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郭尔孤独个体的生存与信仰

关键词： 克尔凯郭尔；孤独个体；生存；信仰

摘要： 生存论是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时代问题之一。生存和信仰的问题产生于特定的历史及时代背景。克尔凯郭尔的生存信仰论是对这一问题上作出的现代性反思，其着眼于孤独个体的生存体验、信仰的个体性（主观性）以及个体生存与信仰的相生共在的关系，为当代人的自我生命体验寻求安身立命之本。克尔凯郭尔将信仰人格化对当代生命哲学、生存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奠基作用。

中图分类号： B53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3033706

Key words： Kierkegaard； lonely individual； existence； faith

Abstract： Existential theory is the essential problem of modern philosophy，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of modern society in the era.The issue of existence and faith is produced in the particular background of the era and the history.The theory about the existential faith of Kierkegaard is the modern reflection on this issue，and it focuses on the existential experience of lonely individual，the individuality （subjectivity） of the faith and the co-existence between the existence and the faith of the individual，and aims at seek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human’s experience of life itself.Kierkegaard personifies faith which laid foundational function for existential theory，and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the philosophy of life in the era.

“我们人类，需要的是一种信仰。信宗教的可以理解为上帝，信科学的可以解读为科学信仰。能够支撑我们走向浩瀚宇宙的，是我们的信仰。”①不管我们如何看待信仰问题，我们都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更不能否认它对我们生存、生活的意义。只要我们生活，就离不开信仰。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徘徊在是高于生活之上的理论更重要，还是我们个体的生活体验更重要的这种两难抉择中，然而现实是抉择如此困难，我们两者都不想随意放弃。也许我们可以换种思考方式或者抉择。我们两者都要，而且必须两者都要缺一不可，因为我们不能没有生活，更不能没有信仰。在理论的至高层面上是我们信仰的追寻与依托，而生活的体验更是我们展现个体自我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个体不断生成的最有力明证。

一、历史及时代背景凸显生存与信仰的危机

生存论是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时代问题之一。人类历史上，个体生存和信仰的问题一直是众多哲学家、思想家和宗教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当代的凸显则源于特定的历史与时代背景。

①《超时空接触》对白，该片改编自天文学家出身的卡尔·萨根的小说，拍摄于1997年，讲的是从天文观测、地外生命探索一直到虫洞穿越的故事，与其说这是科“幻”，不如说它是一次严谨的科学假设。该片是好莱坞历史上少有的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搬上银幕的作品。（一）科学革命带来思想领域的困境

在古代，科学和哲学是不分开的，因而科学所揭示的世界也就是哲学所理解的世界。根据古希腊哲学传统，存在两种解释世界的方式，一种是机械论式的，以原子论为代表，强调机械的必然性，否认偶然性；一种是目的论式的，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以事物的目的说明世界。到了中世纪，由于原子论与神学创世学说根本冲突而被抛弃，使得目的论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理论。目的论的前提是将世界设想为一个受最高目的支配的有机整体，当然这最高目的可以是内在于世界本身的，也可以是神通过创造从外部加之于世界的。

但近代科学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要的就是加强了对世界机械必然性的认识，即机械因果观念取代了目的论因果观念。“在笛卡尔看来，物质界的一切，其周围都被传递冲击的颗粒所包围：一切都服从机械的因果性”。[1]44其次就是破除了古代有限宇宙观确立无限宇宙观，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布鲁诺的宇宙无限论，直至笛卡尔提出这个物质世界是广袤而无有界限的。笛卡尔的二元论理论，一方面是具有无限广延性的物質世界，一方面是无广延的能思维的思想灵魂构成的精神世界。在这样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中，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作为物质与上帝之间联系的决定作用的部分，具有目的、情感的人被推离出来作为一个旁观者。于是，与古代人不同，在近代人看来，“这一宇宙为同一基本元素和规律所约束，位于其中的所有存在者没有高低之分。这就意味着科学思想摒弃了所有基于价值观念的考虑，如完美、和谐、意义和目的。最后，存在变得完全与价值无涉，价值世界同事实世界完全分离开来。”[2]导言2

近代科学革命导致哲学思想领域新的理论困境，即决定论的世界观对人自身本性的压抑，使人陷入人与世界相疏离的生存困境；而人类之本性是决不甘于被世界推离，人要重新融入世界，以主体的能动性对世界的创造和改变融入世界。这样就面临一个问题：“任何对于世界的改变活动都要必然预设世界的可改变性，即世界的非决定论性……换言之，对世界可改变性的预设，都在某种意义上预设了人主体的能动性，也就使其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人本主义的性质，从而与科学所预设的决定论世界相矛盾。”[3]8

现代哲学思想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分析与阐释，都无法回避这一根本问题。很多哲学家思想家都致力于或改善或调和或统一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没有一种理论可以战胜另一种理论，正如黑格尔曾指出的那样，整个人类哲学史充满着哲学家们互相批判、互相推翻、互相取代的斗争，将哲学史形象地比喻为一个“厮杀的战场”。要想解决上述问题，王南湜先生认为，从逻辑上讲有三条道路可走：“或者将人本主义发展到极致，将主体的实践或行动视为第一性的存在，最终走向一种彻底的唯意志论；或者走向彻底的决定论的唯物论，即将主观的东西完全归结为物质的派生物；或者考虑以某种历史主义的方式将两种截然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3]8。

（二）基督教神学领域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古代不仅科学与哲学不分，在经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之后，科学、哲学与神学三者更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启蒙运动使哲学从神学的阴影中走出来。这里必须要提到诺斯替主义，虽然古代的诺斯替主义一直被正统基督教认为是异端，但是它在将神学与哲学分野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学界对诺斯替主义的研究兴盛于20世纪中期，重要的研究者有约纳斯（Jonas）、沃格林（Voegelin）、布鲁门伯格（Blumenberg）等人。约纳斯认为，诺斯替主义是人与这个世界之间的疏离以及亲切的宇宙的观念的丧失——简言之，是人类学的反宇宙主义。世界与人之间的二元论在体验的层面上反映了世界与神之间的二元论，世界与神之间的二元论是世界与人之间的二元论的逻辑基础。在人、世界、神三元结构中，人与神一起属于这个世界的对立面。但是，尽管它们在本质上同属一方，却在事实上被这个世界严格地分开。这是一种极端的二元论，也是一种抹杀人的主体性的神秘主义。诺斯替主义在中世纪晚期以唯名论的形式重新出现，唯名论“把这个世界颠倒了过来。在唯名论者看来所有真实存在的事物都是个体的或特殊的，……所以不是目的论的。于是乎，神无法被人的理性所理解，而只能通过《圣经》的启示或神秘体验来理解。因此，人并没有自然的或超自然的目的。这样一来，反对经院哲学的唯名论革命摧毁了中世纪世界的每一个方面。它终结了那种从基督教教父开始的把理性与启示结合在一起的巨大努力。”[4]22

“唯名论革命是一场对存在本身产生质疑的存在论革命……唯名论破坏了经院哲学，但它却无法提供一种能被广泛接受的替代者，以代替被它摧毁的包含一切的世界观……所有或几乎所有随后的思想形态都接受了唯名论着力断言的存在论层次上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4]24只是后来的思想家不是专注于基本的存在论问题转而专注于存在者层次上的有限性，从而演变成人、神、自然何者具有优先性或首要性的问题。人本主义将人放在首位，宗教改革则将神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现代性反思则认为既不是人也不是神，而是自然具有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性。个体主义的主体性与神或世界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关系是现代形而上学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这说明，“无论是从近代科学革命还是从基督教神学所内在蕴含的张力来看，导向这种现代性困境都是不可避免的。”[3]11

二、生存与信仰——克尔凯郭尔生存论的逻辑张力

本世纪初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哲学开始广泛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尤其是最近几年克尔凯郭尔文集的陆续出版又掀起了一个研究克尔凯郭尔哲学的高潮。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回看克尔凯郭尔的生存论思想，对我们积极面对新形势下个体生存与信仰的问题仍有其价值和意义。

（一）生存个体化——生成着的孤独个体

克尔凯郭尔的一生是短暂而传奇的，在其一生中，对他一直“不离不弃”的便是孤独与绝望。他也正是用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诠释着他的生存论思想。

作为自我体验的孤独个体。克尔凯郭尔认为“个体的人是精神或精神觉醒的范畴，它恰恰和政治学上的含义尽可能地对立。”[5]121他在《致死的疾病》一書中写到“人是精神，但精神是什么呢？精神即是自我。但自我又是什么呢？自我乃是那种使它与它自己相关联的关系，或者是使它与处于关系中的它自己相关联的关系；自我不是关系，而是把它与它自己联系起来的关系。人是无限与有限、永恒与暂时、自由与必然的综合，总之，人是一个综合。综合就是两极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样看来，人还不是一个自我。”[6]9“人是精神……精神即是自我”[6]9，“自我不是关系” [6]9又是“把它与它自己联系起来的关系”[6]9，充分说明了自我存在的本真性在于自我的生存，这种生存性表现在自我把它与它自己相关联起来，自我的生命意义也正在于使之关联起来的关系中。“总之，人是一个综合。”[6]9这是对人的本性认识的传统观念的否定。人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存在，同时自身包含了矛盾张力系统（上帝设定），是两极因素的综合。其中人是有限的暂时的，这是人存在的现实而必然的因素，也是上帝赐予人的公平公正的资本。无限的永恒与自由则是人存在的可能性与超越性的因素，即上帝的无限、永恒与自由为个体成为真正的自我提供可能性和超越的必要条件。人的存在不是一个僵死的既成状态，而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人的存在正是在这种两极因素的张力系统中不断地生成。

克尔凯郭尔指出，“生存首先意味着：做一个单个的人。因此，不考虑个别，只考虑普遍的思想必定忽略生存。”[7]54个体对自身存在的内在体验是他人不可替代的，是特殊而具体的，它不能被还原为某种普遍的一般的东西。个体是“通过其绝对联系来决定其普遍联系，而并非通过其普遍联系来决定其绝对联系”。[8]64“在上帝面前……他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个体”。[9]141个体以孤独个体的身份直面上帝，在行进过程中才敢于对自己负责，而不逃避责任，因为他别无选择；个体以孤独个体的身份直面上帝，才敢于面对个体存在的一切命运，而不会将这种行进的努力付诸于外物，因为他无所依靠，只有自己，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体验和悲怆中实现自己为自己存在的设计。

从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内心的独白和对生命的呐喊。克尔凯郭尔的全部思想都和他的个人生活体验紧密相连，他的很多著作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精神自传的性质。他也曾坦言，“我所写的一切，其论题都仅仅是而且完全是我自己”。[10]序2

孤独忧郁的童年与短暂而永恒的爱情。克尔凯郭尔在很小的时候开始受到父亲深刻的忧郁情结影响。他说，“在孩子的时候起，我就处在一种巨大的忧郁的威力之下”。[10]序3由于克尔凯郭尔天生孱弱及略带缺陷的身体使其在童年没有更多的机会和自信与其他同龄人一起玩耍，而父亲偶尔带他一起散步成了他孤寂童年中勉强可以期盼的活动，只是父亲极度虔诚和内疚而造成的忧郁性格给克尔凯郭尔的童年带来的是更深刻的憂郁的重压，使克尔凯郭尔这样“一个孩子疯狂地扮演一个忧郁的老头”[10]序3。与蕾琪娜的爱情之所以短暂，是因为在1840年9月8日向蕾琪娜求婚后的次日，“我明白我犯了一个错误”[9]41，最终于1841年8月11解除婚约；之所以永恒，是因为他用“一种必要的残酷之举”[9]44——弃绝的方式在内心永远拥有了这位让他“保持活力的”“风骚的小姐”[9]44，这一弃绝也成为“唤醒他身上的诗意品质并且使得他成为诗人的机缘”。[11]11

异于常人的童年生活造就了克尔凯郭尔孤独的性格，与父亲散步和谈心使克尔凯郭尔从小就开始了对问题的独立思考和见解。与蕾琪娜刻骨铭心的爱情，让克尔凯郭尔在自我生存体验中实践着孤独个体的生存，他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弃绝的生存价值与意义。

（二）信仰人格化——信仰着的孤独个体

克尔凯郭尔认为上帝（神）是永恒不变的事实性，人是常在变化的可能性。在这种人与神的对立中，无法去掉神，也无法去掉人，因为去掉神，人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若把人去掉就无法再谈“存在”的问题。那么在这种两全的要求下，克尔凯郭尔认为实现两者沟通的方式只能是信仰。

信仰个体化或主观化。克尔凯郭尔自幼在浓郁的基督教氛围家庭中长大，深受基督教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对基督教怀着真诚的敬虔。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他对基督教的困惑也越来越大，甚至想放弃成为牧师的梦想，而父亲的突然离世成为他重新“投身”基督教的一个契机，他努力完成了神学学位的申请与答辩，从此便叩响了基督教思想的大门，开始了对信仰问题的思考。

克尔凯郭尔认为，信仰是纯粹个人的问题，纯粹主观性的问题，个体在这种绝对的荒谬面前可以自由地做出“或此或彼”克尔凯郭尔1843年发表作《或此或彼》意在表明，存在的本质即是选择——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但不同选择之间不存在优劣和高低之分。的选择，人或者信仰，或者不信仰。信仰不是客观或思辨的真理，而是主观的真理，人在选择信仰的同时也就是选择了思辨哲学无法理解与解释的东西。“它发生在理智与悖谬幸运地在瞬间之中相遇的时候；发生在理智让路、悖谬自由释放自己的时候；当其发生之时的第三方就是幸福的激情……这激情我们要称之为信仰。”[10]71作为单独个体，“就是这样一位个人，[居然]可以在任何时候与上帝交谈，并确信他所说的被上帝听到；简言之，此人被邀请去生活在与上帝的最亲密的关系之中！更有甚者，为了这个人，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特殊的个人，上帝来到此世界里，让他自己出生、受苦、乃至死亡。”[6]104这件看似让人大惑不解的事只能靠单独个体来消解，对这荒谬的瞬间保持足够的勇气和信心便是单独个体信仰的起点，“只有靠单独个体才能成为信仰义士，这就是义士的伟大之处。”[8]66

信仰寓于个体生存之中。克尔凯郭尔认为，信仰只存在于人的自由的领域，存在于人的生存之中，而不存在于理性和逻辑的领域，它是人的一种存在性的运动。“上帝毕竟不是要去理解，而是要去行动，在行动中把握上帝。”[9]187“因为‘了解’他，恰恰意味着，人们所了解的并非是他的实际。”[7]81正如克尔凯郭尔在《基督徒的激情》中“论不朽”时指出，“如果一个人客观地研究不朽，而另一个人将无限的激情投入不明确中去——谁能指望得到最多的真理呢？谁又能具有最大的明确性呢？一个人是想一劳永逸地研究出如何接近不朽的，而这种接近是永无止境的；因为不朽的明确性恰恰存在于主观性之中。另一个是不朽的，他正是以反抗不明确性来维护不朽。”[7]5152可见克尔凯郭尔认为妄图通过建立体系或在体系中来寻找不朽或建立信仰是行不通的，他所谈论的信仰只存在于个体的主观性之中，存在于有限的个体生命活动中，是个体对无限的体悟，是终有一死的不朽。不朽既是上帝的赐物，也是信仰的结果，只有在这一点上理解了不朽是指有限的人的不朽和永生，人才真正体悟了信仰的真谛。

克尔凯郭尔以自我的独特视角和特定方式诠释了个体的生存与信仰的关系，两者是一种相生共在的关系。生存是有信仰的个体生存，无信仰的个体生存是无意义的。信仰是寓于个体生存中的信仰。将个体生存托付于信仰，将信仰寓于个体生存体验中，才是真信仰。

三、克尔凯郭尔生存论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一）生存论哲学领域的奠基作用

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的生存本身是命定的、被动的即上帝设定的综合，这是个体存在的不可选择的先在性。这种不可选择的综合同时也赋予人选择的可能性，人是自由的，在上帝设定的综合的预设前提下人有自我选择的权利。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人是精神，精神即自我”[6]9，自我是“使它与它自己相关联的关系”[6]9。这种关联的前提是上帝设定的综合，而进行关联的可能性则在于个体的自由选择，在选择中展现本质。“一个人的伟大与渺小完完全全取决于他自身与上帝交往的程度”。[7]8所以人的本质不是一种即成的存在。人的生存是在自我的自由选择中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

确立个体存在的先在性对后来存在主义的兴起、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正如泰勒（Mark C.Taylor）所说：“几乎没有哪位思想家在塑造现代‘自我’概念上的贡献超过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丹麦哲学-宗教学家克尔凯郭尔的。”[12]8由存在主义发展分化的有神论存在主义（以马塞尔、雅斯贝尔斯等为主要代表）、无神论存在主义（以海德格尔、萨特等为主要代表）和人道主义存在主义（以萨特、加缪等为主要代表）都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选择、自我造就。存在主义的集大成者萨特在研究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抛弃了克尔凯戈尔的宗教神秘主义，承袭了克尔凯郭尔的个体存在先在性原则及孤独个体生存样态的思想，提出了存在主义的三个基本原则：“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和“自由选择”。

克尔凯郭尔从生存论角度确立个体存在的优先性，他认为个体之人是一个形而上的生存论范畴，借以与其他关于个人的用法区别开来，目的是试图在生存论的层面上把个体存在的根基与“自己”或一个更高的存在者（上帝）关联起来，而不是与“他人”关联起来。克尔凯郭尔这种将个体有别于“他人”的思考方式给了海德格尔很大的启发。海德格尔在其存在论中阐明，当然首要地是强调，个人作为日常世界中的存在者在状态上是具体的人——这点承袭了克尔凯郭尔个体存在先在性的观点。具体之人有具体的现身情态，但在生存论上，他却处在一种杂然共在的生存方式。每个人都湮没在这种公众的说法中而不知其究竟出于“谁”：“这个谁不是这个人，不是那个人，不是人本身，不是一些人，不是一切人的总数。这个‘谁’是中性的东西：常人（众人）。”[13]155海德格尔认为从生存论的层面上，无疑常人或众人的方式是更为本源的存在方式。当个人生存意义建基于这个基础上时，常人的无常便表现为个人的“无家可归”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了无家可归（Unheimlichkeit）这个概念，指出无家可归状态是此在的在世的基本方式。之感。可见，海德格尔将克尔凯郭尔关于个体与公众（常人）的模糊关系以更为明确的方式表达出来。

（二）对基督教思想领域的影响

克尔凯郭尔对基督教思想领域的影响具有启发性和奠基作用。首先，通过猛烈抨击现世基督教界的教会及教会制度以确立上帝的绝对权威，即上帝存在是既不可论证也无需论证，打破了神学领域中对上帝存在论证的传统；其次，信靠上帝是个体生存的价值体现，强调个体应当以单独个人的方式信仰上帝，“个体的人——从基督教的观点看，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范畴，而且对于基督教的未来也将是决定性的”。[5]

十九世纪基督教领域在唯名论革命的影响下开始了自我的省察与变革，只不过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是另类的一支，他认为“基督教界不知不觉地取消了基督教”。[7]51因为“在基督教界，关于基督教的庄严美好、无比珍贵的真理，关于基督教的宽容的安慰，像过节一般充斥着一派没完没了、华而不实的空谈”。[7]50例如，“人们去教堂，呆在哪里，这当然是自愿的，但这仍是出自屈从；因为在实际上这并非是自愿的，人们别别扭扭、情绪不佳、失去自由，但仍缺乏足以摆脱这种状况的坦率，缺乏足以走出教堂以获得自由的坦率。”[7]39“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要做些什么的话，就是要试着把基督教重新引进基督教界来。”[7]51所以，他认为首要的就是确立上帝的绝对性，所有的问题和讨论应在这一预设前提下进行，上帝的存在是先决条件，而不是任何外界的教会组织或团体，进而神学的问题就成为了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即生存着的个体与上帝的“交往”问题。上帝而非教会组织或团体才是个体的最终依靠，个体在自我选择过程中及自我生成过程中是自由的，同时也是孤独的，任何将孤独个体湮没群体或他者的行动甚或想法都是愚蠢而徒劳无益的。克尔凯郭尔之所以从宗教的角度去审视孤独个体，是因为在他看来，个人能够成为孤独个体，或者说成为真实的自己，完全是由于个体与上帝关系。从本质上说，正是这种与上帝的关系使得一个人成为他自己，“如果没有上帝，他也就没有自我。”[6]45

克尔凯郭尔生存论将主体自我的实践或行动（即生存着）作为第一性的东西。“人是精神……精神即是自我，……自我……是把它与它自己联系起来的关系”[6]9，个体是上帝设定的综合存在，是精神，是自我把它与它自己联系起来的关系。克尔凯郭尔的生存论从根本上否定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存在物所具有的普遍本质，极力强调人存在的个体性、主观性，个体的生存体验在与绝对（上帝）的绝对关系中赢得绝对意义和价值，实现个体绝对价值恰恰就在于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中，这一过程也展现了克尔凯郭尔的个体生存路径即从个体生存体验出发，通过对上帝的绝对信仰，进而上升到复归上帝这一总体。

当然，不能否认克尔凯郭尔的生存信仰论在人的理性本性与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的认知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同样不能否认他的思想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尤其他的信仰理论，是在对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他对于理性的否定是有限度的，即仅限于生存问题，正如詹姆斯·C.利文斯顿在《现代基督教思想》中所评价的“克尔凯郭尔的神学不是一种极端形式的非理性主义。正相反，它的基础，在于对人类理性的限度，对那些采取一种‘接近永恒状态’立场的理性主义者的可笑自负，具有一种成熟的认识”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3页，转引自王常柱：《生命的伦理：克尔凯郭尔宗教生存伦理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5页。。这种评价是比较客观也是比较中肯的，对于恰当理解克尔凯郭尔坚持信仰、反对理性的立场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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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陵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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