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提升研究

涂双滨

社会服务是高校的基本职能之一，向乡村提供人才服务和智力支持是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其主要表现为知识的流动和嵌入，这一过程被空间经济学称为“知识溢出”。易巍等研究指出“高校主要通过成果转化、科技服务与合作研发等知识溢出途径促进自身的基本职能实现”。[1]江峰在研究高校知识溢出实现路径与绩效关系时指出“高校知识溢出绩效受主体因素、关联情境因素、知识溢出时间因素的影响。”[2]解涛等研究发现“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知识溢出意愿不强、溢出渠道不畅、吸收能力弱化和知识供需不匹配等问题影响高校知识溢出乡村的效率，从而阻碍乡村振兴的知识化进程。”[3]陈宇等在距离对“高校—农村”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中指出知识距离和文化距离对知识溢出的绩效均有显著的负作用。[4]郭韧等人的研究指出技术先进与技术落后的地区存在“知识缺口”，知识接受方是否有能力接受知识的溢出，会影响知识溢出过程。[5]从研究现状看，近年来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知识溢出相关研究已逐步得到社会的关注，高校知识溢出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的战略进程。同时，乡村振兴为高校知识溢出提供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实践平台，有效促进了高校社会服务职能实现和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也看到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过程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溢出渠道不够顺畅、溢出效率不高、溢出实效不强等问题。因此，研究新时期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问题并提出解决策略，有助于进一步增强高校知识溢出的实效，助推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化进程。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福建省5所地方本科高校657名师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软件平台进行问卷发放与统计，共发出问卷657 份，收回有效问卷651 份。同时，根据研究需要，以闽东和闽南的部分村民作为访谈对象，制定了《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情况调查》访谈提纲，并对访谈结果进行汇总。通过问卷和访谈，为研究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提供数据支撑。

（二）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的现状调查分析

1.关于师生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满意度的调查与分析

从问卷调查的数据看（如图1 所示）：17.4%人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表示“很满意”，15.3%的人表示“满意”，29.3%的人表示“比较满意”，38%的人表示“不满意”。虽然师生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表示“不满意”的比例不是很高，但是这说明当前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还是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从深度访谈的结果看，大部分的村民认为导致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满意度不高的原因是“师生服务的意识不强”“乡村与高校对接不够”“溢出的渠道不够顺畅”等。

图1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知识溢出效率的满意度

2.关于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主要影响因素的调查与分析

从问卷调查的数据看（如图2所示）：20.7%的人认为影响知识溢出效率的主要因素是“高校的知识溢出意愿”；
20.3%的人认为是“乡村的吸收能力”；
20.2%的认为是“乡村的知识缺口”；
19.4%的人认为是“知识溢出的渠道”；
18.6%的人认为是“高校与乡村的距离”。说明影响高校知识溢出效率的因素比较复杂，包括高校知识溢出意愿、吸收能力、溢出渠道、知识缺口和距离等。从深度访谈的结果看，大部分的师生认为高校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的吸收能力是关键”，它决定了高校向乡村知识溢出的总量。同时，“高校与乡村的距离”对高校知识溢出效率有反向促进作用，距离越大，越不利于高校知识溢出。大部分村民认为，他们具备的知识有限，急需高校的指导。另外，他们也期望能获得更多来自高校的知识和技术。

图2 影响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的主要因素

3.关于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知识溢出效率低的主要原因调查与分析

从问卷调查数据看（如图3所示）：29.7%的人认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个人压力大，具有选择理性”；
27.8%的人认为“农户的知识存量较低”影响知识溢出效率；
26.5%的人认为“农户的吸收能力较弱”会影响知识溢出效率；
仅7.3%和8.7%人分别认为是“高校师生的服务意识较低”和“农村的需求不高”。说明“个人的选择理性”“农户的知识存量”和“农户的知识吸收能力”是导致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知识溢出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同时，从访谈结果看，大部分人认为“个人的压力”和“农户的知识吸收能力”对知识溢出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个人压力越大或压力越小，都不利于高校知识溢出。

图3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低的主要原因

（三）关于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低的成因分析

刘小怡将X（低）效率理论引入教育领域，指出：“高校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组织，其内部运行中同样普遍存在低效率的问题”。[6]运用哈维·莱宾斯坦X（低）效率理论[7]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低的成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多层“委托代理”、溢出渠道不畅、溢出意愿不强、吸收能力弱化、溢出个体具有选择理性以及溢出过程存在惰性特征等是导致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低的主要成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溢出过程存在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导致溢出渠道不畅

一是从外部纵向分析，政府、高校与乡村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滕建河在高等教育X（低）效率研究中指出：“有合作的地方，就存在委托代理关系”。[8]从外部纵向看（如图4所示）：第一层主要是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承担着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保障教育有效供给，推进乡村振兴的职能。而知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素，政府在整合各方面教育资源后委托高校进行知识、人才和智力服务，无形中政府成为知识溢出的“委托人”，而高校成为了政府的“代理人”。第二层主要是高校与乡村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高校作为知识的生产者，需通过乡村提升知识吸收能力，吸收好来自高校溢出的知识，方能实现产教融合。显然，高校成了知识溢出的“二级委托人”，乡村成为高校的“代理人”。第三层主要指政府与乡村的间接“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主体，委托高校，将乡村振兴急需的知识、人才、信息与技术等资源传导到乡村，高校在其中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图4 高校知识溢出过程的多层“委托代理”链

二是从内部横向分析，高校与乡村间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刘小怡在研究X 效率理论对提高高校内部运行效率的借鉴意义中指出：“作为委托人的高校和作为代理人的教师在目标利益上并不总是一致的，而且通常是不一致的”。[9]在高校内部，由于受科层制影响，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知识溢出的过程存在明显的层级“委托代理”关系。高校领导层将乡村振兴急需的知识和人才供给任务下达给具体的二级学院，二级学院委托具体的专业教师、农业专家将知识、人才、信息和技术等资源传导到乡村。在乡村内部同样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由于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农户无法直接吸收来自高校溢出的知识，只能委托与之相匹配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接受来自高校的知识、人才、信息和技术。不管是高校还是乡村，都希望最大限度地发挥组织优势，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增强主体意识，让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实现知识溢出与知识吸收效益的最大化。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博弈基础上，当“委托代理”双方利益受损时，就会引发彼此间的摩擦，导致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渠道受阻，从而影响知识溢出的效率。

2.溢出主客体存在“惰性特征”，导致溢出意愿不强、吸收能力弱化

X（低）效率理论认为：“人是具有惰性特征的，人的惰性特征是产生X（低）效率的根源”。个人努力程度与满足程度之间存在三种特殊关系（如图5所示）：当处于Region1时，个人的努力程度与获得的满足程度成正比；
当处于Region3时，个人的努力程度与获得的满足程度成反比；
当处于Region2时，个人的努力程度与获得的满足程度存在特殊关系，当个人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满足程度会趋向一个固定值，此时Region2 出现一平顶区，无论个人如何努力，获得的满足程度会出现均衡现象，X（低）效率理论称该区域为“惰性区域”。

图5 X（低）效率中的惰性区域示意图[4]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知识溢出过程同样存在符合弗朗茨提出的三个不同区域。解涛等[10]研究指出高校的知识溢出意愿对知识溢出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高校是否愿意将知识传输给乡村，实际上反映了高校对知识泄露程度的担心，担心程度越小，意愿就越高，溢出绩效就越大。当人的努力程度处于Region1时，即高校知识溢出的初始阶段，在政府政策、资金的大力支持下，高校师生参与服务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高，知识溢出的意愿较强，师生的个人努力与满足感成正比。郭韧在知识溢出的测度研究中发现，知识溢出的时间具有规律性，随着时间增加知识溢出会趋向一个固定值，这是因为溢出的旧知识不断老化与新知识不断溢出间此消彼长、相互作用的结果（如图6所示）。

图6 知识溢出与时间的关系变化图

当人的努力程度处于Region2 时，即知识溢出主客体的综合作用阶段。在这个阶段，高校通过加强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激发科研服务潜力，增强师生服务乡村振兴知识溢出的意愿，助推产学研合作和科研成果转化，促进显性知识在乡村传播和扩散，从而满足师生个人的需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知识溢出中的隐形知识的隐秘性和复杂性，逐渐难以引起知识接受客体乡村的吸收意愿，显性知识和隐形知识二者此消彼长，知识溢出的效率、溢出量和满足度却趋向一个固定值。这时知识溢出的状态进入“惰性区域”，知识溢出主体高校和接受客体乡村各个群体呈现“惰性特征”。罗杰·费朗茨[11]研究指出一个人在他的惰性区域工作，他将抵制改变他的努力水平。因此，“惰性区域”的出现挫伤了各群体的工作积极性，导致高校知识溢出的意愿减弱。当人的努力程度处于Region3 时，即知识溢出客体乡村对知识的吸收阶段。李晏等[12]对吸收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中指出，提高企业的绩效，需要提高自身的吸收能力，吸收外部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满足消费者更多的需求。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合作组织和村民对高校知识溢出表现出较强的吸收意愿，在需求的驱动下，他们对知识溢出绩效充满较高的预期，特别是一些曾与高校有过合作经验的个体户，接受知识溢出的积极性更高。同时，由于大多数农户和村民文化水平都不高，吸收知识的能力较差，自然提高农产品的“知识含量”的效率也不高，导致农业回报率降低，久而久之，他们对接受知识的意愿和满意度也逐渐降低。因此，这一阶段呈现出随着努力程度增加，满意度程度逐渐降低的状态。

3.溢出个体具有“选择理性”，导致溢出活力不足、溢出效率较低

1985 年哈维·莱宾斯坦对约克斯·道逊法则进行了改写，提出人的压力与工作绩效存在如下关系（如图7所示）：“当一个人处在较低压力或较大压力状态时是难于做好工作的，要想达到工作效率最优，必须寻找一个‘中间压力点’PM，当压力点处于PM时，个人会获得最优的工作绩效，即X（低）效率达到最小化。”[13]

图7 改写后的约克斯·道逊法则关于压力与绩效的关系图[5]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知识溢出过程同样存在符合改写后的约克斯·道逊法则关于压力与绩效的关系。当人的压力处于O～PX时，由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高校专技人员、农业专家等个体服务乡村振兴的意识不断增强，帮助乡村农户开展技术培训、科技指导、政策咨询等方面的积极性较高，知识溢出意愿较大，产生的知识溢出的绩效和效率也越好。在政府的引导和满足自身需求的驱动下，乡村各主体迫切需要吸收来自高校的知识和技能，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因此，便产生努力付出的压力和动力。压力和动力越大，乡村各主体接受知识的意愿越强烈，越有利于促进高校知识溢出效率的提升，知识溢出的绩效就越好。张爽等[14]在对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研究中发现，知识吸收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创新绩效。叶传盛等[15]在研究产学研协同、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指出，知识吸收能力在产学研协同与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当人的压力处于PX～∞时，知识溢出的绩效随着压力增大而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高校专技人员、农业专家等个体受到知识存量、距离和信任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参与服务乡村振兴知识溢出的积极性受挫，导致产生知识溢出的效率降低。对于乡村而言，由于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乡村组织接受知识溢出的动力会受到农户、村民自身知识水平、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一旦高校向乡村溢出的知识、信息、技术与乡村吸收能力不匹配，就会给乡村知识吸收个体造成工作压力，进而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影响高校知识溢出的效率。因此，压力过大或者压力过小均不足以产生最优的工作绩效，高校与乡村在合作上应寻求最优压力点PM，从知识溢出意愿、溢出距离、溢出渠道以及吸收能力等方面合理调控压力，从而克服由于人的压力和选择理性带来的X（低）效率。

（一）规范“委托代理”，提升乡村的吸收能力，有效畅通知识溢出的渠道

针对“高校—政府—乡村”间“委托代理”各方利益受损时，会造成溢出渠道受阻，从而引发彼此间的摩擦，产生来源不明的X（低）效率问题。高校作为知识溢出主体应主动发挥作用，主动融入乡村振兴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完善涉农人才培养模式，为知识溢出提供人才支撑。要通过改善知识供给，提高与乡村的知识供需匹配程度，提升乡村的知识吸收能力，从而有效畅通高校服务乡村的渠道。作为政府部门应积极发挥监管作用，从外部纵向规范“高校—政府—乡村”的“委托代理”关系，减少各环节的利益受损，提高知识溢出的效率。同时，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建立“高校+农技推广体系”，从而实现高校服务乡村的社会服务职能。由于影响乡村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农户等个体的知识水平；
二是乡村对知识的承载能力。因此，高校和乡村要从内部横向规范或规避层级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克服人的选择理性，调动各层级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增强知识溢出的意愿，拓展高校功能价值的开发广度，拓宽乡村农业增值增效的深度，逐步提升乡村的知识吸收能力，最大限度降低“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X（低）效率，从而有效提升高校服务乡村知识溢出的效率。

（二）合理管控压力，增强知识溢出意愿，有效激发知识溢出的活力

从X（低）效率理论分析结果发现知识溢出阶段的意愿强烈程度决定了知识溢出绩效的大小。溢出意愿越强烈，溢出绩效越高，效率也越好。同时，由于X（低）效率理论提出“人是具有选择理性的”，合理的管控人的压力，有助于克服人的选择理性和惰性。因此，在知识源、知识溢出过程和知识吸收三个不同阶段，要采取不同措施，合理管控各类群体的工作压力，正确处理各类群体的努力程度与满足程度的关系，合理调适人的压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使二者达到最优状态，从而增强知识溢出的意愿。一方面在服务乡村振兴知识溢出过程中，高校要进一步引导师生增强服务乡村振兴的意识，激发工作潜能和服务热情，加强科研创新，深度推进产学研合作和科研成果转化，促进显性知识在乡村传播和扩散，将“论文写在中国农村大地上”，让更多知识和专利“落地生根”。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选派科技特派员助农、开展乡土技能培训和搭建村企合作平台等方式，加强农民自身建设，提升农民知识水平和技能，让农民更多分享高校知识溢出带来的增值收益和红利，不断激发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大限度克服人的选择理性和惰性特征，激发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知识溢出的活力。

（三）运用推拉激励，缩短知识溢出距离，缩小知识缺口，有效增强知识溢出的实效

从X（低）效率理论分析结果发现：知识缺口越大，作为吸收方的乡村各个群体压力就越大，产生的工作绩效就越小。同时，高校与乡村间距离越小，越有利于知识溢出过程的实现，知识溢出的效率就越好。反之，距离越大，溢出双方的差距越大，越不利于知识溢出过程的实现，知识溢出的效率就越低。说明缩短知识溢出距离和缩小知识缺口有助于提升知识溢出的效率。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引导，运用外部推力激励，引导乡村主动对接高校，依托高校知识、人才、技术优势及研发能力，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提升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的知识吸收能力，缩短乡村与高校的知识差距，缩小知识缺口，从而有效提高乡村与高校的知识匹配度；
另一方面，高校和乡村要运用内部拉力激励，加强彼此间的交流合作，努力突破二者在时间、空间、地理和文化等方面的距离局限，发挥高校专业知识优势，引导有条件的乡村在休闲农业园建设农事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将知识由大学课堂引流到农村田间地头。同时，加快推进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新兴学科建设，充分利用大数据、5G 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业态，加强产学研合作，建立长效机制，从而有效增强高校知识溢出乡村的实效。

运用哈维·莱宾斯坦X（低）效率理论，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数据，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多层“委托代理”、“溢出主客体存在惰性特征”以及“溢出个体具有选择理性”等是导致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低的主要成因，而溢出意愿、吸收能力、溢出渠道、知识缺口和距离是影响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知识溢出X（低）效率的主要因素。基于此，从规范“委托代理”、合理管控压力和运用推拉激励等方面提出解决对策，为提升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知识溢出效率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政策建议。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效率提高问题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特别是各影响因素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作用机制等问题的研究也将成为今后研究的新视角。

注释:

[1]易巍、龙小宁：《高校知识溢出对异质性企业创新的影响》，《经济管理》2021年第7期。

[2]江峰：《乡村振兴战略下高校知识溢出的实现路径与绩效研究》，《菏泽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3]解涛：《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农业现代化》2019年第3期。

[4][11]陈宇、肖璐：《距离对“高校—农村”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科学学研究》2017年第5期。

[5]郭韧、丰吉闯：《影响知识溢出的测度指标研究》，《商场现代化》2007年第34期。

[6][9]刘小怡：《X效率理论对提高高校内部运行效率的借鉴意义》，《教育与经济》2006年第3期。

[7][美]弗朗茨：《X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4-5页。

[8]腾建河：《高等教育X低效率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10]解涛、杜建国、许玲燕：《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溢出绩效影响因素研究》，《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11期。

[12]李宴、杨保军：《网络嵌入、吸收能力与企业绩效——基于甘宁青老字号企业的实证研究》，《管理现代化》2022年第1期。

[13]俞文钊：《现代激励理论与应用》，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0-241页。

[14]张爽、陈晨：《创新氛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科研管理》2022年第6期。

[15]叶传盛、陈传明：《产学研协同、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科研管理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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