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苏维托尼乌斯传记思想之比较

时间：2022-09-08 20:00:0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司马迁和苏维托尼乌斯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传记文学家，二者的传记思想有着异同。相同之处之处在于：其生活的社会背景相似，有丰富的人生阅历;都拥有可靠的史料来源;对人物评价力求客观，褒贬兼具。不同之处在于：司马迁子承父业、立“成一家之言”之志，苏维托尼乌斯力求“搜集史料，不致遗漏”;司马迁多关注政治，苏维托尼乌斯多关注帝王的私生活。
　　关键词：司马迁;苏维托尼乌斯;人物传记;写作手法
　　中图分类号： D09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2-0063-05
　　司马迁和苏维托尼乌斯是东西方传记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史记·本纪》（以下简称《史记》）和《罗马十二帝王传》（以下简称《帝王传》）是二者的经典之作。随着东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中西方比较研究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司马迁的《史记》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研究成果丰硕。随着世界文学研究的兴起，我国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苏维托尼乌斯的《帝王传》。同为传记文学家的司马迁和苏维托尼乌斯颇具可比性。本文力图在已掌握的材料范围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研读古典史料的基础上，着力把他们的传记思想同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分析。
　　一、创作背景
　　在著作的撰写过程中，创作背景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创作背景既包括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因素，也包括作者自身因素。
　　（一）时代背景
　　汉朝建立之初，多沿袭秦朝旧制，但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刑法制度和文化控制，并废除了秦朝制定的“挟书律”，对各派学说持开明态度。面对各种思想在民间的传播，儒学家们开始积极地招收学徒，著书立说。西汉初期，生产工具取得发展，交通便利起来，经济开始繁荣，因此社会日趋稳定。为汉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兴起，中国思想史进入了“经学时代”，告别了思想界战国诸子以来纷乱状态，实现了思想领域的统一。《史记》成书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写道：“上大夫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1]1227。可见，司马迁对今文学家提出的“《春秋》欲代周而作新王，建立后世统治法则”[2]121的写作目的是赞同的。另外在《史记》的十二本纪的写作中，对于历代帝王世系的叙述也体现出了“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观念。
　　《帝王传》成书于罗马帝国早期，当时屋大维掌握实权，建立了元首制统治，开启了罗马帝国时代[3]。在新的官僚机构中，社会秩序得到整顿，进入一个较为安稳的时期。政府奉行不干预的经济政策，随着海外殖民扩张和商业的发展，经济得以复苏。在这稳定政局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产生了一些大财主，他们又促进了大地产的发展[4]。伴随着对外战争的扩张以及财富的与日俱增和海外奴隶的大量流入，享乐主义在罗马社会迅速蔓延。在生产技术进步、商业发展和税制改革的刺激下，罗马小农经济破产，原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遭到破坏。罗马上层社会通过剥削掠夺获得大量财富，他们讲究排场，铺张浪费，生活奢靡。罗马自由民丢失了勤劳节俭，沉溺享樂、拜金主义盛行。《帝王传》便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总之，司马迁与苏维托尼乌斯都生活在政局较为稳定，经济取得发展，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中。这为他们创作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二）作家背景
　　司马迁生于汉武盛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西汉思想界结束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迎来了思想上的“大一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司马迁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1]2852可见他从小诵古文，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又出游各地，寻访古迹，考察民俗。正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司马迁出游大江南北的经历丰富了他的阅历，为后来撰写《史记》创造了条件。
　　苏维托尼乌斯的父亲是一位罗马骑士[5]285，这为他在罗马接受正规的教育提供了经济条件，其先后学习了古籍与演讲术。苏维托尼乌斯并没有留下关于自己的传记，我们只能通过小普林尼《书信集》的资料了解他的生平。“他不喜欢做官。当时骑士阶层人物的升迁通常从军职开始。小普林尼曾帮他张罗谋得一个军官职位，但他把它让给了自己的一个亲戚，自己则留在罗马成为两个祭司团体的成员……”[6]他大段时光都处于隐居状态，并专心投入到写作中。
　　司马迁和苏维托尼乌斯的家庭背景都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出生在史官家庭的司马迁以及生活在富裕骑士家庭的苏维托尼乌斯，他们都受父辈的影响而接受正规的学术教育，这对于他们的写作无疑是有益的。
　　二、写作动机之比较
　　写作动机是文学家投入到文学作品创作的内在动力，一般是自发的，体现在其创作过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1]2854司马迁对父亲许诺言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2854可见，司马迁子承父业做史官。笔者认为，“欲论著”是作为史官的一种自觉性，司马迁希望自己能“论著”而不负史官的身份，更要替父亲完成其遗愿，因此父亲的厚望和史官的身份是司马迁著《史记》的重要动机来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又提出他写传记的目的是“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说明司马迁并不是单纯地记载历史，而是要提出自己的见解“成一家之言”，流传后世。因此他不满足于单纯地搜集和罗列史料，而是要研究其来龙去脉，并抒发己见。司马迁撰写《史记》的主观动机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对自身命运不屈的抗争。在遭到残酷的宫刑后，他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备受煎熬，撰写《史记》成了他活下去的动力来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于月宾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因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1]2489司马迁以这些命途多舛却能千古留名的圣人为榜样，发扬坚忍不拔的品质，才能在罹难后坚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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