仕女的描述,却也是符合现代人审美标准的表达,在当年,打动并影响了一代人。

    王叔晖在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情感,崔莺莺的一笑一颦,都被刻画得生动得体。

    “听琴”一幅,是表现才子弹琴、佳人倾听的场景。才子因得不到佳人而琴遣心声。墙外,几杆青竹微斜,莺莺探身,侧耳倾听,身段端庄娴雅,琴声顺着风儿飘来,崔莺莺已然听到张生心声。

    王叔晖在创作中,一方面坚持其美学思想,一方面注意透视关系、人体结构和素描关系。比如张生在屋内隔着窗纸弹琴,不要说在晚上,即使在白天,观者也不能看得如此真切。王叔晖在这里使用了中国戏剧的诗意审美语言,让观者在一幅图中,同时感受到莺莺的期待和张生的琴声。谁能注意到这个细节呢?一般观者是注意不到的,这也是王叔晖的高明之处。

    基于各种原因,王叔晖创作的几千幅作品中,男性人物很少;她晚年画《红楼梦》人物系列画时,是打算最后才画宝玉的,但最终未能如愿。但她对人间爱情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是由衷的。

    由此看来,她在对张生这个人物的刻画上是下足工夫、注入情感的。她为这个人物定下的基调就是:一介书生,感情专一。张生的才情、气质,是王叔晖心目中的理想,也是我们普通读者喜爱的形象。在《西厢记》的16幅画面中,张生出现15次,在画面中换了七八套服装,在生活中似乎不大可能,但这就是王叔晖的高明之处。让大众欣赏的作品,如何得到大众读者的喜爱,就是创作者需要研究和创作的。

    16幅《西厢记》的描绘,胜过万语千言。

    彩色连环画的成本高,定价也高。也许由于价格的原因,王叔晖为了满足普通读者的需求,1957年又创作了128幅的白描本连环画《西厢记》。

    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期间,邮票设计家刘硕仁代表邮票设计发行局找到王叔晖,提出邀请她设计《西厢记》邮票的想法。1980年,王叔晖完成了4幅《西厢记》邮票图稿。4幅画分别名为“惊艳”、“听琴”、“佳期”、“长亭”,内容即:张生惊艳、莺莺听琴、佳期相会、长亭泪别。

    1983年2月21日,特种纪念邮票《西厢记》发行。那一年,王叔晖已71岁高龄。一个月后,3月24日出版的英国《集邮周刊》,以全套《西厢记》邮票作为该期的封面;5月号的英国《外国邮票》月刊,在封面显著位置刊登了“听琴”这枚邮票。评价文章认为,这套邮票无论构图、色彩还是印刷,都非常成功。邮票上的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它不仅仅是邮票,更是精美的艺术品。

    一年之后,国内的“最佳邮票评选”活动将这套邮票评为1983年最佳特种邮票。日本的集邮杂志将其评为1983年中国最佳邮票。

    邮票《西厢记》使王叔晖获得了更高的声誉,拥有了更多的读者。

    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是共和国成立时的特殊产物。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急需创作大量的年画、连环画、宣传画,而能够很好、很快完成创作的画家并不多。这样的画家也是社会所需,于是,出版社在全国各地寻觅人才,并将他们调入出版社。出版社向这些画家下达创作任务,除了工资外,完成任务后,还有可观的稿费。一般来说,这些画家也不会再给其他出版社画稿子。时过境迁,如今已是市场经济时代,像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就要求出版社要在签约作者方面有所作为,这个方式与当年出版社调进画家有异曲同工之处。

    王叔晖当年曾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组长。在当时著名画家云集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组长是个很重要的位置,首先要以身作则。

    王叔晖当年的同事刘迅在三十多年后撰文回忆说:王叔晖每天总是很早到办公室,先把本来就没有什么灰尘的桌子(因为每天下班前她都要把桌子擦干净)擦一遍,然后边研墨边读书边考虑当天的工作。王叔晖在1960年文化部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的发言中提道:“我要抓紧工作,多做些工作,因此,中午也总是不停地画画,每天晚上不是画画便是学习,到12点左右。画《生死牌》的时候为了赶任务,而晚上又不好着色(看不清),我便利用晚上业余时间画铅笔稿,以便白天着色,使创作能提前完成……因为体会到普及作品的重要,同时也体会到作品必须真实,我在画画时,每个细小的地方都不放松。例如画《孔雀东南飞》,仅收集资料就用了两个多月,画上的服装、道具、发饰,都有实物根据。我觉得这样读者看了才能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又如画年画《西藏和平解放》,我到班禅驻京办事处、民族事务所详细了解藏族风俗习惯。因为画得真实,这幅年画被当作学校的直观教材。”

    王叔晖在创作前,正是因为大量搜集整理素材,进行了多次的艺术构思、多次的写生、多次的观察,不断地产生新的想法,几易其稿,才创作出像《西厢记》等脍炙人口的不朽之作。

    王叔晖退休后,仍然关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发展,继续完成出版社的约稿。像《红楼梦》人物画,王叔晖前后共画了“红楼十二钗”中黛玉、晴雯、王熙凤等八个人。这组作品边画边出版,大多已作为单幅年画发行。可惜的是,在画《惜春作画》时,她突然故去,使这曲最后的生命咏叹成为绝响。

    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著名书法家沈鹏写下悼诗:

    楼院昏昏落日斜,忽闻女史走天涯。

    魂归泉路钗销折,画到西厢玉绝瑕。

    一管串联红锦线,百年来去白荷花。

    仙游应化花中蝶,梁祝相随舞万家。

    在王叔晖先生的追悼会上,八位曾经是王叔晖同事的画家姚奎、张广、徐淦、王里、许全群、徐希、林锴、江荧联名写了一副挽联。我认为,这是对王叔晖先生一生贡献最为贴切的评价:

    将普及者提高,将提高者普及,善始善终真同道也;

    为红花之绿叶,为绿叶之红花,洁来洁去岂常人乎?

    (林阳/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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