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中外合作办学”的必要性探析
时间：2020-04-10 05:20:5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在经历了高速规模化发展之后，中外合作办学在教育模式与机制体制等方面的积弊逐渐暴露，亟需转向内涵式与规范化发展。在互联网技术发展与国家政策引导的双重驱动下，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融合与创新，成为中外合作办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探索“互联网+中外合作办学”的新型教育模式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互联网+；融合；必要性
一、研究背景
新一轮的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为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互联网技术给知识传播的方式带来了一场革命。在世界最发达经济体中，信息通信技术以指数级的速度扩张，几乎触及了高等教育事业的方方面面。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的虚拟或在线课程犹如雨后春笋，如今已有成千上万的学生登记在册。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左右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与国际高等教育密切接触的一种教育模式，应该也有必要在“互联网+”的实践中率先与国际接轨。
中外合作办学是“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的活动。”经过二十几年的规模化发展，中外合作办学逐渐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立高校、民办高校一同被业内人士称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三驾马车”。目前，我国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10所，非法人资格的二级学院56所，合作项目2000多个；覆盖了专科、本科、研究生整体高等教育层次。尽管在规模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其自身仍存在诸多阻碍其持续发展的矛盾与问题。而“互联网+”恰好为这些矛盾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与思维模式。
中外合作办学与互联网的融合并非是偶然与孤立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高度关注并积极论证着本行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必要性与实现方式。“互联网+”正在成为社会各行各业变革与发展的新引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在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大力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互联网+”正在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各行各业产生着全局性与战略性的影响。这为中外合作办学的“互联网+”实践提供了政策支持与社会基础。
二、中外合作办学现存问题归因
林金辉曾提出两条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基本规律。一是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适应和服务于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大局；二是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适应和服务于学生的发展和成长。目前的中外合作办学确实引入了一些新兴学科与我国急需的专业学科，推动了学校的学科专业建设，丰富了我国专业、课程门类，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急需的专业人才。尽管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相关政策与法规却相对滞后，并未形成科学的运行机制与高效的教育模式，导致在合作办学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題。这些问题总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引进优质资源总量不多
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目的。目前与我国高校开展合作办学的境外高校多是一些名气不大的学校。在引进境外教育资源的时候，由于缺乏了解境外高校资质与水平的信息渠道，导致在合作对象的甄选上存在困难。此外，由于境外优质教育资源难以突破时空限制大规模自由流动，同时也为了更直接地接受外方合作高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大多数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采用“双校园”的合作办学模式，这也造成引进优质资源数量有限。
（二）合作信息息缺乏充分交流
有效的交流沟通机制对合作办学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由于技术手段、沟通成本与观念意识的限制，目前大部分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未能建立常态化的交流沟通机制。课程设置缺乏合理衔接，教材照搬缺乏本土化过程，教研科研缺乏充分交流，因此导致教学质量不高，阻碍了对优秀教育理念与教学经验的吸收与利用。在教育管理方面，双方各行其政，中方管理多沿用母体高校传统的管理形式，缺乏对先进管理经验的吸纳与自身管理形式的创新。
（三）监督管理不够完善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从整体上看带有明显的零散性与随意性，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管理。作为一种跨国合作教育的实践，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主体跨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合作对象情况各异，加之教育活动的参与者存在较大流动性，这些都为合作办学的监督与管理带来较大难度。尤其是在具体的课程实施与教学行为等方面缺乏相应的管理与评估办法，不能有效地监督和反映合作办学的教学质量与办学水平。在学科与专业建设方面，由于缺乏宏观调控与政策引导，致使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四）教育成本普遍较高
中外合作办学普遍面临较高的教育成本，导致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受益范围十分有限。境外优质教育服务的获取本身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加之由于物理时空的限制与沟通机制的缺失，在合作办学过程中不得不为低效率的重复沟通与教育资源的实体性流动等问题支付额外的教育成本。由于办学模式多采用依附式的非独立设置办学模式，投入机制多采用非资金投入合作方式。实施教育过程所需要的经费主要依靠学生的学费，致使学生普遍需要承担高昂的学习费用。在“双校园”的办学模式中，学生还要支付大笔非教育消费支出。这使得中外合作办学的优质资源无法惠及更多的群体。
纵观中外合作办学现存的主要问题，不难发现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其跨国合作的本质特征。“跨国”的表层是跨越物理的时空，深层则是跨越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制度。中外合作办学的开展过程就是要有效克服表层与深层的跨越，实现知识信息的高效传递与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然而，目前的中外合作办学并未能够利用有效的手段与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
三、“互联网+中外合作办学”的必要性
中外合作办学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是内部需求与外部驱动的双重动力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内因一外因分析模式指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一对哲学范畴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性规律，成为人们分析和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中外合作办学要从根本上解决现存问题的内部诉求是其选择“互联网+”的内因；而政府对“互联网+”实践的大力倡导与社会各界的积极践行则是外因。
（一）内部需求
践行“互联网+”是中外合作办学实现自身变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看，教育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信息处理，教学与学习就是信息的传输与接收，科研就是信息的创新与创造，教育资源利用是信息的存储和提取，而教育管理则是信息的综合处理过程。而中外合作办学则要克服物理时空与文化制度双重跨越实现教育信息的高效传递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这就要求其必须采用高效的技术手段，并构建科学的教育模式，来解决现存问题的根本矛盾。
互联网“平等、开放、协作、共享”的本质与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吸收、融合、创新“的特征相互契合。互联网具有突破物理时空限制实现信息互通互联的属性，可以将在时空上处于分离的教育个体随时随地有效连接在一起。其自身的形成正是研究者追求高速度、低成本沟通的结果。中外合作办学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入使其原有的信息处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进而为合作办学过程中文化制度障碍的清除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起点。
（二）外部驱动
中外合作办学探索“互联网+”新模式是社会与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依赖于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整体水平。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强调要“积极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与应用，力争基本实现全国学校网络全覆盖。加快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国家教育决策服务系统建设和教育统计基础数据库建设，完善国家教育资源云服务体系，继续加大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和应用力度”。在国家政策的战略引导与新技术的双重驱动之下，我国高等教育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目前，网络基础设施已基本建成，全国高校互联网覆盖率已达到100%。数字资源建设初具规模，建成国家精品课程约2500门，在线数字博物馆28个，重点学科信息资源系统12个。信息系统在教学、科研与管理方面广泛应用，其中信息化教学系统的覆盖率达到98%，信息化管理系统占95.3%，信息化科研系统占84.4%。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十三五”规划重点将转向通过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有效整合资源，建立有效的资源共享机制，加强数据的互联互通与价值挖掘等方面。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现状与规划布局为中外合作办学与互联网的融合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发展方向。
四、“互联网+中外合作办学”应该如何“+”
互联网是一个通过一组通用协议覆盖全世界的趋向于无尽连接的全球性互联网络。其本质在于信息互联，具有去中心化、开放性、交互式，分布式、信息海量等特征。所谓“互联网+”就是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的跨界融合，其本质就是融合与创新。具体来说，“互联网+”就是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互联网技术运用于各个行业的内部与行业之间，通过信息反馈、交互与协调，最终实现产业升级的创新融合过程。关于“互联网+中外合作办学”如何加的诠释应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互联网+中外合作辦学”不是两个概念的简单叠加，也不是一个对另一个的彻底颠覆，而是二者的深度融合。这种深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二者的融合不仅包含应用互联网技术与平台的表层融合，也包含吸收互联网精神与互联网行业经验的深层因素。另一方面，融合的过程要深入中外合作办学的底层，对原有的组织结构、管理机制、教育模式、工作流程等进行重构与升级。
其次，“互联网+中外合作办学”融合的关键是科学创新。应该在充分尊重高等教育自身规律的基础上，针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特殊情况进行科学的创新。一方面，要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地迎接新技术带来的变革；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只是驱动行业变革发展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万能的方法论。
五、“互联网+中外合作办学”会带来什么
互联网技术与互联网思维的接人将为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的范式带来深层次的转变。这一转变集中表现为对“两个关系”与“一个价值”的重新定义，即对时空关系、师生关系与数据价值的重新定义。
（一）时空关系
互联网技术的融入将重构原有的教育时空秩序，消除中外合作办学与一般高等教育之间在时空限制方面的差异。随着远程教学、虚拟社区、云资源共享等技术的应用，教学、教研、学习、管理等活动将不再被集中限定在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办公室等固定形态场所中进行，也不在被硬性地限定在指定的时间点与时间段中进行，取而代之的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泛在化的教育与管理方式。这种突破与转变使跨时空异地协作成为可能，境外优秀教师与教育资源无需通过实体性流动便可参与到合作办学的教学活动中来，进而可能大幅度减少“双校园”项目模式的在中外合作办学中所占比，有利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与合作办学的融合创新。
（二）师生关系
随着时空禁锢的突破与信息传递方式的变革，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将被重新定义。师生关系的再定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上：首先，由于语言水平与文化差异的限制使外籍教师的面授教学的效果难免不尽人意。互联网技术与平台为师生沟通提供一种泛在化的沟通方式，在线的沟通平台天然地构成了一个缓冲地带，使师生之间的沟通频率大大提高、沟通效率有效改善。其次，在原有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时空的限制以及信息传递渠道狭窄，信息与资源的掌握者成为了权力中心，而信息的传递方式主要是由权力中心传递给每一个个体。而随着信息来源与数量极大丰裕，个体之间的信息传递成为了可能。信息与资源的传递呈现去中心化。教师与学生之间原有清晰的界限将被打破，教师不再是绝对的信息权威，而学生将成为教学活动的中心。
（三）数据价值
随着信息技术向数据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价值将不断被充分认识与应用，为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教学与科研提供重要的手段与依据。所谓大数据，既包括学生学籍、学习成绩这样的结构化数据，也包括教育过程中反应个体行为特征的非结构化数据。在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初期，结构化数据的采集和积累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对于非结构化数据的重视程度略显不足。随着中外合作办学教育活动的平台化与网络化，大量的教学行为的非结构化数据不断累积。管理者将逐渐认识到，只有全面掌握数据才能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价值。大数据价值的深度挖掘将为中外合作办学的高层决策、教研科研、质量评价等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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