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语言思想内核研究
时间：2023-04-09 12:20: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张智义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赵元任祖籍江苏武进，是江苏近现代学术文化的代表人物。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他在普通语言学、汉语方言、汉语语音、汉语语法、社会语言学、语文现代化等诸多领域都有突出的贡献。学界对赵元任在语言研究诸多领域的思想和成就都作了梳理和提炼。但是，将赵元任在语言研究诸多领域的思想融会贯通，系统提炼其语言思想内核，既往研究涉及不多。本研究在对赵元任语言思想进行系统思考的基础上，尝试凝练赵元任语言思想的内核。2022年适逢赵元任先生诞辰130周年，希冀这一研究能够进一步推动学术界对赵元任研究的重视，使其语言思想能够在新时代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
语言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语言形式具备二重性，即语言有语音和书写两种不同的形式，相较而言，语言的语音形式更为基本，一是从语言的生成和演进看，语音形式早于书面形式，二是从交际看，语言的语音形式比书面形式更为普遍[1]。赵元任对此非常了解，在语言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视语音的基础地位。他的普通语言学、方言、语音、语法、社会语言及语文现代化研究，都将语音放在基础和首要的位置。
赵元任语言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汉语语音本体的开创性研究，具体体现在他对国音(汉语标准音)的研究以及对各地方言语音的研究方面。在汉语标准音的研究方面，赵元任写的《国音新诗韵》和《汉语字调跟语调》系统研究了汉语标准音的语音和语调。前者对汉语的声母、韵母、声调、韵律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后者则提出了实验语音研究的思路，倡导用二战以后出现的语图仪把动态语音的全貌——音质、音高、音强、音长显示在一张图上，而且使用五度值标调法对汉语的音调进行标注，这种方法沿用至今。同时，在专著《汉语字调跟语调》中，赵元任还进一步论述了字调和语调代数和的观点，即汉语标准音的字调和语调存在并和叠加和后续叠加现象[2]。
在方言语音研究方面，赵元任用力尤勤，他很早就组织了针对不同地域方言的调查，采用语音实验的方法，分析、记录方言语音，成果见于《北平语调的研究》《现代吴语的研究》《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南京音系》《绩溪岭北音系》等论文中，研究着重构建方言的音韵系统，并注重分析方言语音的特征，如北京方言里的轻声、儿化、连续变调特征，吴语部分助词的发音特征等。
在普通语言学研究领域，赵元任最重要的成就体现在其专著《语言问题》中，这本专著为我国普通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现有的普通语言学课程教材基本还延续了该书的结构。这本普通语言学专著一共16讲，分析语音问题的有6讲，足见赵元任对语音在普通语言理论中地位的重视。第二讲语音学和语音学的音标中，赵元任认为“语言的本质是语音，语音学是语言学的中心”[3]12。他把语音分为生理、声学和听觉3个子学科。第三讲音位论里，他借鉴国际音位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出归纳音位的相似性、对补性和系统性条件。第五讲和第六讲分析了音位特征和超音位特征的区别。第八讲分析了语音的历时性特征。第十二讲分析了英语的音系特征。总之，在普通语言研究领域，赵元任构建了汉语现代音系学和音位学的基础架构。
在语法研究方面，赵元任最重要的汉语语法研究代表作《北京口语语法》深刻体现了其语法研究必须和语音研究结合的思想，这从赵元任选择口语语法进行研究就能看出，因为口语语法蕴含着丰富的语法和韵律互动[4]。首先，赵元任认为，语音要素是语法单位切分的重要依据，无论是词还是句子，都要依据语音停顿进行判定；
而词性、结构类型、句子成分、句类以及特殊句式的判定，在很多情况下也依赖超音位特征的重音或升降调来进行。其次，从句法语义看，语音轻重的变化也会引起如焦点义、比较义、夸张义以及特殊语境义的变化。
在社会语言研究层面，赵元任也非常注重对语音的变异做社会语言的考察，从地域、阶级、年龄、性别等多个层面考察不同社会身份人们的语音差别。比如，在研究北京话儿化韵的时候，赵元任注重考察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差异，分析新派、老派语音在社会意义上的此消彼长[5]。他还研究了语音的秘密语现象，考察特定社会群体如算命瞎子、流氓、小偷等特定人群中人为的语音变异和反切现象。
在语文现代化研究方面，赵元任一生持续关注的是汉语的拼音标注问题，因为实现汉语的拼音标注，是实现汉语普及并最终实现汉语现代化的一条必经之路。关于汉语拼音化方案，赵元任提出了必须考虑的要素，如怎样组织声音，声韵调怎么表示，用什么样的符号，如何做到有效运用等[6]。赵元任和其他语言学家一道，编制了国语罗马字注音方案，并做了大量推广工作，还发表了长篇论文《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对罗马字拼音使用中的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前，国语罗马字拼音一直是汉语注音的方法，赵元任为汉语、语文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赵元任的语言研究深植于中国传统学术背景，特别受到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段玉裁、王念孙等的影响[7]。而从更根本的意义说，他的学术成就，得益于借鉴了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这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因此，赵元任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核就是植根结构主义语言研究的传统。
布龙菲尔德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他在人类语言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针对语言的描写方法和分析手段。1933年，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的出版奠定了美国结构学派的基础。总体来看，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有如下特点：一是注重口语和共时描写；
二是注重语言的形式分析，避开语言的心理过程；
三是采用分布和替代的手段研究结构；
四是注重直接成分分析法；
五是建立语素音位[8]。20世纪30年代，赵元任曾经与布龙菲尔德在耶鲁大学共过事，1939年3月至6月，赵元任认真、系统地阅读研究过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读完还和他通信交流思想。赵元任曾经担任由布龙菲尔德创建的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其语言思想深受布龙菲尔德结构主义的影响[9]。
在普通语言研究方面，赵元任给语言的定义即可见结构主义对其思想的影响。赵元任认为，“语言是人跟人互通信息、用发音器官发出来的、成系统的行为方式”[3]12，“人跟人互通信息”是讲语言的交际目的性，“发音器官发出来的”是讲语言的生理基础，而最关键的“成系统的行为方式”中，“成系统”实际强调语言是作为结构的系统，而“行为方式”是讲语言的行为属性。“成系统”体现了语言的结构性，“行为方式”是行为科学发展的结果，两者共同体现了布龙菲尔德以行为为基础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
在语音研究方面，赵元任的汉语语音研究也深受结构主义影响。例如，在音位研究中，赵元任指出音位应该“能够把须得辨别的声音都辨别出来，不管他多么微细，而把无须辨别的声音故意混为一谈，不管他在声音上差得多远”。这实际表明，他重视音位的区别和对立特征，希冀在音位的区别和对立中建构音位结构系统。在区分音段和超音段时，赵元任也在结构层面，对超音段做了长短音、轻重音、断续度、语调、速度、嗓音的结构归类。
赵元任的汉语语法研究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最为深刻，他的《北京口语语法》是第一部使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原理方法研究汉语的专著。他以北京口语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语法研究，这本身就体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口语和共时描写的重视。同时，这本专著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语法结构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描写和分析，揭示出许多特点，形成了一套全新的语法体系。按照结构主义原则，赵元任提出汉语句子结构的最小单位是词的观点，并以词的结构为纲来分析汉语。赵元任还一反传统的根据意义来进行汉语词类划分的方法，而依据结构主义原则，根据词的组合关系，以分布和替代规律对汉语词类进行划分。在句子结构分析上，赵元任运用直接成分分析法对汉语的句子结构和类型进行了界定。他把汉语句子分为完整句和简略句，完整句是在成分分析上包含主语和谓语的句子，简略句是在成分分析上只有谓语或单呼词的句子。进一步的成分分析又可以将主语分为体词主语、动词主语、主谓主语和宾语主语，而谓语可以分为动词谓语、体词谓语和主谓谓语。总之，其汉语语法研究系统贯彻了结构主义的传统。
对赵元任语言研究进行查考，我们发现，赵元任虽然致力于探索语音、句法等语言要素的一般规律，但他也十分重视对语言特殊现象的考察，以追求语言研究普遍的解释力。
例如，一般认为，普通语言研究主要研究语言的共性规律，但即便在普通语言研究领域，赵元任也十分注重不同语言的特殊性。在其普通语言研究专著《语言问题》第五讲和第六讲里，赵元任区分了音段音位和超音段音位，认为一般而言，声调属于超音段音位，但是他又从汉语的特殊性出发，指出汉语的四声音位负担很重，可以归入音段音位。这就在尊重一般语音规律的基础上，注意到了汉语语音的特殊性。又如，在第四讲里，赵元任既分析了词汇语法构造的一般规律，即世界上几乎所有语言都把语言成分次序的先后当成语法关系，如“人咬狗”“狗咬人”，“用功”“功用”，但是，一些语言也确实存在一些特殊的语法构造，比如汉语音调可以表示语法构造，如“煎饼”，“饼”字重读就是动宾短语，“饼”字轻读就是偏正短语，如英语音变可以表示语法构造，man念成men，就构成了复数。
在汉语语音研究层面，赵元任既十分注重对标准语音的考察，又注重对各地方言发音中的特殊语音现象进行考察。比如，《现代吴语的研究》以吴语语音的特殊性来界定吴语，“现在暂定吴语为江苏浙江当中并、定、群等母带音，或不带音而有带音气流的语言”[10]34。在《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他以语音的特殊性区分湖北东西部方言，认为湖北东西部方言最重要的分别是入声的有无和阳去的有无。其他对方言的单点研究，如南京、钟祥、常州、中山、台山、绩溪岭北方言等都以界定语音的特殊性为第一要务，如他归纳的南京方言语音特殊性，语音方面有3条，音韵方面有6条[11]。
在语法研究方面，《北京口语语法》对汉语一般的构词、构句规律作了探讨，他另有系列论文对汉语句法的特殊性进行了十分详尽的分析。如他的论文《汉语结构各层次间形态与意义的脱节现象》分类探讨了一般汉语词法、句法构造规律难以解释的特殊句法语义关系，对如羡余现象(虽然如此)、措辞矛盾(早晚饭)、混杂隐喻(闻见味儿了)、语法悖理(抱怨他)、语义短路(非……不可)、背语义分析(上了一堂体操)等进行了详细的句法语义分析。在学界对汉语语法构造的一般规律还不甚了然的当时，赵元任能敏感地体察到汉语语法这些特殊现象，这是难能可贵的，这其中很多特殊现象的定名如羡余，就出自赵元任，这些特殊现象直到现在仍然是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又如《汉语中的歧义现象》也对汉语句法语义中特殊的语义、语法、语篇歧义进行了基于句法语义的阐释，这在当时汉语语法研究领域也是开创先河的。
在社会语言研究方面，赵元任十分注重特殊社会阶层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征。比如，在研究常州武进方言时，赵元任提出了绅谈和街谈派的概念，绅谈反映了绅士阶层的语言特点，街谈反映了普通百姓的语言特点，这就是从特殊社会阶层分析语言变异现象[10]126-133。再如，在研究绍兴、宁波方言时，赵元任指出“绍兴宁波等处有一种阶级叫堕民，前清时不许入场考试，清末解放过后他们可以进学堂。他们的语音跟所在地一般的语音不同，在绍兴者名叫凡字眼”，对“凡字眼”的研究，也是对特殊社会阶层语言特征的研究[12]。又比如前文提及，赵元任在《反切语八种》中对算命瞎子、流氓、小偷的特殊词语构造法的分析，也是从社会语言层面对特殊社会边缘阶层语言特征的分析。
赵元任原籍常州，出生于一个崇尚诗书的家族，青少年时辗转多地的求学经历，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910年，赵元任取得了官费留美的资格，此后便在美欧各地游学，1938年以后更是长期在美国多所大学教授语言学，这使他的学术研究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因此赵元任非常注重中西语言对比，并在中西语言对比中加深对汉语的认识。
在普通语言研究方面，赵元任非常注重语言的对比研究，并把语言的对比研究视作探索语言规律的重要方法。在《语言问题》一书中，他专辟一讲，即第九讲介绍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他指出，语言的比较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不考虑两种语言是否同源而进行对比，其目的是从语言的对比中找出共同点，建立语言的类型，这是共时的对比；
另一种方法是对比不同语言或者同一语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同源关系，这是历时的对比。在历时的对比中，赵元任分析了一些语言间相互影响的范式，比如：语言中出现的例外字词就可能是外来借语；
外来借语对本族语言的音位系统会产生影响，带来音位的变化；
词汇层面本族语受外来借语的影响最大，语法层面本族语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外来借语的影响。
在语音研究层面，赵元任比较注重中西语音的对比。1932年，赵元任发表了学术论文《英语语调(附美国变体)和汉语语调初探》，系统比较了英汉语语调的差异。在这篇论文中，赵元任指出，英语语调的识别单位和研究单位是调群，所谓调群就是含且只含一个最重音调的词或词组的连续语言单位，英语含两种基本类型的调群，基本调群可以通过升降的方法来调节。与英语不同，汉语语调并不以调群为单位，汉语语调实际是字调和语调的代数和，因此必须把二者分解开来，才能分析汉语的语调。与英语不同，汉语没有固定类型的调类，但存在变调现象。可以说，赵元任为汉英语调的对比做了开拓性的贡献。再如，赵元任很早就注意到中英语在音段和超音段音位上的差别，认为汉语跟英语不同，汉语四声声调承载的功能集中，因此不能像英语那样，将声调归入超音段音位，而应划归音段音位。在对方言语音进行分析时，赵元任也注重同英语语音的比较，在研究北平音的儿化韵时，赵元任提出了“并存音的同时性”这一音变规律，也就是两个音要是彼此相容，就有叠缩在一起发音的趋势，北平音的儿化韵就是遵从这一规律的结果。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一音变规律，他用美音进行对比，指出并存音的同时性就像“中西部的美国音art里的ar，其中元音和卷舌音同时发出。ul也是一样，发u同时也卷舌，因为发u音时舌后提高，而且要圆唇，正好让舌尖同时可以卷起来”[13]。
在句法研究层面，赵元任非常注重跨语言的对比。在《北京口语语法》里，赵元任专设“汉英语法比较”一章，将两种语言在语法上的差别进行了比较。他敏锐地捕捉到，在冠词和名词的数、全称和偏称、形容词的表示法、动词的时态、动词的主被动式、关系从句的关系词等方面，汉英语都存在不同。在对比的基础上，赵元任还认真分析了在汉英互译的过程中，如何注意到两种语言句法的差异，按照目标语的习惯把句子表达出来。除此以外，赵元任还在很多学术论文里，比较英汉语在词法、句法语义上的差别。在词法层面，他在《借语举例》一文中例举了大量英汉语构词中相互借用的词语，从而下结语：“没有语言是按十九世纪新文法家所谓纯粹规则而一致的，新借的外国方语总是不断地来，有的借定了就算养家了。”[14]又如，他在《中英文中反成式的语词》一文中，借助英语反成式分析了汉语“很成器”“很识抬举”这类反成结构。在句法语义方面，他在《汉语语法与逻辑杂谈》一文中，系统比较了英汉语否定(不和not)、条件(就和if…then)、合取(和和and)、析取(或者和or)、全称(都和all)、偏称(有的和some)、存现(有和there is)、示例(如和such as)、无主(下雨和it rains)结构在语法与逻辑上的差异，并明确指出汉英语句式的一个重要差别是“汉语里主谓结构的含义并非像大多数印欧语言那样是动作者与动作的关系，而是话题与说明的关系”[15]。这些研究成果为后续此类英汉语对比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赵元任是语言研究的大师，其在语言研究诸多领域著述极为丰富，对推动我国语言研究从传统的文字音韵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他博大精深的语言研究中凝练出最重要的思想内核，对推进当下我国语言学科建设，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研究话语体系有重要意义。
首先，注重语音研究的内核给与当代语言研究的启示意义是，要进一步推进汉语语音学的学科建构，并尝试丰富和完善发音语音学、声学语音学、听觉语音学的学科门类，以现代科学的实验手段增强语音研究的科学性。口语是语言的主要形式，而语音是口语的基础要素，但长期以来，由于语音研究需要研究者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产出度和关注度又较低，所以相较于语言研究的其他领域如语义、句法、语用等，语音研究一直是语言研究的冷门。在今后语言学科发展的布局中，还应加大对语音研究的投入和扶持力度。而汉语语音研究也还有许多值得深耕的领域，比如赵元任非常重视的汉语中字调和语调的关系，由于受当时实验条件的限制，他提出了代数和的理论，但是现代语音实验的条件已大为改善，因此可以通过更好的实验设计，通过对变量的控制，以完善对汉语字调和语调关系的理解[16-17]。再如，在方言语音方面，赵元任所处的时代由于受到交通条件和设备条件的限制，学者只是在局部区域内进行了方言语音的记录，而现在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语料库技术的成熟，完全可以在更大区域内进行方言乃至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的记录和分析，以深入了解我国境内语音资源及其分布情况。在发音语音学、声学语音学、听觉语音学的学科门类构建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扬赵元任开创的实验语音研究传统，为提升相关学科门类的科学性做进一步的探索。在发音语音学方面，可以借助测量肺部气流压力和流量的仪器，如加热流速计、热镍风速计、气压换能器，和观察、测量声带振动的仪器，如喉头镜、牙科镜、高速电影摄影机、肌电仪，进一步明确语音发音的生理机制。在声学语音学方面，可以借助对语音的声学特性进行波形分析的仪器如音鼓浪纹计、电磁音笔浪纹计、示波器，以及对语音的声学特性进行频谱分析的仪器，如频率分析计、语图仪、音高显示器、声级记录仪等，明确语音的声学特征。在听觉语音学方面，借助E-prime、ERP以及fMRI等心理或神经感知仪器，分析语音的听觉感知。上述科学手段的综合运用，必能推进语音系统科学的研究。
其次，植根结构主义传统和关注语言特殊现象的内核对当下语言学科建设的意义是，语言中的结构和特殊实际构成了语言中的共相和殊相[18]。因为结构主义传统中的结构关注的是作为语言本体的、自足的系统，而这一系统有其内在的结构规律：比如语音，由音位的对立、互补规律形成了音系结构系统；
再如句法，句法内在的成分组合、替换规律也形成了语法结构系统。与此同时，在结构系统之外，还有一些复杂的、难以纳入系统的特殊现象，这些特殊现象构成了规律的例外。注重结构传统体现了对语言共相或者规律的重视，注重特殊现象体现了对语言殊相的认知。这实际上也暗合语言研究一直追求的解释充分性和描写充分性要求[19]。追求解释充分性就是寻求系统的规律，以规律解释现象；
追求描写充分性就是需求例外的解释，以能够涵盖所有句法现象。国内语言学界常常对结构主义传统存在认识的误区，认为结构主义主要关注语言内在、自足的结构，而忽视语义、语用等语言使用因素[20]。实际上赵元任在利用结构主义原则、方法进行汉语研究时，十分关注汉语形态标记贫乏的特点，注重将语言的意义和使用因素纳入结构进行考察。他认为意义和使用对于语言分析有抄近路的作用，有方便提示的作用，通过一般意义的倾向，能找到某些形式特点。他不但重视汉语成分层次关系的考察，也注意成分之间意义关系的研究。这是当下以结构为基础的语言研究应该进一步发扬的传统。在语言特殊现象研究方面，赵元任总是以语言事实为依据，以结构、语义分析为着眼点，研究所得结论自然有说服力。这也是当下进行语言殊相研究时，必须汲取的有益经验。
最后，注重语言对比的内核对当下语言学科建设的意义是，无论是汉语研究，还是外语研究，都应该在立足本体研究的同时，具备开阔的视野，在语言的比较、对比分析中加深对语言的认识。赵元任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对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有深厚的学养，同时多年的海外游学经历又使得他熟稔西方的语言学理论。但是，赵元任的语言研究总是以西方语言学理论作为方法论的参照，从而准确、深入地认识汉语。他在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分析汉语时，并不是一味地照搬照抄或者依葫芦画瓢，而是能够融会贯通，借助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方法论，敏锐地抓住汉语的本质规律。比如，他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汉语的结构规律，但是在语言的比较和对比中，他又敏锐地觉察到汉语并非曲折形式丰富的语言，必须依赖语义分析构建汉语的结构系统；
他敏锐地觉察到汉语和英语句子的基础结构单位不同，指出汉语词组结构的基础地位；
他敏锐地觉察到汉语和印欧语主谓结构的差别，认为汉语主谓结构更多是话题和说明的关系。凡此种种都表明，赵元任在进行语言对比研究时，是在对西方语言理论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以语言的差别构建对汉语本体的认识。当下很多语言对比研究，只是生硬对比，自然难有说服力。而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发扬赵元任先生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注重语言事实比较的传统，以更好地推进汉语和外语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