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留法经历对其思想影响研究

□ 李冬美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一大批有志青年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留法期间他们的思想逐步发生转变，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些人后来成了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邓小平就是其中一位。邓小平赴法时还只是一位年仅16岁的知识青年，但在5年多后离开法国时，他已成长为旅欧党团组织的负责人，为该组织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考察邓小平的留法经历和思想转变，可以为分析一代知识青年如何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一个典型个案。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有很多是在海外留学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这些人中有人留学欧洲，有人留学日本，有人则留学苏联，其中留法的一批知识青年较为突出。随着当时各大报刊如《新青年》《时事新报》《晨报》等对勤工俭学的广泛宣传，华法教育会分会在四川、上海等地的建立，以及社会名流如蔡元培等人的大力推动，加之留法费用低廉也客观上刺激了普通家庭孩子出国求学的想法，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全国各地不断发展。华法教育会各省留法勤工俭学的记录名册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四川378人，湖南346人，广东251人，直隶147人，福建89人，浙江86人，江苏69人，湖北40人，安徽40人，山西28人，江西28人，河南25人，山东15人，贵州9人，广西7人，陕西7人，云南6人，奉天5人。又：新到学生100余人(中川籍90余人)尚未到册，统共1700余人[1]。根据以上不完全资料统计，单是1919年至1920年，就先后有1700余名知识青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其中以四川省人数最多。邓小平也加入这一勤工俭学的潮流中，他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后，怀抱着学点本事、工业救国的想法于1920年9月前往法国。正如比邓小平早一年赴法的四川同乡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与同伴们互相鼓励着，出国之后，一定要发奋学习，学一些本领回来，好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与这大好河山一样壮美。”[2]

但邓小平到达法国后，仅在巴耶中学学习5个多月，就因经费不足离开学校前往工厂做工。此后因为经济压力，他再也没有迈进法国学校的大门。邓小平在法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工厂工作，从事体力劳动。他先后供职于施奈德钢铁厂、制作纸扇和纸花的香布朗工厂、哈金森橡胶厂和雷诺汽车厂等工厂，也做过饭店招待、火车站码头搬运工、清洁工等各项杂工。邓小平在哈金森橡胶厂工作时被分配至制鞋车间工作，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劳动强度虽不大，节奏却很快。做工的环境十分艰苦，也正是在这种艰苦环境中邓小平结识了当时的先进青年如王若飞、赵世炎、郑超麟等人，并且开始参与一些组织活动。据郑超麟回忆，当他被组织派去莫斯科读书时，为他饯行的人中就有邓小平。“可是我发现他们中间也有那个四川小青年，平时不同我亲近的。我们喝着加热的白葡萄酒，谈着不相干的话，尽欢而散。”[3]此时的邓小平开始引起了一些进步青年的注意。

1923年是邓小平在法国生活的转折点。是年6月他在王泽楷等人的介绍下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旅欧共青团”)(1)关于邓小平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时间曾存在争议，1993年毛毛编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邓小平本人晚年回忆于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1926年1月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写明加入的时间为1923年6月，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明确邓小平在1923年6月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邓小平在莫斯科撰写的自传提到的时间也在201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得到正式认可。由此可知，邓小平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时间应是在1923年6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他致力于宣传工作，参与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因其刻字工整美观，油印清晰了然，工作认真负责，获得了“油印博士”的称号。

1924年2月，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旅欧共青团将《少年》改名为《赤光》，以宣传共产主义、强调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赤光》从创刊到1925年底停刊，共出版33期。在此期间，邓小平除负责《赤光》杂志的刻写和印刷等事务性工作外，还撰写文章对中国青年党人的观点展开针锋相对的批判。当时曾琦、李璜等人经常利用《先声》周报捏造新闻，欺骗旅法青年，为戳穿这种欺骗行为，邓小平曾以“希贤”的笔名在《赤光》杂志第18期上发表《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一文，斥责“叫法警来捉共产党人的”青年党人，指出，“当国内直皖战于南，奉直战于北的时候，而他们反歌舞于花都”，这分明是贻笑外人，根本称不上革命活动(2)希贤.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J].赤光，1924(18).。1925年1月他又在《赤光》第21、22期合刊上发表《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揭露青年党人捏造“苏俄欲实行遣兵压迫中国”，已调集5万红军至中国边界等假新闻(3)希贤.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J].赤光，1925(21-22).。邓小平的文章短小精悍，风格鲜明，战斗力极强，同其性格一样，让人印象深刻，同时也可以看出邓小平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他坚定的革命信念。

1924年6月在旅欧青年团第五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中，邓小平当选为执委会书记局成员，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这时他还只是一位不满20岁的青年。邓小平开始崭露头角，积极投入党团组织工作，彰显其出色的组织能力。邓小平不仅热心革命事业，而且积极在勤工俭学生中开展工作，壮大革命队伍，他曾介绍同行的陈家齐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进行革命斗争。同年底他加入工会运动委员会，并担任旅欧共青团执委会宣传部的副主任，负责工人运动。1925年春负责里昂党团组织的工作，直接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由于声援国内“五卅运动”，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或被驱逐出境，中共旅欧党团支部遭到破坏，发展困难。直到邓小平等人回到巴黎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工作才得以重新恢复。邓小平临危受命，与傅钟、毛遇顺三人组成旅欧共青团执委会书记局，接替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参与领导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如参加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会议，抗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
组织召开旅法华人反帝大会，广泛动员旅法华人开展反帝斗争；
主持召开纪念国民党旅欧支部负责人王京岐的会议，号召联合起来与帝国主义作斗争。邓小平在旅法的后期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家，在旅欧党团组织发展出现困境时，挺身而出，为旅欧党团组织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邓小平从一个希望到法国学点本事、幻想工业救国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思想转变是在主客观因素交互影响下产生的必然结果，有社会实践的作用，也包含自主学习的获得以及优秀朋辈的影响。

(一)社会实践的作用

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的5年多时间里，有超过一半时间是在工厂里。从国内求学的青年学生到法国工厂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工人，这种身份的转变无疑是巨大的，“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转变，都会使他学到许多东西，使他体验和感受许多东西”[4]。这种亲身经历使邓小平认清了现实的真相，开始抛弃自己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不切实际的幻想，思考这一现实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在实践中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5]。在工厂做工，易于接触生活在底层的工人群众，了解工人的艰苦生活以及资本主义的腐朽和黑暗。邓小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施奈德工厂“拉红铁”，不仅工作劳动强度大，吃住条件也很差，工作20余天，竟倒赔了100多法郎。这份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邓小平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他亲身体会到做工和生活的艰辛，对工人的生活状况也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原本打算勤工以俭学，可预想与现实之间的双重落差极大，之后他陆续从事了多项工作，基本上以做零工为生，从钢铁厂工人到码头搬运工等各种杂工，收入难以维持生活，更别提去学堂上学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厂，像邓小平这样的勤工俭学者难以有发展余地。“在出国留学期间饱尝‘工头的辱骂’‘生活的痛苦’，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6]。从法国接受的社会现实教育中，他深刻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束缚和控制。经过现实斗争的锻炼，邓小平明白要想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就要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实现彻底的觉悟。邓小平在法国的实践经历，不仅对他当时的思想转变，而且对他日后的革命工作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晚年写给孙辈们的信中，邓小平就谈到法国勤工俭学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一再强调实践学习的重要性：“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7]

(二)自主学习的获得

在邓小平思想转变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通过自主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和认识水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邓小平一面到工场做工，一面开始广泛阅读进步报刊，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2年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邓小平就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初步了解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这对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有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当时旅欧共青团还要求在团员中开展内部训练，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理论素质。训练工作有具体的原则、步骤、材料和方法。邓小平作为旅欧共青团的一员自然也要接受内部训练。从旅欧共青团训练部的一份通告，可以了解当时训练工作的内容：“甲、在理论方面的：a、马克思主义：(一)唯物史观；
(二)辩证法；
(三)经济学；
(四)阶级争斗；
(五)政治原理。b、列宁主义：(一)无产阶级专政；
(二)民族解放问题；
(三)农民问题；
(四)职工运动……乙、在实际方面的：1、中国政治经济情形；
2、苏俄政治经济情形；
3、世界政治经济情形；
4、第三国际的策略；
5、国际劳动运动；
6、世界弱小民族和殖民地运动；
7、国际妇女运动。”[8]团员训练后的学习心得既能在内部交流讨论，也可以在《少年》(后改名为《赤光》)杂志上发表，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就是这种理论学习的成果。从邓小平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可以看出这种内部训练的效果甚佳，邓小平的理论素养得到了极大提高。当邓小平离开法国时，法国警方在其住处发现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的书刊，其中有《共产主义ABC》等书籍以及《中国工人》和《进步报》等进步报刊。对于这一段学习经历，邓小平后来也有回忆。他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9]382不过，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且大部分时间要忙于工厂做工，邓小平还未能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直到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被编入以“理论家班”著称的第七班后，他才有机会认真研读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在苏联学习期间，认真学习理论知识，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正是通过这种自主学习，邓小平不仅实现了思想转变，而且还总结出了一条至理名言：“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9]382

(三)优秀朋辈的影响

朋辈兼有“朋友”和“同辈”双重含义，朋辈之间年纪相仿，关注领域相似。朋辈沟通具有及时性、平等性特点，可随时随地进行，不受身份的限制，这有益于知识青年政治意识的形成。在邓小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青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和他们的朝夕相处中，邓小平深受启发，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接触革命思想，并参加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革命活动。邓小平曾和赵世炎同时进入施奈德工厂工作，也同在轧钢车间做散工。此后邓小平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与进步青年赵世炎、王若飞等人开始结交，并有着密切联系。赵世炎经常到工厂宣传革命活动，王若飞在工厂做工时向邓小平宣传革命思想。其实早在之前，邓小平就曾在由王若飞等人发起的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名给蔡元培的信上签名，要求解决勤工俭学生的求学问题。在他们的影响下，邓小平开始参加一些组织活动，邓小平后期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与这批进步青年的交往有很大的关系。之后他又在周恩来领导下编辑《少年》(后改名为《赤光》)杂志，两人工作配合默契，周恩来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给邓小平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多年以后当女儿毛毛询问他和哪位留法的人关系更为亲密时，邓小平认为还是周恩来。其实也不只是邓小平，很多在法国成长起来的勤工俭学生都受到过身边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的影响，他们在交往中相互切磋交流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这在李维汉的回忆中也得到证实，当他和蔡和森进行了多次促膝长谈后，“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10]正是在这些优秀朋辈的影响下，邓小平完成了由知识青年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在学习和工作中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法国勤工俭学的5年多时间是邓小平革命生涯的开始，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段特殊经历是邓小平一生的财富。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深刻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在未来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都与这一段特殊经历分不开。

(一)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

留法的这段经历使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生活的黑暗，同时又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进的一面，这有利于他开阔眼界和形成开放的思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邓小平亲身见证了工厂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和西方文明的发展，对企业的运行管理有着切身体会。针对一些中央大企业管理成本过高、浪费严重的现象，邓小平就曾批评其不合理性，指出“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这样的”[11]265-266，并建议多学习效法其他宝贵经验。留法的这段经历开拓了邓小平的眼界，是邓小平主张改革开放的源头。针对一些闭关自守的言论，邓小平现身说法，曾以赴法勤工俭学时乘坐5万吨外国邮船的自身经历对这些言论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批驳，强调应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时隔多年，邓小平仍能清楚记得当时坐邮船时的情形，可见西方的先进科技对他的震撼之大。这些都是从特殊经历中提取出来的独特认识和判断。正如《邓小平传》的作者理查德·伊文思指出，在法国的岁月促使邓小平形成了“两种观念”：“世界不能忽视中国，中国也不能自绝于国际社会；
如果中国不向世界学习，就没有希望很快发展起来。”[12]也正是因为对资本主义有切身感受，才会产生对社会主义更深刻的认识。在法国做工的艰难，使得他对资本主义的黑暗深恶痛绝，在阅读《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等书刊后，邓小平说：“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13]42其中《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至第九卷六号译载了十月革命后俄国各方面情况的文章，刊登了列宁、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可见法国的这段经历坚定了邓小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各种思想主张鱼龙混杂，都曾登上过历史舞台。在对各种思潮进行考察比较后，邓小平选择站在社会主义这边，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觉信仰和毕生追求。他在莫斯科填写的一份履历证实了这一点，“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13]63在此后70余年的革命和政治生涯中，邓小平的确从未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一生中3次被党组织给予错误处分，历经“三落三起”，但依然对党的事业满怀信心。到其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重大挫折，邓小平也一直对马克思主义满怀信心，他认为目前的挫折只是暂时的，世界上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也充分显示留法经历对邓小平一生的影响。对此，《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曾有过精彩论述：“当邓小平在21岁那年离开法国时，他已经成了立场坚定、富有经验的革命领导人，他的自我认同已经与对党和党内同志的认同密不可分。从那时起直到70年后去世，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邓小平生活的中心。”[14]

(三)对实际工作能力的锻炼

实践出真知，实践也锻炼人的才干。在法国时邓小平负责编辑《少年》(后改名为《赤光》)杂志，在宣传工作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正是有了这一特殊经历，邓小平归国后得以重操旧业，在广西领导创办《右江日报》和《士兵之友》等报刊，在中央苏区时领导创办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后来因受到错误路线的影响，在“第一次被打倒”后，邓小平被调任红军总政治部所属的宣传部担任干事，负责主编《红星报》。《红星报》在他的领导下，办得生动活泼，是战士的良师益友，被称为长征时期的“大无线电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邓小平还曾多次强调报刊宣传对于实际工作的推动作用，并指出“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11]150可见法国办报的经验对他日后的宣传工作起着重要的奠基作用。

作为旅欧党共青团的负责人之一，邓小平留法期间还参与领导了一系列革命活动，这也造就了他非凡的组织才能。邓小平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党员批评计划表》时，就写道“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15]。同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表现出来的组织领导能力，也深得同学们的认可，这得益于留法期间革命工作的积累。正因如此，1927年23岁的邓小平回国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奉命参加党的“八七会议”。他一生中有3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经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既体现出邓小平出色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也反映了留法勤工俭学这段经历对他的一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在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一大批同志就是青年阶段从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始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从一个人能够读懂一部党史。在留法勤工俭学阶段，邓小平的具体经历虽与他人有不同之处，但思想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径大体相似。研究青年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阶段的思想转变轨迹，不仅是一种对个人历史的追溯，也是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生成逻辑探求，有利于深化对中共思想史的研究，对当下中共培养和使用年轻干部的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经验总结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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