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之浮桥_梦之浮桥与精神故园

　　【摘要】川端康成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时隔26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再次代表日本民族获得这一世界性的荣誉，再次引起轰动。川端康成对日本物哀美学的继承和发扬使得他专注于自然风物的描摹，传神传情而又内涵丰富，大江健三郎的森林山谷是他纯净的故乡，是童子的栖息地，是他始终想回归的安宁之地。本文从多个方面比较、分析二者描写自然风物与森林山谷的意图及异同。
　　【关键词】自然风物；无常感；回归；森林意识
　　
　　川端康成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是日本传统美学之物哀美的自觉实践者。大江健三郎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他营造了一个森林山谷的安全地带，也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他谴责战争，为冲绳代言，为人性呼喊。川端笔下的自然风物是他的梦之浮桥，大江笔下的森林山谷是他永恒的故园，他们是相似的，然而又是那么的不同，他们是日本文学史上两道独特的风景。
　　
　　一、“物哀”美学传统及其对两位作家创作理念的影响
　　
　　日本民族的美学意识来源于大自然，也由大自然的风物所规定、所影响。在他们看来，自然即美，大自然就是美的本源、美的蓝本、美的极致。从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开始，日本的作家开始表现出明显的“物哀”美学理念，“物”即自然物象，“哀”即自然物象引发的情思，由于这种情思常常带有淡淡的感伤色彩，便有了“哀”的概括。因此“物哀”并不仅仅表达一种“哀伤，忧郁”的情感，它是一种内敛的、自然生发的情感思绪，它凝结在作家的内心里，借由自然风物的形式，一被触及，便释放出来，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
　　川端康成对日本“物哀”美学的传统理解颇深，他曾说：“以雪、月、花几个字来表现四季时令变化的美，这是包含了山川草木、宇宙万物、大自然的一切，以至人的感情的美，是有其传统的。”①他也毫不回避自己与这种传统深深的眷恋和皈依，在一篇散文中，川端这样表述自己的创作偏好，“在小说家中，我是属于喜欢写景色和季节的。自然，它是我的感受的借助之物，风景充满了幻想和象征。日本人的“悲哀和哀伤本身融化了日本式的安慰和解救”。②
　　与川端康成相比，大江健三郎理解的“物”并不具备有明显的季节动态感，而是更直接指向森林山谷这一静态实体。日本古代先民的世界观常常基于对自然的解释。正如人们所说的草木会说话一样，先民们可以在遍布于周围的树木中发现精灵，将其作为降附于斯的神灵。在古老的日本原始神道信仰中，就有一种叫做“依代”的说法，日本先民相信神灵通常依附于常绿树木和岩石等物体上。因此，那些先民们将树木作为自己的重要图腾之一，把大自然中无法解释的神秘事件的恐惧感寄托于森林和树木。从而产生了有关森林的原始神话和次生神话。
　　某种意义上说，森林的神话世界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融于一体，互为指征的。他在接受采访时就说过：“四国的森林峡谷之村――是我可爱的故乡……我的一切情感皆来源于此。……在不断创作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在小说中描绘的世界不知不觉地成为支撑我的精神力量，四国的森林则成为我创作的源泉。与现实中的森林峡谷相比，我把作为神话世界而想象的森林视为向往的理想之国。”
　　
　　二、自然风物：川端康成的梦之浮桥
　　
　　（一）寓于季节交替的心绪变幻
　　在川端康成的小说中，季节变化、风花雪月总是和人的情感变化、情绪体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雪国》的季节描写里，作家把人物的感情、思绪融入寒冬、初春、深秋一系列的季节变迁中，让它们相伴而生。岛村和驹子的初次相遇发生在初春时节的雪国，川端此处描写了雪国新绿的美丽景色，其中蕴含着岛村对驹子纯净品质的体味以及驹子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渴望，进一步烘托了驹子的纯真美丽，唤回了岛村“容易失去的真挚感情”。后来驹子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认真生活的态度让岛村感受到一种“徒劳”和虚无。雪国寒冬的雪夜描写表现了驹子为了生存的挣扎抗争，感情付之虚无的悲凄之绪以及岛村实在冷漠无动的内心世界。情节的发展如此契合着季节的变迁，情感也自然融入其中。小说的最后，主人公的最后一次见面发生在深秋季节，秋虫、枯草、月夜、星河反复出现，暗示了岛村与驹子的最终离别以及岛村的“人生徒劳”的自始至终贯穿他精神的意念。
　　（二）寓于物象中的生命意识
　　无常感和宿命论支撑着日本人的生活以及心理，自然和风物是它的形式和手段。川端康成在散文《哀愁》中做关于音乐美术和写作的梦有这样的话：“我在梦中写作，似乎比醒来在现实中写作更富有美感。因此，一觉醒来，颇感惊奇。自己感到慰藉，莫非自己内心还有可以汲取的源泉？同时自己也感到哀伤，归根结底自己基本上掌握不了人生的长河。诸如在梦中写作，本来就是荒诞无稽，但也不能断言就看不见裸体的灵魂在翱翔的丰姿。”③可见作家时常被一种无常感所萦绕，因此他会感受到自己的无助、生命的无常。《千只鹤》中，织部茶碗是三谷先生送给千加子的茶具，是从太田夫人那里传下来的。“这是一只黑色的织部茶碗，正面的白釉处还是用黑釉描绘了嫩蕨菜的图案。”④菊治在太田夫人死后头七的翌日前往吊唁时，在她的灵前摆出的志野彩陶水罐，“只见它白釉里隐约透出红色，显得冷峻而温馨，罐身润泽”，“柔和，似梦一般，我们也很喜欢志野的精品陶器”。⑤这是太田夫人的遗物，文子把它赠给了菊治。这茶碗与水罐仿佛有了生命，作家这样饱含深情的描写让我一度分不清描写的到底是太田夫人还是物体。后来文子又端上了两只茶碗，一只是赤乐，另一只是黑乐，大小一套的鸳鸯碗。是三谷先生和太田夫人旅行时用的茶碗。如今“这一对黑与赤的乐茶碗，仿佛也能勾起菊治如梦如痴的心绪来。”⑥文子又送给菊治一个小的筒状茶碗，也是一件志野陶，这是太田夫人用过的，“因为家母曾用它来喝茶，茶碗边上还透出母亲的口红的印迹。”⑦还有菊治家的壁龛上挂着的江户初期画家宗达的歌仙画的小品和有三百年历史的标记有“宗白”字样的葫芦，还有秋虫笼。这些器物只有纯粹的黑色、白色或者红色，都不是张扬的色彩，因此显现出冷峻、温馨、润泽、柔和又梦幻的气氛，放佛他们曾经的主人一样。器物和人在一起久了，是会染上人的脾气性格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小说中的这些器物的出现仿佛有生命一般，它们虽然不言不语，但可以纯净人的心灵，它们默默地静立，无声地聆听，人却可以感受到它们的注视。它们和所有的人对话，和你交谈人生的真谛，这是任何别的手段都无法堪比其妙的。这些器物可以象征性地涤荡人的内心，除去心中一切污垢，将尘世的一切都洗净，只剩一颗纯净的赤子之心。“志野茶碗，活像文子的母亲这句话，菊治说不出口。然而两只茶碗并排摆在那里，就像菊治的父亲和文子的母亲的两颗心。”⑧生前的菊治的父亲和文子的母亲都有污点，在他们死后，污点似乎被这只志野茶碗洗掉了，茶碗的用途是如此神奇，作家的良苦用心也实在是很妙。而作为晚辈的菊治和文子也是在这茶碗中仿佛获得了新的生命。“茶碗居中，自己与文子相对坐的现实也是纯洁的。”⑨茶碗，在小说中，是日本传统美的象征，是永恒的生命的象征。在这永恒的器物面前，人们的灵魂得以净化，器物的永恒之美给予人类以救济。作家在《我在美丽的日本》中这样说道：我的小说《千只鹤》，如果人们以为是描写日本茶道的“精神”与“形式”的美，那就错了。毋宁说这部作品是对当今社会低级趣味的茶道发出怀疑和警惕，并予以否定的。正如日本研究家指出的那样：质言之，《千只鹤》用一句话来说，是净化灵魂的物语。
　　（三）寓于自然的朦胧审美情调
　　作家创作中对自然风物朦胧状态的描写是另一种心境的表现。例如在《雪国》中的一段，“有些飞蛾，看起来老贴在纱窗上，其实是已经死掉了。有的像枯叶似的飘散，也有的打墙壁上落下来。岛村把它们拿到手上，心想：为什么会长得这样的美呢！”⑩这段描写的前面一句话十分清楚地交代了飞蛾的死亡，而后一句岛村的心理描写是对生死的思考，却有模糊抽象的寓意，作家的这种朦胧的表现方式恰到好处地点出了贯穿岛村性格的玄思。在景物的描写方面，有这样一段，“这些火星子迸散到银河中，然后扩展开去，岛村觉得自己仿佛又被托起飘到银河中去。黑烟冲上银河，相反地，银河倏然倾泻下来。喷射在屋顶以外的水柱，摇摇曳曳，变成了朦朦胧胧的水雾，也映着银河的亮光。”这段描写中，作家把火星子、银河、黑烟、水柱、水雾这样一连串的物象剪辑连接在一起，创造了蒙太奇的朦胧效果，让人产生朦胧的美感。在《雪国》中，作家还擅于以自然景物之美来烘托人物的心灵之美。他是这样写驹子的，“盈盈皓月，深深地射了进来，明亮得连驹子耳朵的凹凸线条都清晰地浮现出来”，“在她的脖颈上淡淡地映上一抹杉林的暗绿”，“从刚才她站在杉树背后喊他之后，他感到这个女子的倩影是多么的袅娜多姿”，“镜子里白花花闪烁着的原来是雪。在镜中的雪里现出了女子通红的脸颊。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纯洁的美。也许是旭日东升了，镜中的雪愈发耀眼，活像燃烧的火焰。浮现在雪上的女子的头发，也闪烁着紫色的光，更增添了乌亮的色泽。”“耳朵的凹凸线条”这样精致的细节描写巧妙地表现了驹子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身体和心灵都无比清洁纯粹的形象。作家不断地运用暗示、比喻、对比的手法，把景物融入人物描写中，使得人物显得越发生动、多姿。使读者的感情像被托起飘到银河中一般，获得全新的体验，如梦如幻。
　　
　　三、森林山谷：大江健三郎的精神故园
　　
　　（一）大江健三郎的森林情结
　　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大獭村。爱媛县在日本四大岛之一的四国岛上，大獭是被森林峡谷包裹的村庄。大江健三郎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5岁才离开这里。大獭的自然环境、民俗民风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森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森林山谷是大江的情感生发地和回归地。森林也成为他许多作品的背景发生地，比如他念大学时期所写的作品《饲育》，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在颁奖词中提到的《森林中的奇异故事》、《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个人的经历》等都是以森林为背景，而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以《燃烧的绿树》来命名，可见大江健三郎对森林的特殊感情，表现为一种森林情结。森林山谷是大江健三郎的生命舞台，也是他的文学舞台。他从森林里走出，去大城市求学，老年时又回归森林故乡，他一直在找寻，满怀希望地找寻，他一直在战斗，永不服输地战斗。
　　（二）森林童话与冷酷现实的对立
　　神奇丰富的神话故事通过祖母和母亲传承给了充满想象力的童年时代的大江。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早期作品中，森林是相对于都市文明、现代和人工而存在的民俗文化、历史和自然的象征，发生在那里的现代神话故事或流传的民间传说张扬的是人道主义意义上的疗治、救赎、净化和再生精神。大江的小说大都是以自己的故乡――四国森林为原型的。早在1966年，大江就在《乌托邦的想象力》一文中第一次阐明了自己关于乌托邦的设想；之后，他又不断在一些小说、随笔和谈话中描绘出乌托邦的内涵。他解释道，自己所谓的乌托邦存在于“森林和山谷”，而这个“森林和山谷”与现实存在的东西相似，但又不等同于现实。大江承认，“我的文学特征在于以虚构渲染现实，不是藉现实进而令虚构成为真实。二者泾渭分明，却又随意叠加。我只是想基于自己的想象力，描写相去甚远的两类事物，并将这种小说家的心境传导于读者”。可见他的乌托邦是存在于主观想象之中，同时又不乏现实性。在大江的作品中，“森林”是作为某一种原型的群体象征，这里的“森林”已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故乡，而是成为充满公害和核威胁的现代社会的对极点，是一块理想的乐园和心灵的栖息地。作为群体的森林，它带给人们以神秘莫测的寓言意象，同时也展现了在世界末日似乎就要来临的地球上人们的惶恐和无序的心理状态。作者正是用“森林峡谷”作为虚构的空间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态度的。
　　（三）永恒的精神皈依地
　　《愁容童子》中的愁容喻示在故乡“重新解读”《堂吉诃德》的主人公长江古义人如堂吉诃德般为世间种种不平之事而愤懑忧虑。童子是活跃在作者故乡传说中的可以自由往来于世间和空间的龟井铭助，一个每每转世投生后出现在暴动的山民和矿工等处于弱势的劳苦大众身边出谋划策的传奇少年。作家通过罗兹之口这样诠释童子：那些“童子”们从森林中的做梦人那里出发，前往世界各处，然后再回到森林里来。永远这样周而复始……森林深处那个犹如巨大机关般的做梦人――原本他也是一个童子――所见到的梦境，就是梦中浮桥。通过这座桥，无数童子在各不相同的时间，前往各不相同的工作场所，前往现实世界。但是，做梦人却从不曾迷失无数童子中的任何一人。这一个个童子的工作就映现在做梦人梦中的银幕上。
　　大江健三郎笔下的森林山谷是作家一直想要回归的故土，是单纯、美好、和平、安宁的象征，在小说《愁容童子》中，森林山谷却成为了古义人遭受一次又一次恶劣对待的发生地，这个他一直想要回归的美好家园是使他的肉体和精神收到巨大伤害的“故乡”。森林的传统美好已经被强势者和外来文化抹杀，古义人，以及现实中的大江，像愁容骑士堂吉诃德一样勇敢的战斗，虽然无数次碰壁，但是毫无妥协之意，他的心中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想借由这片快要消亡的森林唤醒很多人心中对传统的一些记忆。
　　
　　四、出世与入世：两位作家寄寓自然的不同价值观
　　
　　川端康成的小说与大江的作品都是架设在东西方文化上的精神桥梁，瑞典皇家文学院常务理事、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斯特林评价川端的作品时说其表现了道德性与伦理性的文化共识。而在同一层面上，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也深深烙印了对日本民族文化以及道德的追问与反思。二者对死亡的关注都是源于对生命的细腻情怀和人文观照，生和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他们作品中的回归意识与自传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些相似性。在这些相似的作品特点和相近的关怀下，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作品各自的独特光芒也是无法相互遮掩的，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抒情风格：川端康成的感性张扬与大江健三郎的理性凝结
　　川端文学中的风、花、雪、月、四季无常、茶碗、画作等无不充满着浪漫主义神奇姿采与日本文学古典美的传统，其中可见灿烂的平安朝文化中紫式部、清少纳言、和泉氏部、赤染卫门等著名作家的影响以及那个时代吸收了唐代文化的《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古典文学最高名著的风韵。作家借由自然风物抒发自己的深情，把心绪融汇在自然风物中，借景抒情、融情于景，物我一致而又物我相忘。
　　大江健三郎以深邃的理性批判眼光和自省意识讲述了他纯净的故乡――森林山谷以及森林山谷之外所发生的紧密相连的事件和令人敬畏的呐喊――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这和鲁迅先生笔下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是多么的相似！主人公的孤独、绝望、痛彻心扉地呼唤真理、人性和希望当然也是作家切身的体验，作家站在背离众人的高高的地方大声地斥责日本右翼政客和保守势力背弃来之不易的和平和人类自身的文明。出生在四国的森林山谷的作家最终回到了他的心灵栖息地，他的童年的、也是永恒的心灵栖息地。
　　（二）人生理念：川端康成的消极避世与大江健三郎的直面现实
　　二者都似海洋，诉说的都是生命的故事，表达的都是人性的情感。《我在美丽的日本》中，川端引用了明惠上人的弟子喜海的《明惠传》：“然而，虚空本来是无光，又是无色的。就在类似虚空的心，着上种种风趣的色彩，然而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这种诗歌就是如来的真正的形体。”这也是作家对虚、空的看法。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可以被认为是虚无的，但并不等同于西方的虚无主义。作家信仰的禅宗讲究瞑目静默，纹丝不动地坐着。然后进入无思无念的境界。灭我为无，这种无不是虚无，而是万有自在的空，是无边无涯无尽藏的心灵宇宙。川端康成的文学是退潮的海滩，潮水退去，在风中无力地拍打海岸，留下的是静静回声和散落一地的美丽贝壳，勾起人的回忆情绪。岁月撕碎了零落成泥的回忆，留取寂静处落红的叹息，一切就这样无声地过去了，然而一切又都在静默中被永恒地留下。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是涨潮的海岸，潮水孤独而又执着有力地冲击着海滩，深沉的海水充满了无限的张力和饱满的感情与斗志，它一遍一遍地叩问海滩，一遍比一遍有力量。大江面对的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国家主义邪恶团体、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神社和财团、蔑视现代人类文明的野蛮的媒体……这些丑陋的日本民族的种种面孔向着这个身躯瘦小、饱经战争苦害却又有着强大内心力量的老人发出一次又一次残忍的攻击，得到的确是一次比一次更坚强的回击，他们泯灭了良知、泯灭了人性，也忘记了他们对立面的老人是一个英勇的战士，永恒的愁容骑士，是一个堂吉诃德般的神话人物，他们必将遭到严厉的惩罚。
　　（三）对待战争：川端康成的忘却逃避与大江健三郎的严厉批判
　　战争期间，川端康成在电车和卧铺上阅读《湖月抄本源氏物语》，这种多少有点滑稽可笑的行为掺杂着对时势的反抗和讽刺。当时阅读《源氏物语》使作家体会到了深沉的乡愁，可以把自己的情感深深地隐藏到阅读古典名著的哀愁之后，使《源氏物语》和作家都在同一的心潮中荡漾，从而在这样的一种境界中忘却了一切。“我思念日本，也考虑自己。”“有时候，我也曾这样想过：《源氏物语》写了藤原氏的灭亡，也写了平氏、北条氏、足利氏、德川氏的灭亡，至少可以说这些人物的衰亡并非同这一故事无缘吧。”可见作家对战争的超然逃避是无奈之举，是以悲哀溶解悲哀，获得自我的安慰和解救，并且用宿命的观点麻痹自己。就像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忧伤的音乐来缓解忧伤一样的道理。“孤儿根性”和他所信奉的佛教的出世观使得他面对战争的时候选择了忘却和逃避。
　　而大江健三郎对战争的态度则是积极又明确的。他不止一次前往广岛，与原子弹受害者见面，为他们代言，并且前往处于美国施政权利之下的冲绳进行调查访问，写下了《冲绳的战后一代》这篇报告文学，揭示了“冲绳的战后一代普遍都没有祖国意识”这样的悲哀的社会现实，发出了“日本人是什么”这样的疑问。他五次访问中国，2006年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一言不发、神态严肃，并且与大屠杀幸存者会面并与历史研究者座谈。大江的作品积极地表现了对战争和战后人们生活的理性的思考。他认为日本战后的经济繁荣是以丧失人性和民族的精神、人类的文明为代价换来的。大江健三郎说“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为了反抗这一切，大江勇敢地站了出来，而他的身后，就是那片永恒的森林山谷。
　　
　　结语
　　
　　川端康成是一位“永恒的旅行者”，大江健三郎是“永远的愁容骑士”。他们是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抗争，川端以冷郁的笔触抵制人的内心之邪恶的一面，他敢于正视阴暗面并且剖析它以求得自己心灵的平静，自然风物是他情感的寄托以及歌咏美好人性的出发点，是他小说的灵魂道具；大江冷酷的笔触迸发出的却是火一般的愤怒，他是一个瘦小的老人，却是一个强大的斗士，他渴望森林山谷的庇佑却又像一个单纯的少年一样害怕遭受禁锢，森林山谷是童话中的美好家园也是一片禁忌之地，是他小说的眼。
　　
　　注释：
　　①《我在美丽的日本》，参见《我在美丽的日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②《哀愁》，参见《我在美丽的日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6页。
　　③《哀愁》，参见《我在美丽的日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2页。
　　④《千只鹤》，参见《雪国》（大师名作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4页。
　　⑤《千只鹤》，参见《雪国》（大师名作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4页。
　　⑥《千只鹤》，参见《雪国》（大师名作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8页。
　　⑦《千只鹤》，参见《雪国》（大师名作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0页。
　　⑧⑨《千只鹤》，参见《雪国》（大师名作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9页。
　　⑩《雪国》，参见《雪国》（大师名作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6页。
　　《雪国》，参见《雪国》（大师名作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雪国》，参见《雪国》（大师名作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雪国》，参见《雪国》（大师名作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雪国》，参见《雪国》（大师名作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雪国》，参见《雪国》（大师名作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我在美丽的日本》，参见《我在美丽的日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5页。
　　《哀愁》，参见《我在美丽的日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6页。
　　《我在暧昧的日本》，参见《我在暧昧的日本》，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第93页。
　　
　　参考文献：
　　[1]大江健三郎愁容童子[M].南海出版公司,2005.
　　[2]川端康成.美丽与悲哀*蒲公英[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川端康成.千只鹤*睡美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王前，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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