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助手到领袖：１９１０年代的中国基督徒

时间：2020-04-23 05:17:1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20世纪初期，中国基督教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中外共管”的趋势，并在1910年代逐步体制化。本文以中国教会一位重要领袖诚静怡在1901——1920年间的活动经历为中心，对这一体制的形成原因以及渠道做了初步分析。研究表明，1910年代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不仅基督教的发展进入了所谓“黄金时代”，一批精英基督徒这时也脱颖而出，从传教士助手成长为教会领袖，并由此促成了“中外共管体制”，该体制对中国基督教20世纪前半期的发展影响甚巨。

[关键词] 中外共管体制；中国基督徒；诚静怡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2—0149—08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虽然使基督教在华传播一度受挫，但此后20年却成为差会在华传教事业发展最快的年代，通常被称作中国基督教运动的“黄金时代”。1922年，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纂出版了中英文的皇皇巨著《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以下简称《中华归主》)，对全国范围和各省区的宣教会、宣教范围、基督教职员、受餐信徒、教会学校、医药、社会事业等各方面的扩张与进步做了详尽的统计说明，展示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一百多年来的“业绩”。^②这一时期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传教环境的改变，如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从反感到好感乃至赞赏，以及民国成立之后宗教信仰自由法律的确立；二是西方差会人力物力的大量投入等。^[1]《中华归主》所展示的显然是以差会和传教士为中心的业绩，值得注意的是，它也看到了中国教会领袖的成长及其所做贡献。曾长期担任《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主笔的美国浸信会传教士乐灵生(Frank J．Rawlinson)在《中华归主》中写道：“中国领袖人才的崛起是十分鼓舞人心的”。“教会的中国领袖日渐成长——尽管成长得很慢——逐渐取得其应有的最高地位。不少教会领袖已进入了当代中国领导人的行列”。^[2]乐灵生注意到尽管全国教会事业三分之二的领导权仍握于传教士之手，“但中国领袖对教会的影响已经完全可以和传教士抗衡了”；“当前的教会正处在一个中外共管的时期，中国领袖逐渐占有了重要位置，今后在全国基督教事业的决策和实际推行方面，一定会发挥极大的影响”。^[3]乐灵生关于当时教会已经进入“中外共管”阶段的说法，是基于他对中国基督徒在1910年代从“量变”到“质变”的深刻观察，对于今天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当代美国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著名学者裴士丹教授(Daniel H．Bays)曾提出“中西新教权势建制”(sino—Foreign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的概念，是指在20世纪前半期，虽然基督教的发展仍然受外国差会的控制，但中国教会及其领袖的形象愈形清晰。这些中国教会领袖大部分来自中国基督教学院，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充满自信，在1900到1920年间，发展出了“中西新教权势建制”^①。这一概念和乐灵生“中外共管”的通俗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中国教会这种“中外共管”或者“中西新教权势建制”的局面，何以能够在1910年代形成?又是通过何种具体管道形成的呢?目前有关中国教会史的研究对此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本文拟以中国教会一位重要领袖诚静怡在1901—1920年间的经历为中心，对上述问题做初步分析，从中可以看出1910年代在中国基督教运动史上的重要性。

一、从助手到牧师(1901—1910)

20世纪的最初十年，信徒人数增加很快，但在教会担任牧师等高级职位的华人信徒却很少，至多不过是传道人、布道员，甚至只是负责派送福音册子的助手之类，在教会中地位很低。1910年全国被正式按立的华人牧师只有548名，是1893年按立牧师的2．17倍，但1910年受餐信徒人数却是1893年的3倍，按立华人牧师的速度远远低于信徒增长速度。基督教入华后召开的三次重要全国传教士大会(1877、1890和1907年)，没有一位华人信徒被邀请参与重要事务的决策。这一时期的教会几乎都是差会、传教士主导下的所谓“差会教会”(Mission Church)，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教会(Chinese Church)还处在萌芽阶段。

这种局面的形成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首先，早期信徒大多出自社会下层，经济、教育程度都处于很低的水平，甚至部分信徒的吃饭问题都要依赖差会和传教士，造成所谓近代以来颇受抨击的“吃教徒”阶层，他们不太有机会参与教会工作。其次，从差会和传教士方面来讲，虽然从一开始传教士的志愿就是建立一个本土的中国教会，但他们认为中国信徒刚刚皈依基督教，缺乏经验，不足以承担重任，只能做他们的“本地助手”。传教士并不认为中国助手是独立的人，只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延伸去联络中国人而已。^[4]中国基督徒由于缺乏传教士的信任，即使有领导能力，也很少得到锻炼的机会。正如曾任上海青年会干事的王正廷所观察到的那样：“目前传教士在教会事务中主导一切是最不幸的一件事。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任何工作的中心人物。在学校，他是校长；在学院，他是院长；在医院，他是院长；在委员会，他是主席，在教会，他是主教，如果没有主教职位，他也是最重要的牧师。在很多情况下，正是他控制着薪水册，决定薪水多少，决定考察、接受、提升和解雇同工。公众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教会是一个外国机构，中国同工不过是外国主人的雇工而已。”^[5]

不过，这种状况到第二、三代基督徒已有所改善。第一代基督徒虽然贫困，但他们的子女却得到机会进教会学校读书，有幸成为当时社会中较早接受西学的一批人，随着中国社会的日趋开化(西化)，他们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这些拥有西学基础的第二代信徒，其中有不少又被所属差会作为传教助手悉心栽培，走上本地教会领导的道路，日后更闻名于中西教会。诚静恰的个人经历对此即是一个很恰当的诠释。

1881年9月22日，诚静怡出生于北京一个满族家庭。^②诚父薄海亭中年时曾得大病，在北京东城伦敦会开办的医院就医，病愈后信教并入伦敦会。1889年，薄海亭受雇为传道会的助手，负责慕道友接待，后来成为东城传教站的一名传道人。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们一家藏身于东交民巷使馆区才得以保全性命。诚父终其一生都没能被按立为牧师，一直以传教士助手的身份(传道人)在教会工作。他1910年因病痛而退休，次年去世。^①他的经历也可以看作19世纪末到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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