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愤著书”看两汉书信的文论价值]发愤著书

时间：2019-01-28 17:53:03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书信体文论，作为中国文论的言说方式之一，在中国文学批评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极具深刻性、自由性、亲切性，所涉领域相当广泛，凡专题性文论中所论及的问题，在书信体文论中都有所涉猎。
　　中国书信体文论是一个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它有自己产生的客观历史原因，有自己的演变轨迹和发展方向，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在各个历史阶段有其关心的不同文艺主题，但又不是孤立无援的独立体，它有自己的历史继承性，不割断历史，但又不囿于传统，而是随着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及文学本身的发展而发展，本身有其发展的历史规律性。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国书信体文论由简单到复杂，由雅到俗，由传统到现代，由中学为主走向中西融合，成为中国文论体系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两汉时期以书信体的形式来谈文学是中国书信体文论的萌芽，已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发愤著书说”的理论。这一理论对以后的文人及其文论特别是书信体产生重要影响。
　　一、“书信”概念界定及特点
　　书，《说文》曰：“书者如也。”书就是写字的过程。一般而言，书信是一种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应用文书。是我国古代常用的文体形式，是人们用来表达感情、述说事理的工具或手段，是用语言文字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和进行思想感情交流的一种媒介（纸质或其他介质）。书信的突出特点是表达感情真挚，表达方式自由，具有广泛性、实用性、灵活性等优点，即其写作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其内容驳杂，几乎什么都可以书写；其实用价值极高。中国古人根据写作材料、书写工具、通信对象等的不同对书信有多种不同的称谓，构成了书信的别称，如“书”、“简”、“札”、“笺”、“启”、“帖”、“表”、“疏”、“函”、“状”、“教”、“移”、“上书”、“奏议”、“封事”、“尺牍”、“尺素”、“尺翰”等等。
　　书信体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文体形式，由于其传递信息直接、表达感情真挚、言说方式自由，深受大众喜爱，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文体形式之一。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书信既深深根植于现实生活，又清晰传达某种情感，乃至于经过长时间的流传而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文体样式――书信文体，从而成为古代文论家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和使用方式。
　　用书信的体裁阐释文学学术问题的文论属于书信体文论。这种文论往往率性而为，纵情而论，感情丰富，情感真切，可以使批评者摈弃刻板枯燥的文体束缚，把问题说得深入浅出；另外，它还因为是批评家的双向或多向交流与碰撞，思想的交流与激荡又能够使对问题的探讨更加具有延展性，从而使文学批评更加深入、广阔。
　　在古代文论中，书信这一文体形式曾经受到过文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概括了书信的发展渊源及文体特征，评品了历代文人的书信名篇。刘勰说：
　　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扬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贵在明决而已。
　　又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杨恽的《报会宗书》等，说他们“志气盘桓，各含殊采”，对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称以“志高而文伟”。刘勰总结“书信”这种体制，本在于把话说透彻，是用以舒散郁积的心情，表达美好的言行；因此，应该条理畅达而放任志气，从容不迫而悦其胸怀。能够条理畅达和从容不迫，就有效地发挥相互赠答、交流思想的作用了。刘勰认为书信最大的功能是使人“明决”、“乃察”，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思想、传递感情的重要工具之一。
　　本文试图选取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书信进行题材分析和类型研究，概括总结出书信体文论的特征及语体特色，寻找书信体文论的历史价值所在。
　　二、两汉书信体文论的特征及文论价值
　　1、作品论
　　两汉时期以书信体的形式来谈文学可谓书信体文论的萌芽，代表人物主要是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提出了“发愤著书说”的理论。他在信中说：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报任安书》总结出了“发愤著书”说的文艺理论。所谓“发愤著书”，意即：作家由于身处险恶的环境之中，不能实现自己的事业理想，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往往发愤著述,以发泄心中的愤懑，寄托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司马迁的《史记》中的许多传记记载了一些历史人物，由于政治环境和其他环境的艰险困厄，其理想抱负不能实现，就常常以著书来寄托理想和信念。特别是《屈原列传》中，写屈原由于受奸佞小人的迫害和昏乱君王的放逐，满腔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只能在其《离骚》和其他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苦闷，抒发自己的愤懑，最后自沉汨罗而死。这是“发愤著书”的一个典型代表。至于司马迁本人，也由于受到汉武帝的迫害，屈辱愤懑之情无以发泄，只能忍辱含垢，最后发愤写成《史记》，表彰正义,鞭挞黑暗,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这也正是他自己的“发愤著书”说的最好实践。
　　明清之际大思想家黄宗羲将“发愤著书”说提到了一个更高的角度来认识：认为社会的动乱，正是“发愤”的根源，优秀作品的温床。他在《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一文中说：
　　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之在平时，昆仑旁薄，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鬯浃于幽遐，无所见奇。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
　　“发愤著书”说是在总结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鸣”的前提是“不平”，作家“鸣”之前心境上的不平，是“为事物是非相感发”（《送王秀才序》），使之产生喜怒哀乐的情感，从而产生“鸣”的欲望，正如《礼・记》说的“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得志而“鸣国家之盛”，失意而“自鸣其不幸”，两者都是“不得其平则鸣”。“不平则鸣”具有“反和而行”的意蕴，不仅发挥了《淮南子》的“情发自然说”，继承并发展了司马迁“发愤著书”（《报任安书》）
　　司马迁的书信体文论充满强烈的抒情性，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生动形象，富有节奏感和诗性之美。
　　2、作家论
　　品文实则论人也是汉代书信体文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汉代书信不仅论文，还“论人”亦即论作家。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一开头就提到汉人班固与弟书论傅毅。文章开头说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批评了傅毅下笔繁冗、不知自休的坏毛病。汉代以书信的方式论及作家的例子虽然不多，但班固仅以此一《与弟超书》，便开启了后世书信论人的先河，在以后的书信中，论人的文章比比皆是，如曹丕的《与吴质书》是典型的书信体文论，属于作家论一属。曹丕品评作家，语言简约，论述精当，言简意赅，意义丰约。他在立论上有几个显著的特色：
　　指出作家擅长的体裁。如说：“琳、�之章表书记，今之�也。”
　　揭示作家写作的优缺点。如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致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辨析作家的风格特色。如说：“刘祯壮而不密。”
　　比较古今作家的成就。如说：“王粲长于辞赋，……，虽张、蔡不过也。”
　　评骘作家的品德。如说：“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为彬彬君子者矣。”
　　推崇作家的才学。如说：“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
　　这些观点，是曹丕对当代文人的切身观察，�有时空隔阂，自然较确切而精当。同时，曹丕又极力避免让自己犯下自己所谓“文人相轻”的习气，颂美重于指瑕，推崇过乎贬斥之意也可见，同样也较具客观性。这些是汉代书信的延续和发展，其光彩更加彰显出汉书信在文学和文论界的重大贡献和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至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李建中主编，刘金波著.礼以节情乐以发和[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3]柏秀叶.论汉魏六朝书信的文学特色[J].渝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双月刊），2001.
　　[4]赵俊玲.论《文选》所收建安时期书信[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作者简介：刘肖溢（1967-）女，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文艺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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