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的长征记录——长征日记、回忆录研究

任春艳 黎 藜 廖洪兰

(1.2.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成都 610072；
3.西南交通大学，四川成都 610031)

长征日记是亲历者“第一时间”记录其个人在长征中的经历和感受，或者是为了促进自己识字学习、总结提高所作的一种文本，如张闻天、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陈伯钧、肖锋、李伯钊、伍云甫、童小鹏等所写的长征日记。长征回忆录是长征胜利后当事人后期所作，包含着写作者事过之后的深刻反思，具有回忆录写作时期的时代特点，如诸多革命领袖的回忆录，国民党人士、民主党派人士、来华外国人等留下的回忆录等。长征日记和回忆录是研究长征的重要史料，梳理其形成阶段及主题内容，分析其写作手法和特点，加强其价值功能利用研究，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长征胜利80多年以来，亲历者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视角、不同立场、不同感受，写下了数量众多的长征日记和回忆录。概括而言，长征日记、回忆录的形成，可以简要地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一)长征胜利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夕(1936-1949年)

红军长征胜利后，国内外零零星星地出现了一些有关长征的回忆文章，如陈云的《英勇的西征》《随军西行见闻录》，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等。1936年11月，亲历长征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的《神灵之手》在英国伦敦出版，成为目前发现的第一部、由亲历长征的西方人撰写的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夏访问延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高层更是认为这是一次宣传长征、扩大国际影响、争取国际社会援助的好机会。1936年8月5日，毛泽东便起草了与总政治部负责人杨尚昆联合名义发布的电报，电报在致各部队首长时指出：“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批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1]后形成著名的《长征记》[2]。这是长征胜利后首次大规模征集长征相关回忆文章，为后世留存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为庆祝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纪念长征中牺牲的革命英雄，与长征相关的回忆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型回忆录丛书《红旗飘飘》(有关长征的文章80余篇)、《星火燎原》(有关长征的文章约400篇)就是这一时期编撰的。在周恩来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文史资料选辑》出版，其中也有一些关于长征的回忆。这一时期的回忆录，以追忆先烈、英雄塑造为主要表现主题，发行时以大型系列丛书或者丛刊为主，社会、政治影响非常广泛，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中国共产党人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同时，国外也出版了一些有关长征的回忆录。如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即李德的《中国纪事(1932—1939)》等。作为长征的亲历者，其回忆文章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他们都是为自己在中国革命中的错误辩护，而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因此应审慎对待。

(三)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至今)

1980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的通知》，在中央党史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党史编审委员会。1980年5月7日，经中共中央的批准，专门负责党史资料征集的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后因机构改革，1988年8月1日，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并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至今，多次面向全社会征集了大批党史资料。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从成立后，各地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纷纷成立，特别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实事求是为原则，鼓励、推动了党史回忆录的撰写和出版，掀起了访问革命老同志以及整理其他各种党史资料的热潮。如人民出版社编印的《革命回忆录》系列丛书，1980年4月开始陆续出版等。这一时期长征日记、回忆录的征集出版时间都很集中，主要是1985-1986年，1995-1996年，2005-2006年，2015-2016年这几个时间段，一般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为主题。蒋凤波、曾庆洋编的《回顾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该书从已出版的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报刊著作选编87位老一辈同志回忆长征的文章95篇，约55万字，编者按照红军长征的总情况，力求全面反映红军长征的过程，史料信息丰富，为长征回忆资料的查找及相关研究提供了方便。

长征日记、回忆录都往往采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写作手法，因而大多语言朴实、生动，尤其是在讲述长征中的人物和事件时，细节很真实具体，故事性很强。长征途中也不乏知识分子，有的亲历者诗兴大发，文采飞扬。

(一)细节真实，故事性强

通常而言，长征日记写作之初一般没有公开的主观意图，因此具有很高的私密性。正是基于这种及时性与私密性，长征日记的原始内容都显得相当简朴、直抒胸臆，留下的是记录者在长征时期对经历的战斗、事件、人物以及民风民俗的第一认识和真实看法。新中国成立初期，长征日记、回忆录因其真实性而被列入写“史”的范畴，成为一种“通俗化历史写作”，被视为形象生动的革命历史，具有历史文献价值。萧锋的《长征日记》是他“从1934年10月16日红一方面军离别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起，到1936年12月23日山城堡战斗总结会议止所写的日记。”“1937年，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他才拿到笔记本(战利品)，花3个月的功夫，凭着惊人的记忆，将污渍斑斑、字迹模糊的原始记录重新誊抄、修改了一次。1945年2月，他又借在延安养伤的机会，花了 3个多月的时间，找有关领导和战友核实，对长征日记和其他日记又做过一次较大的补充和整理。全国解放后，特别是70年代，(他)4次南下，自费乘火车、汽车，重上长征路，采访旧战场的当事人近300人次，又对日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修订和整理，并将这些资料打印成册，装订成了十一大部日记，约300万字。”[3]

改革开放初期，因长期受到僵化思想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前期的回忆录叙事方式都较为简单，缺乏深刻的个人体验和生动的描写。这一情况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明显突破，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萧克为薄复礼的回忆录写的前言等，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长征、革命人物等有了更为真实深刻的叙述。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越来越多参加过长征的普通红军战士陆续出版了一些个人回忆文章或专著，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出普通亲历者眼中的长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上、下)，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年出版的《国民党将士话长征》等，从不同的侧面更加真实全面反映出长征这一壮丽史诗。

除了真实性这一首要写作要求以外，要写好此类题材也需要可读性和故事性。“正确地表现革命战争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毛主席向我们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4]早在20世纪50 年代，《解放军文艺》对革命历史题材的来稿要求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一要求：“第一，要有教育意义，‘使我读了之后能学到东西’；
第二，要有点故事性，‘使我读了之后还能讲给别人听 ’。”[5]长征亲历者的日记和回忆录，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极大地丰富了长征的相关细节，生动再现了伟大长征的峥嵘岁月。如老红军张力雄记录了翻越夹金山见到“牦牛”的趣事：“下到(夹金山)半山腰时，只剩下我们十个人了。忽然，右侧丛林里发出一阵‘轰隆隆’巨响，把我们吓了一大跳。接着，从林子里窜出十多头不知名的‘野兽’，每头都有水牛那么大，全身长着黑白相间的长毛，尾巴倒不长，像小扫帚似的，头上还长着一对尖角。它们从我们的去路上横穿而过，有的还停下来痴痴地望着我们，我们顿时有些惊慌，这野兽我们谁也没有见过。有的说是狮子，有的说是野牛。一位北方学员大惊失色地喊道：‘是老虎，老虎！’ 一位叫宋前的学员胆子大，立即拔出刺刀准备当夹金山上的‘打虎英雄’。这群‘老虎’见宋前张弓拔弩的架势，飞快地穿过羊肠小道逃跑了。我们见状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一时忘记了身上的疾病、饥饿和疲劳”。[6]张爱萍的回忆让读者看到彭德怀、徐向前“隔河相望” ——“在维古采用的联络法，用石头包好写的字条，抛过河去的方法，在这又重使用一次。这里的河比维古要宽些，经过几次的抛掷，都落在河中，终不能达岸。当地人的臂力很强，结果是对岸的红四方面军一个带路的藏人把石头抛过来了。十余分钟以后，接着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署名彭德怀的字条，从我们这边掷过去了。联络是取得了，然而，不能讲话，也不能从河渡过来，仍是隔河相望着。一个绳桥渡人的筐子，用细小的带软性的树条编成的筐子，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同志，坐在筐子里将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一推，渐渐地，四方面军总指挥，以后也就照样地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渡过来。”[7]当年长征的亲历者们，经历了艰苦复杂的斗争生活，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蕴藏了深厚的感情，这些都汇聚成一种要求将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将同甘共苦的战友，用革命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真实的故事让读者看到，长征绝不是轻松的漫游，而是生与死的搏斗，是用鲜血和泪水、汗水交织的战斗历程。感受这些叙述，才会使后人对长征有一个真实的认识。

(二)语言朴实，生动感人

长征日记、回忆录的写作者都是长征亲历者，从将军到普通士兵都有。其中，有些作者没有读过几天书，文化程度很低，虽然有整理者和记录者加工，但总体来说，语言都很朴实、生动感人。1937年2月底在延安编完《红军长征记》，其中文章100篇、诗歌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3份，“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章的人们，他们能粗糙质朴地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8]这部书的作者大都是战斗在前线的红军将士，丁玲赞扬他们是“文艺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他们的所见所闻所写，皆来源于他们亲身经历的战争生活，鲜活、生动、质朴、原生态。

《王平回忆录》里生动记载了红十一团前往泸定桥途中的艰难：“那天正遇着大雨，泥浆陷到脚踝以上，两脚被泥浆裹着像两个大秤砣一样，很是难走……我在赶往泸定桥途中，因为道路泥泞，就把鞋子脱了拴在牲口屁股上，过桥以后牲口过不来，光着脚走了30里路，牲口赶上来才把鞋子穿上”。[9]周恩来的警卫员陈诗林用朴实的文字生动记录了长征途中看到电灯、剪下灯泡预备露营再用来照亮的故事：“这是我第二次看见电灯，第一次看到电灯是在遵义，当时心想着离开遵义时要把电灯带走，到晚上露营时用它照明，只因走得太急，没有拿上。这次在桐梓住了两三天，临走时我把灯泡连同半截电线剪下来，小心翼翼地装进挎包里。走了几十里路，晚上在一个山沟里休息。这时，我想天再黑我也不怕，我有这东西。我把电灯从挎包里取出来，拴在一棵树上，拿个树枝一敲，当！不亮，当！不亮，敲了几下还是不亮。给周恩来同志做饭的炊事员年纪较大，他笑着走过来说：‘小老表，能亮吗？’我说：‘这灯在桐梓很亮啊！我专门带来给周副主席照亮的。’炊事员把这事给旁边的周恩来讲了，周恩来望着我哈哈大笑，邓颖超大姐也笑了：‘陈诗林，你这个小老表可真有本事呦！’说得我脸涨红了。从此才明白电灯是怎么回事”。[10]“把鞋子脱了拴在牲口屁股上”，“光着脚走了30里路”，“把灯泡连同半截电线剪下来，小心翼翼地装进挎包里”……在长征中，像这些朴实的文字、生动的情节，都是他们很自然地表露出来的，没有文学的描述，也没有什么浪漫色彩，都是非常现实的场景、非常真实的东西。这些普通平凡的人与事放在整个长征大背景下，让读者从朴实、生动的语言中见出了不平凡，从这些细而不细的细节中、从人物性格中发出耀眼的光辉，闪耀着革命前辈艰苦奋斗、朴实无华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三)文采飞扬，个性洋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得到了许多仁人志士的拥护，加之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很好的人才优待政策，[11]因而也有不少负有盛名的文化名人参加了长征，留下一篇篇文采飞扬、个性洋溢的长征日记、回忆录，突出展现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萧劲光回忆干部团上干队的文人就有“李一氓长期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长征前任国家保卫局的部长。成仿吾是位有名的文学家，同郭沫若、郁达夫一起，被称为《创造社》的‘三杰’，译著颇多。后来到了鄂豫皖苏区，任过省委宣传部部长，长征前到了中央苏区。冯雪峰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在上海担任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文委书记等职务，长征前在瑞金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2]

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在记录巧渡金沙江和会理战斗的同时，忙里偷闲，考察川西的县城、民风、文化，还根据清人笔记将石达开史事做了一番实地对照和考证，文笔流畅而富有学者风范，既有革命意义，也有学术研究价值。文中还赋诗一首《安顺场怀古》：“澎湃铜河一百年，红羊遗迹费流连。岂有渡来重渡去，翼王遗恨入西川。检点太平天国事，惊涛幽咽太伤心。早知末路排安顺，何不南朝共死生！十七人飞十七桨，一船烽火浪滔滔。输他大渡称天堑，又见红军过铁桥”。[13]“红色教授、革命文学家”成仿吾是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教授，他精通日、英、德、法、俄等五种语言，曾五译《共产党宣言》。长征初期成仿吾在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担任政治教员。1976年他写出《长征回忆录》，[14]以一个在领袖身边走过二万五千里的革命战士的身份、一位文学家的视角、一位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怀，完成了这部不朽的著作，歌颂了中国工农红军举世无双的伟大壮举，诠释了毛泽东“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乐观、理想与信念，再现了长征全过程和所有重大事件，为人们奉献了一部关于长征史的经典著作。

长征日记、回忆录以亲历者的眼光和笔触给读者留下一篇篇日记，一本本回忆录，这些文章文采飞扬，个性洋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星火燎原》第三集(长征专辑)中有多篇文章如《一袋干粮》《一副担架》《金色的鱼钩》《苗山一夜》《九个炊事员》《飘动的篝火》等被选入全国中小学课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2020年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中，他再次强调要求，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新四史”。长征日记、回忆录是进一步全面深入研究长征史、中共党史的原始资料，是弘扬和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培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增强红色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有利于全面深入开展长征史研究

首先，长征日记、回忆录，是红军将士们亲历长征的原始记录或者回忆，是他们长征途中行军、作战、休息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实录，书写生动、细节具体、情感真实，有的还增加了亲历者对长征的进一步思考或情感升华，具有不拘一格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具有丰富补充长征学术史料的内容、帮助识读和辨析长征史料的价值。由于流动的战争环境，很多长征重要史料未能保存下来， 如《王恩茂日记——红军长征到“七七”事变前夕》是王恩茂同志长征时，“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战斗多么激烈”，“一本又一本地写了下来，而且又奇迹般地完整无缺地保存了下来”[15]的。而长征日记、回忆录却是亲历者当时的记述和事后的回忆，提供了许多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社会、个人等方面，弥补了许多史料之所未道及者，成了长征史料的重要补充，是后人研究长征史的重要学术资源。如《董必武年谱》的《后记》说：“本年谱以党和国家的档案”和“公开发表的文章、报告、讲话、信件和手稿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并采用了少量经考证属实的回忆材料”。[16]

其次，“老同志的口述史料和回忆录，可以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订正某些史料中存在的讹误，揭示历史文献背后的故事，解读历史人物的所思所想。特别是属于个人情感的内容，只能在口述史料和回忆录中得到。”[17]因而，对长征日记、回忆录的研究，就进一步丰富长征研究细节，立体塑造长征研究的情感价值、创新长征研究视野等价值。如有关“长征初期失策的‘大搬家’”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表述为“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形成一支很庞大、累赘的队伍， 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18]只有这么一句话，但在长征日记、回忆录中却有不少细节记载。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长征出发时“中央和军委纵队真像大搬家的样子，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就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队伍庞大，进入五岭山区小道，拥挤不堪，有时每天才走十多里或二三十里”。[19]中央军委二纵队司令部民运工作队队长李坚真回忆民运队“带的东西也很多，各部的文件、资料、银行的银元、钞票、印钞票的机器、后勤部造军火的机器、X光机等等都带走，真是像大搬家一样”。[20]裴周玉所在中央纵队教导师的“担子，有用稻草捆绑的机器部件，小件的三五个人抬着，大件的要十来个人才能抬得动；
有用青的、蓝的、灰的、黑的、绿的各色破布包扎捆绑的大包裹，战士们用肩扛或用扁担挑着走；
有用锡铁皮、木板或竹片制作的各式箱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走。这些东西夹在队伍 中，弄得队不成队，行不成行，拖拖沓沓，全师拉了足有十几里长。当天下午6点从高围出发，经麻地、宽田，第二天上午10点才到达洛口， 16个小时，行程50华里”。[21]这些回忆录可以帮助读者更深理解长征之初是怎样的“大搬家式的行动”！

第三，由于战争年代特殊的纪律要求，长征日记记录在涉及军事和政治机密时往往语焉不详或者用一定的代指，某些时候写作者甚至刻意回避某些事情的真实情况，这也是时常都有的。回忆录写作的目标就是为了公开示人，写作者不得不考虑公开之后各种人际关系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模糊以及受写作时时代背景限制等因素制约，一些回忆也有错讹之处。比如王友钧回忆：“红军攻占遵义城之后，我们三军团四师驻扎在遵义城东的懒板凳，担任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当然这是我们撤离遵义后听传达才知道的。在这次会上，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选举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选举了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新的领导。”此回忆有误。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于1935年3月中旬在遵义会议后成立，红军已转战到遵义的鸭溪、苟坝一带。因而，对日记、回忆录的引用要谨慎，要对比参考各种史料，审慎辨别，使研究更全面深入。

(二) 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孕育出伟大的长征精神，即“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日记、回忆录中的长征精神，不是抽象的、片面的概念和表述，而是通过红军指战员们每天日常具体而繁杂的生活事实折射而出的。《赵镕日记》中记载：“1936年7月25日今晨出发后，沿途多是沼泽、水网、河流。前面部队的一头牲口掉进了泥潭中，外面尚露着一条尾巴。昨、今两日，我们在中途大休息时都没有找到干柴烧水，只好忍渴走路。原来我以为，茫茫草地，烧火总不成问题，何况还可以拣牛粪。

殊不知草地深处既无牛粪，也无干草，我们仅带了一点牛粪，用完了， 理应受到惩罚。‘吃一堑，长一智’，于是，大家只要看见稍微干一点的枯草树枝，都要当作宝贝似地拣起来。不知走了多少里，在葛曲河右岸遇到了一块干燥的地方，周围还长了一丛丛小树，我们就在此宿营了”。[22]刘英记忆中过草地是“茫茫一片，看不到一点人烟。开头有吃的东西，还好一点，后来没有吃的了，野菜几乎被前面过去的战斗部队摘完了，熬汤的盐也没有，人就没有力气了。风一阵，雨一阵，也受不了。一不小心，陷到泥沼里，就糟了。没有力气爬出来，想救也救不了。眼看着有的同志陷下去，没了顶，泥水里泛着泡泡，就完了。我同蔡畅同志走一路，两人相互鼓励，相互搀扶，晚上宿营，用两条床单搭个小篷，躲避风雨。两人依偎在一起，觉得暖和一点。在毛儿盖，我向陈昌浩要了块麻袋布似的粗呢子，缝了一件上衣，这时候起了大作用。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牺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来走，周围不断见到同伴的尸体……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到班佑，我觉得仿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23]从这些文字中，看到的是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风貌，体会到的是不用演绎的长征精神。

在长征精神的弘扬和传承上，以日记、回忆录为研究主体，可以用形象的见闻、故事、感受生动诠释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将概念的文字具象化。从长征的日记、回忆录中看到的长征精神不再是抽象的、概念的、片面的表述，而是通过红军长征中的每一件具体的事情折射出来的，这就可以避免在研究中就精神谈精神，对长征精神研究显得空之无物。所以加强长征日记、回忆录的整理研究，可以突破长征精神弘扬和传承过程中的宏大叙事、宏达概括、泛泛而谈的模式，而是回归历史现场，还原历史情境，将不同时期有关长征与长征精神的叙事放在各自所处的历史情境中去解读，展示长征精神在历史进程中的不断演化，加强历史和现实的结合。

(三)有利于培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

做好长征日记、回忆录的整理研究及开发利用工作，对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作用。纵观日记、回忆录中的英雄事迹、经典战役、民心所向，无不是对长征精神的有力诠释，而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深刻体现，长征日记、回忆录是对青少年进行党史、长征史、长征精神、民族精神教育宣传和普及的生动材料和最好教材。如《红旗飘飘》出版的目的，就是使广大青年“熟悉我们人民革命的历史，并从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到精神力量，建设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24]

多年以来，对长征精神的诠释已经非常明确，但是在事迹教育中尤其是青少年教育中，难以将精神的内涵具象化。以故事的形式演绎日记、回忆录中的重要事件，将长征精神通过真实故事进行陈述，是对民族精神培养进行具体化、形象化的表现，就成为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方式，再以这种教育的形式增强民族精神在广大民众中特别是青少年中的影响力，可以广泛地激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热情。如课本中常见的《七根火柴》中的人物原型就出自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中一个叫郑金煜的小战士，而课文《老山界》(苏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中讲述的红军长征过广西老山界，在粮食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将整袋大米送给瑶家母女的故事就出自陆定一的回忆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各地长征纪念馆的展示中，也大多引用长征日记和回忆录中的真实事迹，讲述生动故事，提升展陈的真实性和生动性，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

此外，日记、回忆录也是不加掩饰的真实记录，它不仅强调长征的崇高壮丽，也描写苦难中的泪水与鲜血。通过这些记录，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长征的两面性，既学习到长征中党和红军崇高理想，也了解到队伍中少数投机分子的卑劣行径；
既学习到红军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也了解到少数人怯懦的逃跑行为；
既了解到战争胜利的喜悦，也了解到战斗失利的痛苦。在学习的过程中为各自心中塑造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多维长征世界，更加深刻理解长征精神的可贵之处，有利于培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

(四)有利于增强红色文化自信

特殊时期的日记、回忆录是传递精神、价值和文化的重要载体。长征结束后不久，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从一个西方记者的角度，为世界了解长征打开了第一扇窗口。但总的来说，长征文化、长征精神的国际传播还远远不足。

文化价值的感召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资源之一。随着中国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世界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兴趣也日益浓厚。今天，长征精神通过不断传承和弘扬，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做好国际传播，对增强红色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在全媒体时代下，全球文化信息、价值观念逐渐突破了国界和政治体制限制，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快速传播，使各国接纳和借鉴他国精神与价值观念成为可能。长征精神中理想信念坚定、不怕艰难、实事求是、团结协作、紧靠群众等要素，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更是红色文化的进一步升华，而且具备走向世界的共同价值基础，这为做好长征精神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可行性。

作为长征中最重要的文字记录之一，长征日记、回忆录反映了长征亲历者的现实心理。不同时代出版的日记、回忆录，有不同风格的语言表达方式，但却都不掺杂文学创作成分，仅着眼于简单直接地记录事实。作者都亲身经历过长征，并且成文时间就在长征行进过程中或者长征结束后不久，对长征的记忆比较真实准确，生动鲜活，原汁原味又富有感染力。不同于官方宣传的立意和格局，长征日记、回忆录是所有亲历者眼中的长征故事，是长征中大多数人的精神与信念的杰作，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长征，对于全面深入开展长征史研究、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培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增强红色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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