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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军里的外国水手

    时间:2020-04-03 05:19:2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阿林敦,美国人,1879年来到中国,先后在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海关、邮政局服务,退休后住在北京。他晚年时将为中国政府机构服务五十多年的历程撰写成书,畅谈对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许多问题的看法。

    北洋舰队的单调生活

    在1879年冬季的最后阶段里,我到达了中国北方的城市天津。那时一个人一个月有15元(墨西哥银元)就能过得很舒适。100个鸡蛋10分钱,1只鸡5分钱,而猪肉、牛肉、羊肉便宜得几乎等于白给。雇一个厨子每月8元(墨西哥银元),你可以雇一个厨子加男仆,就是说,他既给你做饭,又伺候你吃饭,那么每月是12元。假如4至8人合伙起伙,那么每月伙食费,其中包括做饭和服务用餐费,每人15元即可。那个时候,在本地人眼里,一个10分的钱,几乎大得等于一个银元;有些狡猾的外国人把黄铜扣当作纯金卖给本地人,可怜的、朴实而易受骗的他们拿着黄铜扣回家,心中还暗自高兴。

    在天津,我很幸运地遇见了毕德格先生,他是前美国副领事,那时是直隶总督李鸿章阁下的代理私人秘书,他答应帮我在北洋海军里谋一个职位,当个炮手和教练。北洋海军是由李鸿章直接控制的,这位伟大的总督对于北洋海军有着极大的兴趣。毕德格出面帮助马上就见效了,而令我惊讶的是总督要亲自考问我以作出判断。

    我将永远难忘与总督阁下的第一次见面。因为听说过太多的关于中国人从皇帝到最下层的稻田农夫都极其愚昧的话,当我发现这位总督是个非同一般的聪明人时,真叫我吃惊。他追问我过去的生活,让我真有点觉得他打算要为我写传记。当总督阁下叫来他的文案,记录下他口授的指令,派我到北洋舰队去任职时,我感到了解脱。我想马上去履行我的职责。这一点引起了总督的注意,问我是否真的准备马上到职,是否需要几个月的假期做一下准备。我当然肯定地回答马上到职,心里还认为他这样问我是要尽快摆脱我的诡计。后来我才发现,中国人从以往的外国人身上得到了经验,他们总是要求几个月的假期做一下“准备”,而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照常领取与上班时同样的薪水。我到职后,规定我的任务是每天大约两小时的教练工作。使我高兴和惊讶的是,我发现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生气勃勃的、极为聪明的人,一点麻烦都没有。

    我在北洋舰队中度过五个年头,从1879年到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北洋舰队的提督顾问是德国海军的退休军官S舰长。他全权指挥北洋舰队,全舰队都叫他“万里镜”,因为他是近视眼,从来不摘眼镜,甚至睡觉时也戴着,所以中国人就这样称呼他,可见他们的幽默多么干巴巴。这位顾问一个汉字都不识,喝大量的德国啤酒,这也许对他的视力有影响,使他更加看不清了。又因为他老是挖鼻子,有事没事老是挖,结果他就成了全舰队的笑柄。中国人通常说他“挂了一身的宝剑,没有一把是锋利的”,就是说他装模作样,没有真本事。他老自吹自擂,人们就说他“肚子好胀气,可是没钱买生姜”。据说生姜有消除肠胃胀气的作用。还有,中国人是给人起外号的专家,我们可能都有外号而自己不知道。我的上司要亲自考考我的克虏伯炮,推测是为了显示其权威,他以很自负的态度夸口说克虏伯炮是天底下最好的炮,因此也是能够把法国舰队消灭于海上的惟一的武器,特别是在他的指挥之下。显然对我的资质感到满意,他通知我说,总督(李鸿章)想把我调到吴提督指挥的南洋海军去。那时,为了应对南方的战事,南洋海军正在上海进行装备,要在上海多招聘几个外国人,并且这些战舰一旦装备完毕,将立即下海与法国一决胜负。这些消息让我欢呼雀跃,因为我想,这样一来,可以改变我在北洋舰队所过的单调生活,同时也向往着参加一次真正的海战,这是我所一直盼望的。可是哎呀!“Aerndern und bessern sind zwei”(改变不等于改善),当我知道这一德国谚语的全部含义时已经为时过晚。

    我的战友们

    1884年冬天。我到了上海,在那里还有另外几个受聘的外国人,他们也都是通过了德国海军顾问的考试的,顾问在经过一番吓唬之后,最终都让他们以“合格”通过,正式推荐他们上吴提督的旗舰“开济”号充当炮手和教练。给予中国海军增加这一额外的力量,无疑是命运的安排。杰金斯是一个德国人,根据他所掌握的大炮,特别是克虏伯炮的专门知识,被派为第一炮手和教练。他在德国海军里大约服务过十年,虽然从人品来说不坏,但在其他各方面都不是个聪明人。另外一个德国人冯·冈德仑克,他看来在德国轻骑兵中服务过,这几个人中,他是条“鲨鱼”,表面上一副绅士态度,实际上总是由他搅乱平静。他惟一的事情,像他所认为的,就是不断地写下没完没了的怨言,并且,劝说我们在上面签字。这样总是为一丁点小事,我们与提督和其他官员就闹得很僵,与水兵们也同样。“老比尔”肯尼是个十足的伦敦佬。我们当中能听懂他的伦敦佬俚语的人,总是与他争辩,说他不是出生在伦敦市区。他看来在英国和美国的海军中服务过多年,是个地地道道的老水手。他最大的毛病是好喝杜松子酒。格雷戈里是这群人中的害群之马,当他不是喝得烂醉的时候,就把闲暇时间用来搜索那些不会走也不会飞的小虫子,说它们是从中国水手那里移居过来的过剩的东西!这群人中,也有一些沉溺于种种放荡的生活之中,确实是腐朽的典型。如果杰金斯和其他那些人出现在伟大的总督李鸿章面前,那么他们立即就会被回绝。

    因为我对我的外国新同事的第一眼印象不好,我不愿意与他们同在一艘战舰上,我给李鸿章写信,请求他允许我回到北洋舰队。这里顺便说一下,根据我的合同,如果中国与其他国家开战,我没有义务一定要留在舰队。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总督的回复,内容是这样的:“你必须留在你所在之处。你们外国人是卓越的人;但是,我太了解你们了。没有危险的时候,你们都很满意,拿着高额俸禄什么也不用做;但当有一点危险的苗头时,你们就像沉船上的老鼠一样弃我们而逃。从你来信的口气中,我推测你想回到没有什么事要做的北洋舰队去,这事想也不要想,你要按要求留在那里,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样一来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要么辞职,要么留下来。我决定留下来,因为我想当战争结束之后,我就可以回到我原来的职位上了。然而,从后来的事情来看,我没有这样的运气。我的麻烦到此并没有结束,我还不得不签订新的合同,原来与李鸿章签订的、由李鸿章盖章的那份合同被宣布无效和作废了,他们就是这样通知我的,尽管那份合同还有一年才到期。我表示反对,他们礼貌地回答我说,李鸿章与南洋海军无关,南洋海军是南京的总督掌管的。于是我对于中国式的不诚信,得到了具体的教训。我的新合同上详细写明:敌对状态结束之后,如果我仍然活着,我将获得一笔金额为1500墨西哥银元的奖金;假如受了轻伤,我还将获得(事实上,我们这些人都一样)3700墨西哥银元;假如受了重伤,则是7500墨西哥银元;假如阵亡,那么是15000墨西哥银元。既然我们都活着,当然谁也拿不到那15000墨西哥银元。可能是瞎想,我疑惑要是死了的话,我们的继承人是否能收到那15000元。以我自己为例,虽然我在行动中受了伤,但我没有领到一分钱,尽管根据合同条款,我应得3700元。事实上,战争结束之后,我花掉了一千多元,几次前往南京,尽量想在那里见到总督,领到应当属于我的钱,但都没有成功。

    让人失望的舰艇和

    高层指挥官

    我所在的舰艇“开济”号,是福州船政局组装建造的一艘巡洋舰,很坚固,船身不大,250马力,前甲板设置了一组两门21厘米的克虏伯炮,两边甲板上各有4门15厘米的克虏伯炮,驾驶台和前桅楼上架有诺顿非尔特机关枪。苏管带是宁波人,在一条老上海的拖船“孔夫子”号上当了好几年引水。他是个好引水,但作为指挥员,太不胜任了。我要说的下一艘舰艇是“驭远”号,大约200马力,外壳也是组装的,安装了22门老式前装炮,打海盗都没法用,更不用说打法国军舰了。另外还有“南琛”号和“南瑞”号,是德国造钢制克尔维式轻巡洋舰,全速行驶速度大约为每小时18节,但他们在战斗中从未达到过这一速度,最快也就是12—13节那样。两艘舰上各架有6门15厘米的克虏伯炮和不少机关枪。两个管带中,有一个以前是轮船招商局的买办(轮船事务长),他们是出钱买的海军身份。舰队中最小的一艘是“澄庆”号,速度慢得与“驭远”号差不多,只能列为三等海岸炮舰类中。它大约80马力,水手75人,它的管带,据说是惟一见识过外国海军(英国海军)的官员。中国人把全部的信心(如果说他们曾有过一点的话)压在两艘德国制造的舰艇上。这支舰队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群舰船(为了专门的目的而从北方主要舰队中分离出来的),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的几乎无望的希望,中国政府就以这样的舰队愚昧无知地盼望着把法国军舰驱除出中国水域。

    高层指挥官同样像舰艇及舰艇人员一样让人失望。吴,舰队司令,是一个具有“巴特鲁”荣誉称号的军官。他的前一个职位是吴淞炮台提督,在那个职位上,因为盗用公款(通常中国官员或多或少都犯有该罪)被撤职。而好像因为撤职的惩罚还过轻,就任命他为南方这一群舰船的提督,去击败(如果可能的话)法国舰队以重新获得他的荣誉。在此之前,他从未上过舰艇,只是有一次作为一个普通乘客上过船。而像他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中国舰队中一些最好的人员来自陆军,很特殊的例子就是副提督丁汝昌。

    勇敢的丁汝昌,作为副提督,与其上司合不来,结果,他很少(如果有的话)插手任何事情。丁的职业生涯始于当一个“勇”,在李鸿章手下与太平军作战,后来提升为参将,再以后就被放在了指挥一队炮船的位置上。他到过德国,看来很喜欢德国人。丁,总的来说,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精神饱满的官员。通常情况下比较温和,话不多。他肯定是中法战争时期最好的中国人之一,但是位处吴之下,而吴不喜欢丁,由于丁是被破格提拔到这个职位上的,正因为这样,在战争期间,他不被允许以任何方式显示自己。至于丁汝昌这个名字,据我所知,在中国官方有关这次战争的档案中都没有提到。丁无疑对自己的地位最为敏感,但他承受下来,以坚韧和自鸣得意对待之,这使我越发赞美他。他是个勇敢的官员,一个真正的绅士,虽然他曾极力主张将我处决,想到他的悲惨结局,我原谅了他。丁,让人回想起,在日本攻取威海卫时,他宁肯自杀而不让舰队向日本投降。他的高尚的夫人,也配得上这样一位英雄,当一听到丈夫的死讯,她急忙赶到丈夫灵柩旁,也用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像她勇敢的丈夫一样很英雄。丁提督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他曾经不得不在极不利的条件下与敌作战,而他的同胞还出卖他。他最后的举动将保证他手下人的性命,他清楚地知道他自己的人比敌人更少仁慈。李鸿章,如果他还活着,可以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好地讲述背叛者的历史。

    我认识的李鸿章

    李鸿章有着强健的体魄,无论是体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个子高高的,一派将帅风度。他具有令人最难以捉摸的贵族派头的举止和体态。他本性易怒,一般来说,他能很好地控制自己,但有的时候也会乌云密布。他有他的嗜好,其中之一(像那时中国其他许多官员一样)是饲养金鱼。

    李鸿章最大的兴趣是军事技术,他说这能使中国强大,外国就是靠这个强大的。船坞和舰队的建立都要归功于他。在李鸿章着手做这些事情之前,经常有大批的走私者出没于沿海,以至于整个帝国的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是外国货船在进行,或者出资雇一批外国人来保护,而这些外国人就成了海盗。李鸿章还通过他的副手,能干的盛宣怀成立了中国轮船招商局。

    李鸿章很得意地说,他“总是在国人中刺激起他们的军事热情”。的确,他早期的成功就在于他招募了一支卓有成效的队伍。

    从我个人来讲,我必须承认李鸿章具有极强的记忆力。1897年,当他调任署理两广总督到广州时,我刚好在一艘送他去香港海岸的海关汽艇上。艇长Lee Pao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偶然间向李鸿章阁下提到我的名字。李鸿章当时立刻说:“阿林敦,什么,我记得他。他在北洋时与我在一起,后来在南洋为中国与法国打仗。我一定要让他带领一支小舰队去清剿广东沿海的水耗子(走私犯)。”我从1884年之后就没见过李鸿章。但当时,我密切地关注过走私犯问题,只要是李鸿章过问的,押送到广州来受审的走私犯,没有一个能回到九龙的,李要看到他们的脑袋留在广州。但当李鸿章奉命北上去北京解决义和团的麻烦问题后,害人精们重新活跃起来。是的,李鸿章是作恶者们的克星!他也是中国的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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