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中世纪哲学研究的新进展与发展趋势

时间：2020-04-23 05:15:0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中世纪哲学研究,在理性与信仰问题、欧洲中世纪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和从新的角度对中世纪哲学的核心人物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出版了一批专著,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但由于受某些客观条件所限,应该说该领域的研究仍存在一些相对薄弱甚或空缺之处。在将来一段时间内,应在史料文献的翻译、专题研究和中西经院哲学比较等方面加强研究。

关键词:中世纪哲学研究; 新进展;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B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7-0038-04

中世纪哲学,指的是希腊哲学之后,近代哲学之前,以基督教哲学为主干的哲学形态。它延续了人类理性思维的传统,在神学的框架下研究了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一般与个别、神与人、天国与世俗、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等一系列哲学问题,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它把欧洲各野蛮民族相继带入西方文明的轨道,扩展了文明世界的领域,为近代西方的兴盛打下了基础。奥古斯丁、托马斯两大哲学体系至今在西方社会仍有很大影响。然而由于在这一时期内,哲学和科学成了基督教神学的婢女或工具,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中世纪哲学的评价有失公允,一提到中世纪就会联想到“黑暗时期”。对其信仰主义传统进行简单的否定和排斥,导致中世纪哲学研究在我国长期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以及对西方哲学领会和把握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不领会和掌握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便无法准确而全面地把握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和精神实质,于是国内关于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中世纪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30年来,国内学者出版了一批这方面的著作,比如车铭洲的《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傅乐安的《布鲁诺及其哲学》、赵敦华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中世纪“上帝”的文化》、傅乐安的《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范明生的《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东西方文化的汇合》、唐逸的《理性与信仰:西方中世纪哲学思想》、江作舟及靳凤山的《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阿奎那》、刘素民的《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思想研究》、徐弢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灵魂学说探究:从基督教哲学角度的一种解释》、黄裕生主编的《西方哲学史》第3卷“中世纪哲学”等。这些著作的出版,较好的填补了中世纪经院哲学这个西方哲学史研究上的薄弱环节。其中,傅乐安的《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哲学研究方面有分量的一部专著。作者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基督教哲学的演变过程,弥补了我国中世纪哲学研究中的空白。另外,范明生的《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东西方文化的汇合》一书探讨了晚期希腊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与影响,重点则放在柏拉图学派和基督教神学先驱——犹太神学家斐洛以及普洛提诺的思想上。该书不失为中世纪哲学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代表作。

多年来,该领域探讨的问题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探讨理性与信仰问题。理性与信仰问题是中世纪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我国学者对此予以了关注。如有学者指出理性与信仰之间的争辩一直贯穿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形式上看,强调理性之光明察上帝与信仰天启奉信上帝之恩召势成对反。但是,表面上的冲突掩盖不了二者均在确证一种有意义的生存方式的实质,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宗教的现实意义得以彰显。[1]有学者探究了理性与信仰的调和、融通与分裂,指出理性和信仰的关系仍是中世纪的核心问题,贯穿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形成、繁荣和衰落的全过程。[2]还有学者探讨了理性与信仰论争的意义,指出,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上说,欧洲古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也可以概括为由古希腊罗马时期自发地对理性作用的肯定,到中世纪神学信仰占统治地位,再到文艺复兴时期及近代理性的新自觉。而中世纪恰好作为这一过程的中间环节,自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中世纪哲学理性与信仰的论争,使古希腊罗马理性传统得以弘扬。另一方面,中世纪哲学理性与信仰的论争,为文艺复兴时期理性的全面复苏打下了基础。[3]

其二,对欧洲中世纪的地位和作用予以了重新解读。如有学者探讨了中世纪之于哲学发展的积极意义,论者从分析“何谓中世纪”入手,考察了欧洲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的流行观念得以形成的历史原因,指出它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产物。继而通过考察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基本观点,指出摈弃对中世纪的误解,揭开中世纪的客观原貌正是由此而得以实现的。因此西方文化是“两希文化”的产物,不了解中世纪,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个性。[4]有论者指出,假使整个中世纪果真是“黑暗时代”,则近代的诸多社会体制及风习,大凡不出于古希腊、古罗马者,便不知其所从出。在精神方面,现代人得益于中世纪的东西也颇不少,诸如理性与信仰的均衡,对人性有限性的深刻认识,对自然生命沃土及其神秘性的敬重,浪漫田园风格,对经验知识的注重,自由、契约、权利观念的普及等等,皆是。论者认为不仅近代经验论与理性主义传承于中世纪经院哲学,而且现代西方的若干观念,亦与中世纪思想具有继承关系,如若不理解其渊源,大概难以深知西方的文化性格。此外,近代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如笛卡尔、莱布尼兹、斯宾诺莎,皆与中世纪思想有重要的渊源关系。[5]有学者分析了西方中世纪哲学与后来启蒙哲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指出,在西方的神学文化背景下,研究中世纪哲学对于理解后来乃至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论者强调,西方中世纪哲学是科学性与宗教性相交融的产物,宗教使哲学扩大了视野,而哲学使宗教更加理性化。西方宗教哲学不仅丰富了哲学本身,而且使哲学走上了神圣化的道路:哲学不仅以追求真理为目标,而且以捍卫人的自由与权利为使命。[6]有学者论述了中世纪哲学的基本精神及意义,指出欧洲中世纪虽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但不能把它简单地说成是否定理性的时代。中世纪哲学秉承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延续着西方哲学发展的轨迹,其基本精神仍是理性的科学精神与信仰的宗教精神的交融。在当代科技和理性高度扩张,信仰危机和价值迷失日益严重的境遇下。重新对中世纪哲学的基本精神进行审视和评价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7]还有论者则对基督教理论化之于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响进行了探讨,指出,处于信仰与理性张力之下的基督徒们在保证信仰的前提下,发展出了一种理论化的宗教。基督教这一过程及其结果对西方的文明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督教在以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接过了古希腊哲学的概念、方法乃至理论,以致产生了基督教哲学这一在后世颇有争议的哲学形态,而且古希腊哲学的两大巨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先后成为基督教教义的理论支柱。西方由此确立了信仰与理性的亲密联盟,而基督教对理论思维的重视也必然影响到西方人的思维方式。[8]

另有学人探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对科学传承的贡献,如有学者指出,中世纪向来被认为是科学发展的空白期。实际上,经院哲学内部唯实论和唯名论两种具有相互张力的思想构成了近代科学的思想生态。唯实论继承了柏拉图的唯理主义,重视那个看不见的、经验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理性的世界,认为认识这个世界是需要运用理智而不是感官,特别是需要数学。由于对理智的推崇,唯实论在客观上也加强了对人类理智的积累与训练,发展了演绎的逻辑方法。唯名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引导人们把目光转向对具体事物的经验与观察。由此,初步形成了经验还原论的方法;同时,唯名论的基本立场使归纳逻辑得到重视;并且唯名论本身又成为自由探索精神的象征。[9]有学者认为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继承了古希腊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知识相结合的学术传统,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成为基督教文化的知识基础。同时,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包含了各种异端思想材料,使思想的自由在实证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促使了近代科学思想的产生。[10]有学者指出,在“基督教的中世纪”,哲学存在于基督教神学中。在以哲学确证基督教教义和信仰的过程中,基督教神学提出了一系列根本哲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逐步将理性从其宗教信仰引向自然,促使哲学同神学分离。分离出的哲学经基督教神学的重铸,获得了起初被融入神学时所缺乏的经验内容和方法,形成近代自然哲学,从思想上开辟了由中世纪通向近代的道路。[11]

其三,从新的角度对中世纪哲学的核心人物予以关注。如有学者具体分析了阿奎那的意向性理论,指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系统化人物托马斯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的有关思想的基础上,从新的视角探讨过与心理现象及其本质有关的许多重大问题,从而为后来西方意向性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此,论者从理论缘起、概念分析、主要内容和意义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托马斯的意向性学说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得失与启示做出了新的分析与评价。[12]有学者探讨了阿奎那的自然法思想,指出,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思想是理性与信仰结合的产物,在西方自然法思想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论者认为,托马斯·阿奎那从基督宗教神学立场出发,借助于希腊哲人的观点,运用“分有”理论与“类比”方法,建立起以自然法为纽带、上通求恒法、下贯人定法的形而上学架构,使超越和内在密切合而为一、上下双向相通。同时,作为“本性之律”的自然法又蕴含着人性的成全与自足。阿奎那在神圣与世俗间所架起的自然法通桥诠释了人的世俗道德生活的价值与意义,以“神恩成全自然”为价值旨归的前定和谐视域中信仰与理性的重构,提示出深远的历史作用与现代意义。[13]有学者研究了阿奎那的自然神学思想,指出,托马斯·阿奎那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系统全面地阐述自然神学的内容、特征的思想家,他的自然神学学说在历史上对哲学和神学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可以说,只要哲学和神学的关系仍然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那么阿奎那自然神学所包含的价值就不会失去。论者从自然神学的早期历史源流、阿奎那自然神学的基本特征、形而上学存在论、神圣本质与否定方法、属性论与类比方法、有限世界的本质与特征、人的本质理论、阿奎那自然神学的地位与影响等主题,对托马斯·阿奎那自然神学思想的内涵、本质、历史影响与现代启示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14]有学者还关注了阿奎那的灵魂学说,论者通过大量的材料和分析,对其灵魂学说做了详细、全面的阐述,对托马斯主义的基督教哲学的特征做了比较详细、全面的阐述,展示了阿奎那灵魂学说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人是由肉体和灵魂构成的有形实体;第二,人的灵魂是单一的精神实体。论者强调指出,阿奎那的灵魂学说是对哲学真理与神学真理、亚里士多德实体论与柏拉图的理念论、唯名论与实在论、感觉主义与理性主义、理智主义与意志主义等内容有机的综合。[15]

还有学者对奥古斯丁的“意愿”概念做了考察和分析,指出,奥古斯丁对恶的起源问题的神学关注给予了他重新思考自由意愿这一古老问题的契机,并使他对人的道德行为做出了不同于古希腊理智主义传统的原创性分析。他认为“意愿”作为灵魂能力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这种独立性确保了人在选择不同的行为模式以及在实现自身本性方面所有的自由。这种自由确保了我们成为自己行动的主人,并且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因此它构成了道德责任的基础。[16]有学者关注了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指出,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时间之问”受到后世哲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但人们往往只重视其中“心灵的伸展”这一向度,而忽视上帝的创造这一向度,忽视了永恒之维。事实上,上帝的创造和心灵的伸展这两个向度不可分割,前者规定后者,阐明时间的起源;后者反映前者,说明时间的存在和本质。后者受前者的制约。当文德尔班强调奥古斯丁的形而上学是“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时,他确认了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心灵向度;当吉尔松称之为“皈依的形而上学”时,则是强调“心灵伸展的界限”,即永恒上帝的创造。[17]有学者从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变革及其对西方哲学发展的意义的问题之上展开论述,指出,奥古斯丁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工作不仅体现在他通过把自由、历史引入哲学而改变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格局,而且体现在他通过对时间的追问而改变了古希腊人的传统时间观:时间不再是外在的物理之流,而是我们的思想-意识的伸展。对于奥古斯丁本人来说,这一时间观变革不仅使他得以捍卫上帝的超时间的绝对自由、全知全能以及关于上帝从无中创有的创世学说,而且使他得以“拯救”被物理时间带入“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现象世界的真实性;而对于哲学来说,这一时间观变革则使时间本身成了哲学的一个问题,并且是哲学切入其他问题的一个根本问题。[18]另有学者讨论了奥古斯丁的神学美学思想,指出,作为西方中世纪教父时期美学思想的最大代表,奥古斯丁把上帝当作美的本体,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思考美学问题。其关于上帝的美、精神美和物质美的思想为解决古希腊罗马美学中具体的、可变的、有限的美与普遍的、永恒的、无限的美之间的对立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把“美与丑的对立统一、和谐、映衬”的观念引入美学中,给予丑一定的美学地位,从而丰富了西方美学史范畴的内涵。奥古斯丁论述审美经验专注于人的内心世界,这是其美学思想一个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美学的重要之处,在许多方面决定了西方中世纪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强调艺术应该具有形而上的价值,其使命在于歌颂上帝和为宗教神学服务,从而为西方中世纪美学对艺术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奠定了基础。[19]

二、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过去的30年里,尽管我国哲学界关于中世纪哲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受某些客观条件所限,应该说该领域的研究仍存在一些相对薄弱甚或空缺之处。在将来一段时间内,我们以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

其一,进一步加强对中世纪哲学史料的翻译工作。要想进行研究,就必须要有史料,但长期以来,由于文化背景、民族心理、语言限制以及政治导向等多重因素,致使中世纪哲学的中文基本史料较为匮乏,截至目前国内甚至连经院哲学代表人物阿奎纳的《神学大全》还没有一个完整系统的中译本,其他人的就更不用说了。中译本史料的缺乏,大大妨碍了对中世纪哲学的深入研究。因此,中世纪哲学研究要想进一步发展,接下来就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其二,进一步加强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专题研究。虽然我国对中世纪哲学的专题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论积累,但仍存在较多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一是研究范围较窄;二是对有些人物、理论和概念的研究仍停留在一般的介绍和评述上,有些甚至根本没有提到;三是对许多重要哲学著作的文本解读还十分肤浅。这造成了我国中世纪哲学研究与国外相比还存在某些空白,以及某些专题研究的力度明显与对象的地位不相称等缺陷。因此,学界应在不断加强学术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专题研究。一方面拓宽研究领域,强化对中世纪宗教传统和科学思想的哲学思考的专题研究,强化对中世纪宗教思想的核心问题、理论沿革、哲学意义及其现实影响的专题研究。另一方面加强对该时期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专题研究。如爱留根纳建立了中世纪第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成为这一时期独具一格的哲学家,被称为“中世纪哲学之父”。黑格尔认为,这个时期真正的哲学是从爱留根纳开始的。又如安瑟尔谟既维护了信仰的至高地位,又保证了哲学思辨的权利,由此确立了经院哲学的基本原则,从而被人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真正的经院哲学之父”。这两个人物在中世纪哲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国内对二人的专题研究却很少,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缺憾。

其三,强化对中西方中世纪哲学的比较研究。中西两种哲学是异质的,当西方哲学被介绍到中国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便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问领域,并且中国哲学的建设也是在比较研究中进行的。按照一些史学家(如朱维铮)的观点,中国也有自己的“中世纪”,既然如此,中国也当有自己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书院哲学”了。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对中西中世纪经院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问题,换言之,这也就是所谓“会通中西”的问题。既然我们身为中国学者,既然我们是在中国国土上从事中世纪经院哲学研究,我们就不能不考虑这种比较研究或中西会通问题。 “会通”是不可能靠简单的“对照”和“比附”就能成就的,不仅需要很好的学养,而且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否则,不仅“视域融合”将成为一句空话,甚至连“时间间距”和“空间间距”的隔障也难以破除。[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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