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城市居民旅游怀旧对乡村亲环境行为影响研究

陈 彦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大爆发后，人们的流动性、社会行为、消费模式和休闲方式均发生了重大变化[1]。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后，城市居民乡村旅游意向增强[2]。在与疫情长期抗衡及共存的后疫情时代[3]，由于成本和安全性的优势，乡村旅游有望成为城市人放松的首选[4]。当前全球消费的爆发式增长引发了许多环境问题，伴随着城市居民的大量涌入，乡村生态环境也面临着挑战[5-6]，如私家车的尾气排放、垃圾的随意丢弃、野炊中的无序生火、养殖及加工废水的非环保处理、非原生乡村景观的建设等。

在旅游学界，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被认为是缓解旅游业过度发展和部分游客不当行为的重要议题[7]。在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中，自从McDonald等在遗产旅游地情境下提出怀旧情感对亲环境行为具有积极作用后[8]，旅游怀旧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张圆刚等认为怀旧情感对遗产旅游地亲环境行为具有正向作用，而休闲涉入、地方依附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9]；
Wu等认为怀旧情绪会影响遗产旅游地亲环境行为，其中主观态度、感知行为控制、主观规范、生活意义起到中介作用[10]；
江金波和孙韶雄认为怀旧情感对历史文化街区亲环境行为具有正向作用，其中感知价值和地方依恋具有中介作用[11]。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首先，对旅游怀旧与亲环境行为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文化遗产旅游地，较少涉及乡村旅游地；
其次，对亲环境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虽已有成果是从认知或情感的视角切入，但未能考虑到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城市居民的心理及认知变化。

本研究将刺激—机体—反应(SOR)理论运用到乡村旅游的研究中，着力要解决的问题是，旅游怀旧与乡村旅游地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哪些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会在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本文通过对城市居民的调研，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结论对后疫情时代乡村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旅游怀旧

怀旧(Nostalgic)，词根源于希腊语nostos和algia，意义分别为“返乡回家”及“痛苦的状态”。怀旧最初在医学领域被使用，用以解释“思乡病”[12]。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着西方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怀旧逐渐引起了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组织学、产业社会学等领域学者的关注[13]。怀旧被不同学科赋予了广泛的内涵，被解释为一种情感[9]、情绪[10]、社会现象[14]、实践的实施[15]，甚至是一种性格偏好及消费体验[16]。怀旧的概念从最初始的一种消极的精神病理学指标，逐渐呈现出积极的方面[17]。当下人们谈论怀旧，更多强调其正面社会作用，如有助于提高当前的积极情感、促进社会行为、加强社会联系、激发乐观态度和增加归属感等[18]。

怀旧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很常见，几乎所有个体都会经历，它是由一些有价值的场景或有意义的事件等因素触发的。旅游活动和旅游目的地往往是怀旧的内在来源。在旅游学界，旅游怀旧(Tourism nostalgic)被认为是“回家之旅”。克里斯托等对超越“记忆唤醒”的怀旧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旅游与怀旧存在动态关系[19]。由此可见，旅游可以是怀旧的重要触发因素和容器，而怀旧可以是旅游中重要的体验元素或动机。尽管在多个学科，怀旧被赋予了情感、认知、性格、行为及社会现象[20]等多个意义，但在旅游学科，旅游怀旧仍被多位学者解释为是一种情绪[21-22]。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将旅游怀旧(Tourism nostalgia)定义为旅游者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感觉其“精神家园”逐渐远离，渴望再回到自己的理想家园的价值诉求及活动实施。

(二)地方认同

地方认同(Place identification)，概念最早源于环境心理学。近代环境心理学家普罗夏斯基(Proshansky)1978年第一次在学术界提出地方认同的概念，认为地方认同是个体和特定地方建立的关系，是个体自我身份的一个特定组成部分，是“人们有意或无意存在的想法、信念、偏好、情感、价值观、目标、行为趋势及技能的交互作用”[23]。Jorgensen和Stedman在解读与“个体—环境”互动的积极反应时，将地方认同归纳为第一维度，认为地方认同是认知方面的表现，具体说来，是一种对环境系统化的信念，知识结构下的认知和思想的总和[24]。目前学术界对于地方认同的理解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地方认同是地方依恋的一个维度[25]；
二是认为地方认同是地方依附的一个方面，用以解释地方依附除了情感归属外的那一部分[26]。两种观点对地方认同的理解，都肯定了地方认同是旅游者与目的地之间重要的象征联系。在本研究中，地方认同主要源于城市居民在乡村旅游地自我本体价值的表达，代表了旅游者的一种心理投资，有助于目的地价值的确认。

(三)心理亲近

心理亲近(Psychological closeness)，源自瑞士心理学家布洛提出的心理距离概念[27]。根据布洛的观点，心理距离的坐标参照点，即是“此时此刻的自我”。以不同方式，即会产生不同维度的心理距离。具体说来，心理距离值越高，代表参照物偏离“自我”的程度越高，表现为心理疏远；
心理距离值越低，代表参照物偏离“自我”的程度越低，表现为心理亲近。心理疏远和心理亲近都会影响个体对外界的判断，进而影响其决策行为。如个体对外界心理疏远，则容易忽视具体情境，陌生和疑惑会带来与实际情况较大的判断偏差；
如个体对外界心理亲近，则有利于在实际情境下作出判断，亲切和温暖更易引导积极的行为取向。现阶段城市的拥堵、嘈杂、快节奏，带来城市居民的压抑、紧张、不快乐的心理状态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问题。乡村的绿色、宁静、慢节奏，有利于加强城市居民对乡村的心理亲近。本研究用心理亲近，来指代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心理距离缩短的状态。

(四)亲环境行为

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 behavior)，是指个人或群体有意识实施的使环境负面影响最小化的行为[28]，初期是环境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学者们为了解决和传达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环境行为，将“亲环境行为”引入旅游学界。学者们普遍认为，旅游者亲环境行为和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旅游者生态友好行为等术语是可以互换使用的[29]。对于亲环境行为的维度划分，陈彦等将其分为“环境维护行为”和“环境促进行为”[30]。具体而言，“环境维护行为”指的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减少对景区环境负面影响的行为，属于浅层次的环保行为，包括不乱丢垃圾、不破坏草木等；
而“环境促进行为”是指旅游者为促进景区环境保护而付出的“额外努力”，具有较高层次的环境行动主义的色彩，包括参加志愿者服务、环保公益活动、捐款等。本研究的乡村旅游亲环境行为是指旅游者在旅游情境中所实施的减少乡村环境负面影响或有利于乡村环境保护的具体行为，如在乡村旅游地不乱扔垃圾、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植树造林、湿地保护、善待小动物及环保宣传等推进乡村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活动。

刺激—机体—反应(Stimulus-Organic-Response，简称SOR)理论由Mehrabian和Russell在1974年提出，认为个体受到外界的某种刺激(Stimulus)，内心会产生某种情绪(Organic)，继而引发个体反应(Response)[31]。SOR理论最初被应用在环境心理学领域，后被用来研究消费者行为和消费意愿[32-33]，其有效性逐步在多个领域得到验证。在SOR框架下，外界环境作为刺激物作用于个体，对个体的认知和情感产生影响，被激发的认知与情感，最终会作用于个体的行为。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旅游怀旧视作一种刺激，人们对乡村旅游地的地方认同和心理亲近作为机体体验，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作为最后反应，其路径为：旅游怀旧(刺激)—认知与情感(机体)—亲环境行为(反应)。在“刺激—机体—反应”框架下，本研究通过对城市居民的调研，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旅游怀旧对乡村旅游地亲环境行为的正向作用，并进一步从认知和情感两个角度厘清了乡村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的决策机制。概念模型如图1，据本研究掌握的文献，这是国内首次在乡村情境下，将旅游怀旧与亲环境行为联系起来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对后疫情时代的乡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及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制定科学化营销策略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图1 研究的概念模型

(一)旅游怀旧对地方认同的影响

怀旧起初被认为是一种思乡病，其指向是某个具体的地方及其所承载的景、物与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化进程，大量村民进入城市。走入城市的原村民在体验了城市的设施先进及物质丰富后，也会与城市居民一样时常困扰于拥堵的交通、职场的压力及超长的工作时间。这些已成为城市人的原村民，对乡村的旅游怀旧，体现为对故土故人的怀念。而城市原住民对乡村的旅游怀旧，趋于对理想的田园诗般的乡村生活的向往。无论是回不去的故土，还是理想的乡村，旅游怀旧都与“地方”密切相连。Pirta等证明了怀旧对地方认同具有影响[34]；
李禹发现旅游者对怀旧旅游目的地具有强烈的地方感指向，其中地方感即涉及地方认同[35]。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 旅游怀旧对乡村旅游地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旅游怀旧对心理亲近的影响

快节奏的城市化生活和冰冷的钢筋混凝土城市建筑，给城市居民来了无形的心理压力。在此背景下，城市居民内心向往回归传统和自然，前往城市边缘的乡村，度过一段简单、悠闲的乡村时光。旅游怀旧是现代人为治愈因现代性所引致的人性的异化和分裂、人际关系的疏离、世俗化，以及心理创伤等时代病症所采取的一种手段，是现代性危机下人们对精神家园的寻求和对自身存在的追寻[36]。旅游怀旧是“回家之旅”。“家”在人们心中是最柔软、最温暖的地方。人们渴望在乡村有一个排解压力、休闲度假的第二居所，成为承载自己田园生活梦想的第二个“家”。Sharpley和Jepson认为乡村可以为旅游者提供怀旧情感体验[36]；
周宪认为旅游怀旧是以时空距离或心理亲近为基础的[37]；
Renko和Bucar认为传统乡村食物是触发怀旧记忆的前因，可以给人以温暖[38]。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 旅游怀旧对乡村旅游地心理亲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地方认同和心理亲近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旅游者在乡村开展“个体—环境”互动时，地方认同是对乡村环境系统化的信念，知识结构下的认知和思想的表达。地方认同可以增强自我认同和归属感，减少焦虑并对自我效能产生影响。产生地方认同的旅游者往往因旨在满足自我对旅游目的地的期待需求，而激活其亲环境行为。Hernández通过对地方认同在违反环境保护法等方面反生态行为的研究，发现地方认同能有效改善个人的亲环境行为[39]。Zhang等研究显示汶川地震、泥石流后九寨沟居民地方认同越高，其环境保护行为意愿越高[40]。李文明等以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的观鸟游客为研究对象,验证了地方认同显著促进了自然共情的产生，影响了亲环境行为的产生[4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 乡村旅游者地方认同对亲环境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个体对特定情况下的心理亲近会促使其在该区域表现出负责任的环境行为[42]。而此前的研究成果，也支持了旅游怀旧对地方认同有正向影响的结论。如：Spence等利用心理亲近对英国公民基于气候变化的能源使用行为意向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心理亲近越近，个体对节约能源的参与度越高，亲环境行为水平越高[43]。何贵兵等认为，心理亲近有利于决策者亲环境行为的实施，如政府在进行环保政策宣传时尽可能强调地球是大家共同的家园,所有人都是环境结果的承担者,则可能促使民众作出更亲环境的决策[44]。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 乡村旅游者心理亲近对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地方认同和心理亲近的中介作用

怀旧作为一种群体互动中普遍存在的情感和现象，Sedikides等已证明了怀旧具有积极的影响力，具有特定的激励性效果，增加了生命的意义，并通过生命的意义传递这些效果[45]。那么在旅游怀旧与乡村旅游地亲环境行为之间，地方认同与心理亲近是否会发生作用呢？在乡村旅游地，怀旧可以通过空气、食物、风俗来诱导。受怀旧情愫影响，故地重游的打算会驱使他们形成有意识的关注和提高当地环境水平的欲望[46]。地方认同是旅游者与目的地之间重要的象征联系，帮助旅游者实现自我本体表达和确认，代表一种个人心理投资。也就是说，在后疫情时代，现代人为逃避拥挤、沉闷、忙碌、紧张、疲劳的都市生活以及压力，对乡村产生地方认同，这种地方认同可能成为旅游怀旧与乡村环境积极行为之间的桥梁。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乡村旅游者地方认同在旅游怀旧与亲环境行为之间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心理亲近与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情感联系相关。乡村作为乡愁的载体，可以唤起经历了新冠疫情的人们对单纯、美好生活的遐想与回忆，使城市居民自然而然地产生安全感、信赖感与幸福感，并进一步激起其为故土或理想家园呈现绿色生态的意愿。也就是说，城市居民通过对乡村的怀念和向往，首先形成旅游怀旧，然后通过心理亲近，产生对乡村旅游地积极行为的动机，进而作出在乡村旅游地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决定。邓惠雯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情景模拟法、问卷调查法和小组工作方法等进行调研，结果表明：怀旧情感能够正向预测亲环境行为，由怀旧触发的社会距离感越近，人们的亲环境行为意向就越高[47]。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6：乡村旅游者心理亲近在旅游怀旧到亲环境行为之间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一)量表设计

本研究选取具有乡村旅游经历的城市旅游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来搜集数据。量表测量主要参考现有中外学者的成熟量表，根据乡村旅游情境适当修改。所有题项均采用Likert 7点量表。问卷共包含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旅游怀旧量表，主要参考McDonald等[8]、Wu等[10]的研究改编；
第二部分为地方认同量表，主要参考Zhang等[40]、龙江智[48]的研究改编而成;第三部分为心理亲近量表，主要参考Salzmann[49]、何伟怡[50]的研究改编而成；
第四部分为亲环境责任行为量表，主要参考Lee等[51]、张圆刚[9]构建的量表改编；
第五部分为个人基本资料。

(二)数据收集

团队成员采用网络抽样调查发放问卷，考虑到乡村亲环境行为的前提是赴乡村旅游，故本研究设定调研对象为具有乡村旅游经历的城市居民。调研样本涵盖江苏、浙江、山东、湖北、安徽、广西、河北、北京等地。问卷通过设置第一个问题“您过去6个月是住在城市里面吗?”来确定被调查者的城市居民身份。第二个问题为“您是否有过乡村旅游地经历？”前两个问题回答“是”则可继续填写问卷。问卷发放时间为2020年9月12日—9月26日，此时正值国庆长假前夕，我国新冠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全国处于旅游“内循环”逐步复苏的状态。团队共收集到726份问卷，去除非城市居民77份问卷、无乡村旅游地经历的96份问卷，第一波筛选得到553份问卷。接着，根据问卷(中部和末尾)分别设置的两个注意力测量题“这是一个注意力测试题，请在后面直接选择同意”及“这是一个注意力测试题，请在后面直接选择不同意”，第二波有117份问卷未通过注意力测试，最后得到有效问卷436份。经过两次严格筛选，问卷有效率为60.06%。筛选后的问卷，答题者为有乡村旅游经历的城市居民，且答题态度认真，回答时长在8—15分钟之间，从而保证了本研究的严谨性及科学性。

(三)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分析软件SPSS24.0与AMOS24.0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了解受访样本的基本属性及各个研究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其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乡村旅游者旅游怀旧、地方认同、心理亲近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最后，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一)数据样本构成

问卷第四部分对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特征进行了询问。如表1，其中被调查者女性比例为51.5%，男性比例为48.5%，比例基本均衡；
从年龄来看，以21—40岁的中青壮年群体为主，占总样本60.96%；
从文化程度来看，大专以上学历占75.3%，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处于中上水平；
从所从事的职业来看，以企业员工(29.21%)、专业/文教人员(27.34%)、学生(21.63%)、公务员(9.27%)人群为主；
出游方式以家人、朋友、同事同游为主，占75.2%。总体而言，调查样本涉及不同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的城市市民，兼顾了不同的出游方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区分度，符合问卷调查和本研究数据分析的基本要求。

表1 样本描述统计表

(二)验证性因素分析

信度检验，如表2所示。根据探测性因子分析结果，各个量表的α值均超过0.8；
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各个量表的组合信度(CR)均大于0.8。这说明各量表都具有较高的信度。

表2 变量、测量题项

效度检验，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一方面，各个测量量表具有较高的收敛效度：模型拟合参数为CMIN/DF=3.779,RMSEA=0.092，CFI=0.924，TLI=0.901，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在0.01的水平上均显著，且大于0.8(见表3)；
各变量平均方差抽取量(AVE)都大于0.7(见表3)。另一方面，4个变量的AVE的平方根都大于其他因子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这表明各个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他们之间的相关系数

(三)模型整体拟合检验结果

为检验研究假设，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模型拟合指数为CMIN/DF=3.246，RMSEA=0.099，CFI=0.937，TLI=0.920，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模型可以接受。

(四)结构模型路径检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表4、表5的整体模型路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旅游怀旧对地方认同的影响：路径标准化系数为0.454，t值为6.81，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准(p<0.001)，与H1的预测一致，具有正向的影响，因此，假设H1成立。

2.旅游怀旧对心理亲近的影响：路径标准化系数为0.512，t值为8.05，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准(p<0.001)，与H2的预测一致，具有正向的影响，因此，假设H2成立。

3.地方认同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标准化系数为0.164，t值为1.58，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准(p<0.001)，与H3的预测不一致，不具有正向的影响，因此，假设H3不成立。

4.心理亲近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标准化系数为0.370，t值为3.77，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准(p<0.001)，与H4的预测一致，具有正向的影响，因此，假设H4成立。

5.地方认同在旅游怀旧到亲环境行为中的中介效应：由于地方认同对亲环境行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即H3不成立，因此无须检验“旅游怀旧→地方认同→亲环境行为”路径的中介效应，因此，假设H5不成立。

6.心理亲近在旅游怀旧到亲环境行为中的中介效应：本文采用Preacher等推荐的Bootstrapping方法[52]，检验心理亲近在旅游怀旧和亲环境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旅游怀旧→心理亲近→亲环境行为”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路径95%的置信区间都没有包括0，说明心理亲近中介了旅游怀旧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此，假设H6成立。

表4 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结果

表5 Bootstrapping中介检验结果

(一)结论

基于SOR的框架，本研究尝试探究后疫情时代旅游怀旧对乡村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主要得出以下四方面结论。

1.旅游怀旧对地方认同和心理亲近的效应均达到显著，表明在乡村旅游地，旅游怀旧是地方认同和心理亲近重要的前置变项。怀旧作为当代人普遍的心态及社会现象，在乡村旅游地表现突出。后疫情时代，城市居民越是旅游怀旧，其对于乡村的地方认同和心理亲近的影响也越大，且旅游怀旧对心理亲近的影响高于对地方认同的影响。本研究支持了学者Akgün等[21]及Cho等[53]关于怀旧和地方性紧密联系的研究。

2.地方认同对亲环境行为的数值，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准，说明后疫情时代旅游者对乡村旅游地的地方认同，并不能有效影响其在乡村的亲环境行为。该结论与学者Zhang等研究显示汶川地震、泥石流后九寨沟居民地方认同越高[40]，其环境保护行为意愿越高，及学者李文明等以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的观鸟游客为研究对象，验证了地方认同显著促进了自然共情的产生，影响了亲环境行为的产生的研究结论相左[41]，与曲颖等以三亚的国内大众游客为样本，发现地方认同发挥亲环境驱动负效应的研究结论也存在不同[46]。

3.心理亲近对亲环境行为具有直接正向的影响，表明后疫情时代心理亲近相对于地方认同，在促进乡村旅游者亲环境行为中，作用更大。心理亲近，不仅能影响旅游者对乡村的感知，还会影响对乡村的审美、理解、解释及行为。本研究与Jorgensen等对美国湖滨旅游地的研究[24]、Xu等对南疆旅游地的研究[54]结果一致，均表明了心理亲近在旅游者行为意向的影响机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本研究从乡村旅游地的情境，再次证实了心理亲近对乡村亲环境行为的重要性。

4.心理亲近优于地方认同，在旅游怀旧到亲环境行为中发挥了中介效用，即旅游怀旧通过心理亲近对乡村旅游地的亲环境行为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地方认同在两者之间未发挥中介作用。对于地方认同未发挥作用，曲颖认为可能是差异化情境激活了不同自我概念的维度所造成的[46]。本研究认为地方认同是旅游者自我本体的表达及对目的地价值的确认，代表旅游者的一种心理投资。既然是心理投资，难免会对赴乡村参与亲环境行为安全感的评判及所付出的精力、财力进行计量，所有的付出成本会有一个心理阈值。一旦超出这个阈值，就会失去亲环境行为的动力。研究表明，后疫情时代虽然旅游者对乡村旅游地有认同，但未达到不计成本去参加乡村环保主题的社会公益活动及志愿者活动的程度。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者日常需承受工作加班、职场竞争、家庭房贷及子女教育等多重压力，闲暇时间严重不足，有限的休闲时间难以满足乡村亲环境行为实施的时间需要。本研究的结论，也从另一侧面回答了学术界关于地方认同在亲环境行为驱动方面无效应或负效应的疑惑。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理论贡献之一是，首次以乡村旅游地为研究视角，提出旅游怀旧是亲环境行为发生的重要前因。乡村旅游地亲环境行为是生态可持续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之前的研究忽视了旅游怀旧在中国广大乡村的生态可持续实践中的作用。此前的研究集中在遗产旅游地，强调旅游怀旧是与遗产旅游相关，本研究建议扩大旅游怀旧的研究视野，将旅游怀旧视为现代旅游的一个方面，关注以不同旅游地为主导的旅游者的怀旧体验与实践。本研究揭示了旅游怀旧在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价值，有助于旅游怀旧理论的发展，也为亲环境行为研究增加了更多的微观层面的理解。

其次，将SOR理论拓展到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的研究中，并再次验证了其科学性。本研究中，将旅游怀旧视作一种刺激，人们对乡村旅游地的地方认同和心理亲近作为机体体验，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作为最后反应。基于SOR的刺激(旅游怀旧)—机体(认知与情感)—反应(亲环境行为)研究框架，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旅游怀旧对乡村旅游地亲环境行为的正向作用，并进一步从认知和情感两个角度厘清了乡村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的决策机制。

再次，通过分析地方认同和心理亲近两个变量，对旅游怀旧对乡村旅游地的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本研究揭示了心理亲近在两者之间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研究结果支持了Massara等[42]及Xu等[54]的观点，即心理亲近具有积极的影响力，丰富了心理亲近研究的边界。同时，对地方认同不能显著影响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探讨，提出后疫情时代旅游者对目的地安全感的感知及付出时间、精力、财力，存在着一个心理阈值的观点，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

(三)实践贡献

本研究对于后疫情时代坚持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可持续旅游已成为旅游实践中公认的流行词。我国的乡村振兴，从发展角度来看，不仅包含乡村经济的繁荣，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宜居环境也是其重要内容。中国广袤的乡村是实现绿色生态目标的关键阵地。环境保护任务任重道远。本研究契合当代大众乡村旅游倾向增强的趋势，描绘了后疫情时代旅游怀旧对乡村亲环境行为的微观图景，有利于可持续旅游发展目标的实现。

(四)管理启示

第一，做强做精乡村怀旧感。总体上看，旅游怀旧是促进乡村旅游地亲环境行为的重要前因。在本研究中，旅游怀旧是旅游者赴乡村旅游及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前置诱因。所以，乡村旅游目的地需迎合当代旅游者对自然清新、生态绿色、健康卫生、淳朴悠闲的乡土家园的向往，根据当地乡村风俗文化传统，因地制宜地发掘乡村特色产品的怀旧基因。乡村建筑及装饰材质力求绿色环保、可回收再利用；
乡村传统食物原料力求野生有机、制作工艺原汁原味；
乡村地方风俗保护力求文化个性、演绎形式生动活泼。符合现代都市人的乡土审美，营造浓郁的旅游怀旧气息，提升乡村旅游地亲环境行为的原动力。

第二，重视心理亲近的营销。根据本研究结论可知，心理亲近是旅游怀旧及乡村旅游地亲环境行为的重要中介，并直接对亲环境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后疫情时代，乡村要抓住“安全感”“乡愁”“童年记忆”等能拉近城市居民与乡村心理亲近的点，加强城市居民对乡村的情感依恋。在健康养生、家庭休闲、亲子农事、田园乡居，以及民俗风情等旅游项目及产品中，植入维护我们共同的乡土家园元素，使旅游者萌发一种与乡村自然环境、乡村原住民更加亲密的联结感，带来亲环境行为的实施。

第三，打造面向未来的乡村。绿色生态旅游是一个面向未来的社会议程，意味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和环境发展的长期能力。乡村生态在我国整体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旅游怀旧对乡村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乡村旅游开发者、管理者、经营者及普通居民，应认真考量怀旧与亲环境行为的逻辑关系，纳入日常的服务思路、模式及流程中。对过去的怀旧基因进行良好管理，对亲环境行为进行合理引导，开展如保护母亲河、小小植树家等活动，为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贡献力量。

(五)研究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团队成员采用网络抽样调查发放问卷，采用自我报告测量的横断面研究法。虽然问卷要求受访者根据其在乡村旅游地的真实状态填写题项，但仍可能存在泛化问题。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实验、纵向或混合设计来获得更高的效度。

第二，本研究是从有乡村旅游经历的城市居民角度获取调查数据，调研的城市居民区域虽然涵盖江苏、山东、浙江、湖北、广西、河北、安徽、北京、上海等地，但55%的受访者为江苏城市居民，江苏在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高水平，且江苏遭受的疫情较之其他部分地区较轻，城市居民的旅游怀旧与乡村亲环境行为倾向可能与其他地区存在一定差别。未来可扩大采样地区和对象，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本研究。

第三，对于心理亲近的中介作用研究，本研究验证了后疫情时代心理亲近在旅游怀旧与乡村旅游目的地亲环境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而对于地方依恋、情感体验等其他也可能会发挥一定的中介作用的因素，未做探讨，这些都是未来可以开展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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