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忏悔与救赎
时间：2020-04-23 05:14:2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曹禺的戏剧创作与宗教的关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曹禺接受宗教的影响决不囿于某一具体宗教形态,他是一种泛宗教影响。原罪意识是曹禺早期戏剧创作的中心主题之一。他在戏剧《雷雨》中不仅以艺术化的手法演绎了基督教文化的原罪理念,同时也将人性无法完全克服的根本弱点带入原罪意识中加以解剖,最终提出了人类灵魂拯救与自救的命题。
关键词:原罪意识 灵魂 忏悔 救赎
源于基督教“原罪论”的忏悔意识被现代作家作为一种人格美而普遍接受,就其意识前提而言,五四时代的忏悔意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学精神。而曹禺《雷雨》的剧本结构上就可以看作是罪恶制造者周朴园的忏悔自白记录。
当然,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意识与基督教的忏悔意识是对应的,但也绝非完全同一的。基督教所宣扬的原罪与救赎,都是基于人对自己的屈辱、人无限地贬低自己,感到自己的无能与无权,而后产生对上帝的服从,祈求上帝的宽恕与惠赐。人感到有罪,于是祈求神赦罪,人感到孤独,缺乏安全感,于是在对神的依赖中获得假想的满足。忏悔,对于中国现代作家,则是一种自我更新欲望。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情感,我们至少应该肯定它是非基督教的,而是属于基督教意识的。
一、曹禺在基督教中探解人生
曹禺身处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而他自己也经历了极大的家庭不幸。生母在他出生后三天就离开人世,而父亲也在他十九岁的那年猝死。几位亲人的相继辞世使曹禺对死亡产生了一种难言的恐惧,也迫使他积极思考与探寻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他将眼光转向了基督教,并随之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曹禺1934年曾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的外文系教授外国文学,由于要讲《圣经》文学,因而更多地接触《圣经》。他阅读《圣经》,其中关于爱、原罪、救赎、忏悔的故事和箴言排解了他内心的压抑与痛苦,也让他对生命的关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曹禺小的时候,物质生活很优裕,但在精神上却感到了窒息和抑郁,他渴望冲破家庭生活的牢笼,他家附近有座法国天主教堂,“当他第一次跨进法国教堂时,他被吸引住了”[1]曹禺说:“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好像在东撞西撞,在寻找一点生活的道理。人究竟该怎样活着?总不应该白白活着吧?应该活出一点道理来吧!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我是想过的。我曾经找过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譬如林肯,我就佩服过。甚至对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里边找出一条路来。”又说:“我接触圣经比较早的,小时候到教堂去。究竟是个什么道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人究竟该怎样活着?为什么活着?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那时候去教堂,也是在探索解决一个人生问题吧!当时,……我觉得宗教挺有意思,……”[2]从这段经历我们可以看出,曹禺是在困顿、迷惘之余,带着好奇心把基督教当成解决人生问题的一个途径。
由于曹禺有这样的经历和“人究竟该怎样活着”的人生寻求,对于作为“对人的终极关切”的宗教,对于以平等博爱、牺牲宽容、人格至上、赎罪忏悔为精神品质的基督教产生热情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国现代作家身处‘五四’之后这个民族危难和焦虑的时代,‘立人’的问题处于一个十分突出的地位。对人的个性的张扬与推崇,对人道精神的崇仰与倡导,对不幸人们的关爱和怜悯,对麻木灵魂的启蒙和呼唤,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关注的焦点。他们从基督教文化中看到的大都是‘人的内容’,而不是‘神的内容’往往不关注基督教文化中的神性,而瞩目与其中的人性,他们常常以一颗充满博爱之心,描绘种种不幸的人生,以一双充满温情的眼睛,讴歌种种温馨的生活,以一种执著的信念,探讨人类生存的真谛。”[3]曹禺的创作正体现了这一时期作家对基督教的矛盾心理。
在基督教文化中,找社会的出路、个人的出路,也许只是作家的一段历程,但它宣示着基督教文化中一些重要的观念、意识,有了潜入中国戏剧作家意识的可能。也说明中国“五四”的知识分子在经过一段主要接受以挑战、颠覆为特征的西方反基督教文化之后,又出现了另一种接受方式:注视、解读并有选择的接受一个自成体系的基督教文化,以悲悯的心态看待现实中真实的人。
二、原罪意识与周朴园的人性揭秘
“原罪观”是基督教的重要教义,它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因违背了上帝的意愿,偷吃了智慧树的果子而造了罪,被上帝赶出伊甸园。此罪一直传至亚当的后代,成为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由,因此,人生来就是负罪的。这一教义要求人类洗心革面,不断地向上帝忏悔,上帝就会宽恕一切负罪者,并启示和感化他们,使他们扬善抑恶,灵魂得到净化。这里引入基督教的原罪说并不是要用基督教的教义来求证曹禺剧作的精神皈依,而只是想说明曹禺所关注的人性层面跟宗教所抚慰的人性层面是相通的,都是属于一种形而上的终极关怀。
周朴园是周公馆真正的主人,是那个封建家庭的主人,在剧中是一个掌握着一切人命运的人,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周朴园失去了孩子,鲁侍萍和周蘩漪同时发了疯,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在这里,体现了宗教里所说的“报应”。基督教义中有这样一条:“信末世。相信在世界末日之时,人类包括死去的人都将在上帝面前接受最后的审判,无罪的人将进入天堂,而有罪者将下地狱。”在《雷雨》当中,当鲁大海第一次与周朴园见面的时候,当他发现工地代表已经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同公司签订了合同时,对着周朴园愤怒地揭露周朴园曾经做过的昧心事,接着说了一句:“姓周的,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而这句话在剧情后面的发展当中得到了应验:周萍自杀、周冲被电死、怀有周家第三代的四凤也被电死,鲁大海不知所踪,而鲁侍萍和周蘩漪都发了疯,仅仅剩下周朴园一个人接受惩罚。最后,作者将周朴园安排皈依基督教,静静的忏悔,这体现了基督教义中“相信救赎”这一条。曹禺之所以对基督教情有独钟,原因在于:基督教提供了其它宗教所没有的信仰对象——威严公正而全知全能的上帝。这一形象正是曹禺渴望的一位充满“力”的统治者,正如孱弱无助的人类需要能创造一切,辨别一切的最高神,宗教产生于人的无力。曹禺选择了上帝,因其无形无象的抽象性应和了他对神秘的追求,尤其是上帝的全知全能与不姑息迁就罪恶,是曹禺所期盼的涤荡世间污浊的“回天之力”,对他构成道德和力的满足。
当曹禺将“原罪”意识带入他的创作构想,并试图解开人性之谜时,他考虑的重心是人的内在而非人的外在。当作品中的人物陷入灵魂中“善”与“恶”两极磨难的痛苦挣扎时,往往会使观众或读者对他们投注更多的怜悯与同情。周朴园为了陪嫁而抛弃发妻亲子,为了聚敛钱财可以牺牲几千名无辜者的生命。曹禺通过这一人物形象,表现出了他对人性自私倾向的困惑不解。这是他人性“恶”的一面的表现,人们固然因此而对其感到“愤恨”。可是在以后几十年的情感生活中,它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都保留着侍萍“仍在”的空间。这绝不是一种虚伪的装饰,而是他内心深处的真诚忏悔;故这种人性中“善”的因素,多少又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人们的谅解,周朴园原本爱过并且现在仍在幻觉中爱着侍萍,已不止是作者对于一个事实的认证问题,而是隐喻着作者对周朴园认识到自己罪孽的一种主观认同感。曹禺没有将周朴园的性格简单化处理,“曹禺以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宽广胸怀,为周朴园的性格设计了一个由‘恶’向‘善’转化的归途。”[4]《雷雨》的负罪者周朴园给众人带来了灾难,灾难也同样降临到他的头上。他的一家人死的死,走的走,疯的疯,只剩他一人还健康地存活于世上。这时,生存对于他不仅仅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赎罪。周朴园因有罪而忏悔,悟到以前的为人太荒唐,子亡妻疯的结局也让他悟到财富的不可靠,他把周家大院卖给教会医院,通过对现实物质的抛弃实现自身的救赎。其次,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去寻找被他逼走了的儿子鲁大海,以唤醒鲁侍萍那发狂了的虚幻意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赎罪;再次,面对疯妻时,他虔诚地倾听着修女朗读《圣经》,在深刻的感悟中进行良心的忏悔。“这种独特的设计,无疑是渗透着基督教伦理意识的色素,但却代表着广大善良读者最纯真的愿望;”[4]但是这种由“恶”向“善”的转变是有前提条件的。从《雷雨》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朴园对三十年前与侍萍在一起的那些岁月始终充满感情,他对侍萍的死也怀着深深的内疚与忏悔。这从他对屋子的布置可见一斑。故而,周朴园也并不是一个罪大恶极、无可救药的坏人。而且,曹禺本人也证实,当被问到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万老(指曹禺)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真实的,绝对真实的。’”[5]因此,周朴园是有着可被救赎的基础的。在《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中,我们已经看到,周朴园通过向上帝忏悔得到了救赎。
三、原罪意识与《雷雨》的忏悔与救赎
忏悔意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宗教意识,宗教的忏悔意在清洗人的灵魂。在西方忏悔意识来自于基督教文化,即直接导致原罪说。这种宗教意识渗入文学中,于是有了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一系列忏悔意识强烈的作品。而中国文学自先秦以来,就崇尚理性精神,宗教意识较为薄弱,因此在中国文化心理的历史积淀中,很少乃至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忏悔精神,导致终极关怀的匮缺,不能把生活中的苦难上升到生存与死亡这一人类基本问题的立场,文学作品中也缺乏忏悔意识。而曹禺的《雷雨》却展示了周朴园的道德堕落与人性沦丧及其醒悟悔罪至最后皈依宗教的心态。曹禺终生都在感悟人生与“主宰”的神秘而烛照着人世生命意识的黑暗。不能不说是受到基督教原罪观的影响的。
曹禺的《雷雨》中的人物,充满了难以摆脱的罪孽感和赎罪心,这成为该剧悲剧精神的根本所在。曹禺用他创作的无数命运悲剧,不断地向观众或读者暗示着:自“称为万物之灵的人”必须通过忏悔与救赎的途径纠正自己自以为是的错误,充分认知“原罪”的客观存在。因此,曹禺的作品无论是戏剧氛围还是情节设计,从头至尾都传达着一种强烈感人的忏悔意识以及灵魂拯救意识。
《雷雨》的“序幕”和“尾声”是大有深意的情节所在,曹禺坚持反对对其进行随意地割舍,并认为这是《雷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序幕”与“尾声”的舞台背景是教会医院,正面墙壁上悬挂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像。幕一拉开,由远至近传来教堂凝重洪亮的钟声,随后是低沉而悠扬的管风琴,演奏着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这是多么安宁、肃穆、神圣、庄严的一幅艺术画面!它不仅生动地体现着曹禺对教会文化深刻的情绪记忆,而且也清楚地表明了他以灵魂拯救为目的的主观创作意图。当他让精神颓唐、老态龙钟的周朴园步履蹒跚地走入者上帝神圣的殿堂,面对着两个已经疯了的妻子,静静地倾听着修女朗读《圣经》经文时,人们先入之见的视觉形象并不是一个残忍冷酷的家长专制式的暴君,而是一个凄楚可怜的老人。从这种现实的惨况带入四幕正剧,展示他悲剧命运的始末,然后再次返回“尾声”中教会医院里的那个不幸的老人,人们究竟有会作何感想呢?恐怕对于周朴园,观众或读者在对其罪孽表示强烈愤慨之余,更多的是给予同情与怜悯。周朴园,是劫后余生已经完全转变成一个慈悲老人的周朴园了,他以善的形象出现在两个疯女人旁边,陪着她们继续忏悔着,可以说周朴园形象的宗教意蕴更为深厚。曹禺没有将周朴园推向灵魂与肉体的毁灭,而是让他通过忏悔达到对自己的救赎。这是曹禺不愿放弃“序幕”与“尾声”的原因所在。曹禺将周朴园设计成为一个忏悔的罪人形象,让其承受命运打击和精神磨难,最终赋予他灵魂救赎的可能,这是非常基督精神化的思维方式。很显然,由于有这种宗教意味十分浓厚的场景设计,作品中人物的死亡就不再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生命终止,而它所起的作用也就不限于只是在道德层面上作一种劝恶从善或惩恶扬善的警世劝喻,在这里死亡反而升华为一种宗教性的生命关怀,而这恰恰代表着曹禺更为深厚的人文情怀。
“序幕”与“尾声”作为一种神秘的宗教氛围,是曹禺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哀静的心情”[6]特意的主观安排。他还有意将作品中的人物直接带入到某种特定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在孤独无语的环境里默默地进行着灵魂的自我忏悔。《雷雨》中的周朴园,有三个独自忏悔的细节安排。表达曹禺对周朴园人性未泯灭的同情。首先,是周朴园自从抛弃了侍萍以后,他的良心一直都在进行着强烈的自我谴责。三十年中,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是将侍萍“生前”住过的房间维持原样保留下来,而且又常常一个人躲在里面静静思考。其次,是周朴园在血缘乱伦悲剧的秘密即将被揭穿前,所产生的极度恐惧感。最后,是曹禺直接将周朴园置放于教堂文化氛围中通过忏悔拯救灵魂。在曹禺的笔下,灵魂的自救集中体现为对自身负罪感的认同与忏悔。
“原罪”意识作为曹禺戏剧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道德忧虑,他深刻地反映了曹禺对于人性的深度探索和追问。因此,曹禺不仅向观众或读者群体揭示了“原罪”与人的必然联系,而且又以人的灵魂的“自救”或“救赎”为人类指明了方向。周朴园的宗教归宿,与其说是其性格发展逻辑的要求,倒不如说是曹禺在思考社会人生时的宗教倾向,在周朴园这一类人格上寄托着一种昭示力量。
注释:
[1]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同田本相的谈话》,戏剧论丛,1981年,第2期。
[3]陈思和:《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代序》,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宋剑华:《曹禺早期话剧中的基督教伦理意识》,江汉论坛,1988年,第11期。
[5]夏竹:《曹禺与语文教师谈〈雷雨〉》,语文战线,1981年,第2期。
[6]曹禺:《雷雨·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高虹 江苏常州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 2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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