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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上走出一小步学科迈出一大步

    时间:2020-06-06 05:22:3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2013年10月的马来西亚,阳光璀璨、万木葱茏。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学生一行8人应当地艺术机构邀请于25—27日赴登嘉楼市参加佳美兰的演出活动。其间,中国音乐学子独具特色的表演,获得了当地政府、业界人士和普通民众的赞许。笔者作为演出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文化交流活动,留下了许多难忘记忆。

    一、活动缘由及排练准备

    此行,我们参与演出的活动是“2013年世界佳美兰艺术节”,其为“2013年马来西亚加奴州旅游节”的一个组成部分。丁加奴州位于马来西亚东北部,人口约百万,捕鱼和旅游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两年前,为了更好的发展本州的旅游业,州政府决定设立旅游节,艺术节组委会主席沙斐益先生介绍道:“丁加奴州的佳美兰音乐同古典马来舞蹈的结合是这个群岛的独特艺术形式,它表现了佳美兰音乐的一个独特性。希望通过表演平台的搭建,能够宣传本地的佳美兰艺术”。2013年,共有来自五个国家的11个团体参加演出。“世界佳美兰艺术节”的创办既显示了旅游业作为地区性主导经济的现实与优势,又体现出佳美兰在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以及展现东盟内部的文化相近性之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佳美兰现已不仅仅是印尼的音乐,它已经成为东盟的一个文化品牌。

    在促成中央音乐学院赴马演出的过程中,印尼佳美兰艺术家Risnandar先生付出了诸多努力。作为沙斐益先生的学生,在得知他有意扩大活动的影响范围后,Ris便极力推荐中央音乐学院参加并联系学院张伯瑜教授和李昕教授,商讨参演事宜。

    为了完成演出任务,李听教授挑选了七位“世界民族音乐”专业的在校生作为演员,并授权Ris先生作艺术指导,全面负责乐队的训练和演出。针对活动要求和中国学生的具体情况,Ris创作了两首乐曲,即《Ladrang Mong—gang Megatruth》和《绚锣霓裳》,前者带有浓郁的印尼爪哇音乐风格,后者融合有印尼、中国和西方的音乐元素。在紧张的排练期间,Ris帮助我们解决了试奏、合奏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在攻坚克难的排练中,各位成员平衡着三种音乐思维。随着排练的增多,我们演奏的佳美兰声音愈发贴近Ris的要求。在排练的最后一天,我们同Ris决定将表演团队取名为“锣狂”,以示友谊和付出。23日,“锣狂”乐队带着学院师生的祝福飞赴马来西亚。

    二、“锣狂”的尽情表演

    当地政府为办好“世界佳美兰艺术节”可谓不遗余力。无论后勤保障、舞台布置抑或参演人员、演出宣传,处处体现出州政府的重视程度与专业水平。

    艺术节演出被安排在25—27日的每晚20—23时举行,每个团队每日演奏一首乐曲。在开幕式上,礼仪性的欢迎辞过后,演出开始。11个乐队先后亮相,“锣狂”乐队作为第五个节目登台。第四个节目过后,主持人用英文和马来文推介了即将演奏的中国式的佳美兰节目:“乐队名称取自乐器‘锣’和乐曲风格‘狂’,《Ladrang Monggang Megatruth》是一首传统爪哇风格的佳美兰作品”。话音刚落,灯光再亮,舞台进入了“中国时间”。只见八位身着中国传统服装的演奏者各就其位,且听Ris的鼓声响起,钢琴紧随其后奏出了简短的动机,继而其余乐器次第进入,一阵齐奏过后,乐曲进入了主体部分。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我们向在场观众奉献了令其似曾相识的音乐。乐曲中间,既有“沙龙”类乐器的快速敲击,又有锣同“克农”的“对话”,还有斯兰德姆同钢琴的合奏,其间不时穿插着各种乐器在不同声部共同形成的主题旋律。一时间,舞台中央的异国乐器,在我们手中被操持的有模有样,成员们对乐曲所需的各种速度转换和强弱变化也应对自如。乐末,我们以一袭上行音阶的齐奏结束了全曲。台下掌声响起,我们中规中矩地完成了“首演”。

    有了初次的舞台经验,翌日“锣狂”对第二场的表演满怀信心,大家期待着用佳美兰乐器奏响具有中国情调的作品。如果说,先前的乐曲是我们出于契合佳美兰音乐的传统而准备;那么,接下来的《绚锣霓裳》乐曲,则是“锣狂”参加本届艺术节之“亮点”,它是中国友人馈赠给台下观众的一件“礼物”。26日晚,天公不作美。第三个节目过后,便电闪雷鸣、大雨如注。之后,“锣狂”在浙沥的雨滴中开始了演出。一击锣声、一声吆喝,躁动的台下瞬时平静下来。此曲我们主打“中国风”,音乐中既有中国传统锣鼓乐的“狂热”,又融合了中国流行歌曲的“柔美”,更有中国笛子的“轻盈”。中国音乐的亦古亦今,在佳美兰音乐的“穿针引线”下呈现在夜幕中的登嘉楼。队员们手中流淌出的中国音乐元素,营造出了鲜明的中国感觉,伴随于此,我们的“底气”亦得以增强。此刻的“锣狂”,演奏的不仅是音乐,更借助音乐展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精气神”。放眼表演过程,表面审视,你来我往的锣鼓“俏皮”对话,《红颜劫》中的娓娓诉说,中印两种锣的“遥相呼应”以及金属乐器同钢琴的“有问有答”,体现的是一种音乐层面的“混合”:剖析背后,实则展现了中国学生较强的适应不同音乐文化的能力。一曲过后,现场观众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

    在“中国学子”眼中,“世界佳美兰艺术节”不仅是一项“参演活动”,专业使然,我们更将其视为学习佳美兰音乐的难得实践。大家认真观赏着每一个团队的表演,以此体验“原汁原味”和“带有某国特色”的佳美兰音乐。作为演奏佳美兰音乐的新近国家,英国和日本为艺术节各派出一个乐队,两个团队也都由七位成员组成,所奏音乐亦使用了大量本国音乐元素。首先,来自日本的团队表演了两首作品,在第一首作品中,他们利用舞台的活动空间,于表演中加入了歌舞伎的“面具舞”,“克农”为其伴奏。舞者认真、步伐稳健。他们将第二首乐曲演奏得较为精彩,演奏者置佳美兰乐器于低音声部,将旋律声部交给尺八,中间配以民歌和口技,以此构建出宁静、淡雅的乐境。接下来,英国的团队登台表演。他们在表演中加入了小提琴和低音鼓,仅将一件锣和两架“沙龙”作为持续低音声部。音乐中,小提琴拉出的旋律声部流动自如,低音鼓的不时“隆隆”增添了乐曲的厚重感,霎时间,英伦风漂洋过海飞入到马来半岛。

    纵观全部节目,最出色的表演,莫过于两支来自传统演奏佳美兰音乐的强国——印尼的队伍。巴厘岛乐队和爪哇岛乐队分置在舞台两边,对比两者:乐器及服装华丽鲜亮的巴厘岛乐队,展现的是乐器间在快速运动中的准确衔接与整齐合奏,尤其乐队领奏者十足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令人眼前一亮;而另一旁的爪哇乐队,演奏了一首自创曲目,其间融合有流行音乐和西方音乐元素,女主唱的唱功及男舞者的功底,都为表演添彩不少。上述两个乐队的“斗乐”,既令观众拍案叫绝、连声叫好,也让我们这些异国学生“亲眼”领略了纯正佳美兰艺术的风采。此外,作为东道国,马来西亚也派出了多个乐队参加演出。他们或用马来舞蹈、或用佳美兰音乐、或以两者结合的形式展现本国的艺术特色。马来西亚的佳美兰音乐速度较缓慢,给人雍容华贵之感,用佳美兰乐器伴奏马来舞蹈是其一大特色,舞者表达的内容,既有日常生活、也含宗教教义。在他们的表演中,“叮叮当当”的金属伴奏声为舞蹈营造了与之相匹配的音声环境。27日晚,在一个由全部团队参与、创作和表演的节目过后,“2013世界佳美兰艺术节”落下了帷幕。

    三、出演后的思考

    文明因交流而多样,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上述话语出自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3月27日造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演讲。学习并思考习主席在前述场合阐述的关于人类文明的讲演,使笔者认识到,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既是我国一脉相承的历史积淀,也是中国同世界各国交流互鉴的产物。自古以来,我国即有同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彼此的相互交往中,通过文化,中国认识了世界;借助人文,世界亦了解了中国。在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过程中,音乐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步入近代以后,在中外音乐方面的交流过程中,一种“不平等”现象却令人感到些许遗憾:长期以来,占据我国舞台的依旧是西方音乐,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仍然是那些表演西方古典音乐的中国艺术家。这种向“西”倾斜的导向,既无益于体现世界范围内多元音乐之现状,也无法满足世人之多种审美需求。

    其实,中国眼中之“世界”不仅指西方国家,更包括亚非拉世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重视同世界各国进行音乐交流。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提议建立东方歌舞团,旨在令其既能够演出亚非拉地区优秀的音乐舞蹈供中国人了解多样的世界,又能够借其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音乐舞蹈,以此扭转“向西一边倒”的局面。可是,诺大中国仅凭东方歌舞团并不能完全实现初始目的。这次“锣狂”乐队成功出演马来西亚,不仅创造了中国人第一次在境外舞台上演奏佳美兰音乐的历史,而且也让当地民众感受到了当代中国开阔的世界音乐视野。

    我们深知,“锣狂”乐队获得出演的机会既受益于中国经济文化生活的日益与世界接轨,更来源自三十年来“世界民族音乐”在中国院校教学和研究的推进。回溯过去,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作为中国最早设立并发展“世界民族音乐”学科的高等学校,中央音乐学院为“世界民族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着眼于推动“世界民族音乐”发展之立意,中央音乐学院进行了许多尝试:上个世纪80年代邀请美国民族音乐学学者曼特尔·胡德(Mantel Hood)来华讲学;90年代以后,资助本院老师赴外学习器乐演奏,特别是到印度学习塔布拉鼓演奏,他们学成后回校开设了相关课程:进入21世纪以来,从2007年始,学校每年举办世界音乐周,至今已先后举办了7届,它们分别是“中非音乐周”、“中国芬兰音乐周”、“中国新西兰音乐周”、“中国印度音乐周”、“中国日本音乐周”、“中国印度尼西亚音乐周”和“中国墨西哥音乐周”,在这些活动中除了邀请相关国家的音乐家来校进行音乐表演和讲座外,还开设了工作坊,学生就此可以观察这些国家的音乐家是如何进行排练,并可以参与到实际演出中,以实现同异国音乐的零距离接触。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教学努力,中央音乐学院业已培养出该学科8名博士和近二十名硕士。可以说,经过国内有关同仁们的多年努力,“世界民族音乐”这一学科在我国已经不再停留于介绍的阶段,它不但产生了相关学术性的研究成果,而且在教学过程中已开始重视对学生“双重音乐能力”的培养。展望未来,我国的“世界民族音乐”学科有着更大的潜在发展空间。鉴于我国的教育制度以及学生自身的特点,我们更应重视对于学生“音乐实践”能力的提高,因为教学实践已经显示,我国学生不但掌握了自己民族的音乐文化,而且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和表演能力亦达到专业水平,此外他们对其他地区的代表性音乐种类也有一定的研究和实践的成果。因此,我国学校应该更加重视对于学生“多重音乐能力”的塑造。

    虽然此次“锣狂”赴马演出更多具有“实习性”之意味,但是佳美兰文化在世界各国发展多年后,终于出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伴随着中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亚非拉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音乐学子能够演奏印度西塔尔、塔布拉鼓,日本三味线,阿拉伯乌德和乃伊,击奏非洲纷繁复杂的鼓乐,表演墨西哥的方丹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钢鼓以及巴西的桑巴和阿根廷的探戈,以此展示开放中国之形象和真正实现在中国音乐舞台上的文化多彩。最后,套用美国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所说的话以总结“锣狂”赴马演出之意义,那就是,这是舞台上迈出的一小步,却是“世界民族音乐”学科在中国迈出的一大步。(责任编辑 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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