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中世纪意识形态人本蕴含探析
时间：2020-04-21 05:21:1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在西欧中世纪意识形态领域，基督教神学成为唯一的形式。然而，在中世纪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中并未完全忽视“人”的存在，它也在神学的框架内强调人的平等、民权意识的重要性，呼唤人本思想的发展，带来了中世纪晚期人的主体性的觉醒，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键词】中世纪 意识形态 人本蕴含
中世纪发端于基督教——日耳曼文化取代古典罗马文化成为西欧文化的主流，这个历史过程经历了数百年。一般来说，多数学者是以5世纪初西罗马的正式灭亡作为进入中世纪的标志。中世纪的终点是，以人文主义为代表的世俗文化取代传统的基督教文化成为西欧社会的主流文化，学者们在习惯上将这个时间确定在15世纪中期。不过，在中世纪的黑暗尚未结束时，文艺复兴的曙光已经初露，所以，中世纪的结束与近代的开端两者有一定的交叉。
进入中世纪，在意识形态领域，基督教一统天下，认为哲学应当像婢女服侍主人那样为神圣的经典服务，理性和哲学要为信仰和神学提供说明，即“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人已不是万物的尺度，不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而完全沦为上帝的奴仆，成为人的发展的“黑暗时代”。
然而，在以基督教为唯一意识形态的中世纪并未完全忽视“人”的存在，对人的认识也有其独特的视角。我们审视中世纪的历史，在古代文化遗产、基督教神学、日耳曼人传统三种文化的融合中，在王权与神权的斗争中，或在罗马法复兴及亚里士多德革命中，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思想要素，如人的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理念，也都有不同形式的体现。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独立的“人学”的确是从14世纪～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才开始的。但实际上，古希腊罗马的学术传统和精神——包括对于人自身的理解——不是由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直接加以继承的，古代及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在其间所进行的诠释、附会和递传等工作，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阶段；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大多是首先从早期教父的神学著作中窥见理性之光的；而后期的许多人文主义作家更因与圣经诠释及教理阐发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被称作“基督教人文主义者”。
上帝、人、“原罪”是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形成了基督教独特的世界观和人学理论，上帝创世说及原罪说构成其核心理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创造，一切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罪恶都是上帝对人原罪的惩罚，奴隶制是上帝对犯有原罪的人所实施的一种惩罚，封建等级制度是上帝有序地实施对原罪进行惩罚之意志的体现。人的终极目的是升入天国，而天国永福则是上帝对人的恩典，人生只不过是不断洗清原罪而通往天国的“朝圣之旅”。以这些思想为基点，中世纪基督教也在神学的框架内强调人的平等、民权意识的重要性，呼唤人本思想的发展，带来了中世纪晚期人的主体性的觉醒。
关于人的平等思想
古典时代讲平等是以人的公开的不平等身份为前提的，所谓的平等是在相同身份的人中实行平等，在不同身份的人中则赤裸裸地主张不平等。从斯多葛学派开始，出现了普遍的人格平等思想，基督教吸收了斯多葛学派人的平等思想并将其进一步强化，确立了一个大前提，即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例如，基督教父们一方面承认奴隶制有其合理存在的理由，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奴隶制并不意味着人类平等的完全消失，身陷奴隶境地的人，仍然享有精神上的自由和平等。教父们坚称，不平等仅涉及人的肉体，而不涉及人的精神和灵魂。一个人即使成为奴隶，他仍有与自由人一样的灵魂。肉体可能被奴役，但人的精神却是自由的。在精神生活方面，奴隶甚至可能优于其主人。因为任何生活状况都不能妨碍人获得美德，得到上帝的恩典。就人的精神状况而言，正是人的“原罪”使人成为奴隶，即成为罪的奴隶，无罪则使人自由。并且按基督教的信仰，即使是奴隶，也享有上帝子民的尊严。人一旦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上帝的儿子、上帝的选民，就能得到上帝的“恩宠”，成为“上帝的现象”或“上帝的样式”，成为“出身高贵的人”。
关于民权意识
民权意识是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中，在不同的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进行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日耳曼人入主罗马废墟的时候，尽管他们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但是国家尚未形成，家庭、部落和宗族依然是基本的社会政治组织。在那里，各种成分处于混沌状态，处于一种“幼年期”，习惯在这种社会中起着支配作用。在这一状态中，民权意识是不可能产生的。尽管这个时候也有选举国王的活动，但是蛮族人却还没有对权力来源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因此清晰而自觉的民权意识并不存在。
中世纪的教俗论战为民权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在俗权派和教权派对垒的过程中，企图挣脱教会控制的王权必须找到一个新的依托，并使王权对民众的依赖成为它独立于教会的基石。俗权派认为，皇帝或国王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上帝，不需要教皇的批准，上帝把选择统治者的权力交给了人民，也就是说，人民的选择就是上帝的选择。君主的权力源于他所统治的那个共同体本身，而且，该共同体所拥有的这种权力具有不可转让性。这成为中世纪晚期的一种正统理论，它与日耳曼民族流行的政治传统相结合，并不断得到强化。
其实，日耳曼民族的统治形式就内含着一种民权意识。在这一民族中，国王和伯爵一般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选举本身就表明权力是来自人民的，国王所拥有的权力不过是人民通过集会而授予他的。作为中世纪晚期罗马法后注释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巴托鲁斯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推演出了主权在民的结论。他认为，立法权并不是独立于皇帝与帝国的结果，也不是君主权力的行为，它属于所有的政治的和非政治的社团。这无疑体现了他的主权在民的思想。关于潜在于人民之中的权力如何向现实主权转换，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当统治权在人民手中的时候，适用于君主的格言和原则也适用于人民的统治：城市政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进行立法。他倾向于在城市共和国中实行代议制，人民可以通过人民大会选举议会，这个议会便构成一个统治体，代表着全体公民即国家，代表着人民的思想。授予议会多大的权力则完全由人民根据他们的愿望来决定，议会的权力是可以限制的，政府是否应该定期选举，也由人民决定。可见，权力根源于人民，而不是来源于上级。在民主政体中，权力再也不是为统治者所垄断的、判定人们利益之所在的优越洞察力，人民自己被认为具有充分的能力来判断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他们永远保有对议会实行控制的权力。
当然，在中世纪晚期，民权中的“权”还是“神有民用”的，但是，民权思想到近代，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结束了这种“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状态，天赋民权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人的主体性的觉醒
中世纪晚期特别是从13世纪开始，经济的繁荣和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日益刺激着人们的物欲，他们对现实利益的关注与日俱增，对此生幸福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十字军”的动机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一点，“十字军东征”的参与者并非都是出于他们对天国生活的狂热向往，有不少人是出于对世俗利益的现实考虑，他们参与“东征运动”是为了免除自己身负的沉重债务或解除自己所受的折磨。这表明中世纪的许多人的心灵已经开始摆脱教会的控制而更加注重现实利益。他们关注“此岸”的利益，表明人的主体性已进入觉醒状态。
这种主体性的觉醒还在13世纪的艺术中得到了体现。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时代思想和感情的真实再现。中世纪艺术是西方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之一，它改变了古希腊罗马艺术的传统，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形式和内容体系，成为特定时期人们生活、观念、思想和感悟的特殊表现。我们纵观整个中世纪，虽然宗教禁锢着艺术的发展，但艺术仍然曲折地达到了他所要表达的目的，即对真实人性的表现。从13世纪起，肖像画、建筑和雕塑开始表现自然和现实的人。过去那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肖像开始让位于表达真实的个性和对具体人性的描绘。①哥特式教堂的宏伟庄重，拜占庭镶嵌画的优美华贵，罗马雕塑的粗犷沉重，都是对特定时期艺术现象的风格描述，都有其特定的内涵。黑格尔在《美学》中把建筑划分了三类：古埃及的象征主义建筑、古希腊的古典型建筑和中世纪的哥特浪漫型建筑。“浪漫型建筑在材料和建筑构形的科学性、合理性、完善性方面都超过了古典型建筑，也就是说在审美判断力的主导之下，最合宜的材料和最经济合理的构形被组合成无与伦比的人类构造物，并体现了人类最崇高的理想。”②哥特式雕塑充分证明了艺术家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展示了人们在宗教压抑下对真实人性的渴求。
可以说，发生在13世纪艺术中的变化反映着自12 世纪以来商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作为个体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对于人们摆脱神权政治意识的控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总之，在漫长的西欧中世纪，尽管基督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但也蕴含着人本思想的价值取向，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人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作者为东华理工大学讲师、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6页。
②李卫，费凯：《建筑哲学》，北京：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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