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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西方文论东渐刍议:20世纪西方文论选

    时间:2019-02-03 05:32:2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 要:本文关注最近二十年来西方文论发展的新特点,分析了西方丰富文论资源的社会文化缘由,进而剖析了西方文论研究艰深晦涩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西方文论东渐不仅是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必然环节,也是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有意选择,最后提出研究西方文论的价值在于认识他者进而促使中国当代文论创新。
      关键词:西方文论;中国文论;学科变形;创新超越
      
      最近二十年,西方文论东渐,成了中国学界的热门话题,所谓文论,原本是指20世纪发展起来的诸多西方批评理论。二十世纪先后出现的流派主要有: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依照欧美学界共识:各路新学实难分类,只能含混称作Critical Theories,意即“混杂型批评理论”。
      自1900年尼采死后,西方文论便在人文领域多头萌发,不断触发学术革命和思想危机。譬如文学领域,我们目睹一波一波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而在毗邻学科,文论改头换面,先后以哲学改造(现象学)、语言学革命(结构/后结构主义)、文化批判尤其以新兴的文化研究为突出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面目出现,给我们留下一大堆头绪繁乱、内容丰盛的理论资源。作为新学,文论图变心切,反复倡导观念变革,革新之余,他们还喜欢在自己名号前,添加新(New-)、超(Super-)、反(Anti-)、后(Post-)之类的头衔,以此标榜先进,或与众不同其意义让人颇费琢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二战后,各种文论流派层出不穷,诸如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超现实、超自我,反文化、反表征、反俄狄浦斯,后工业、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后形而上学,不一而足。
      尽管来路不一,倾向各异,文论的共同癖好却是一贯地反思和批判西方文明。文论的发展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的扩张欲望、变革逻辑,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经济科技高速发展,可以说是经济基础已经建立得很巩固了,可是问题是它的上层建筑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所以导致精神文化危机的发生,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甚至冲突。
      西方文论被引入中国实则是件好事,因为我们不仅可以学习人家先进的思想也可以用西方的他山之石来攻我们的玉,不过纷繁复杂的西方文论对我们来说一则陌生,一则玄奥,文论研究一不留神就成了精英游戏或者商业炒作,所以我们有必要来分析一下西方文论何以这般的困难。
      文论研究为何如此困难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学科变形(Blurred Genres)。变形说,出自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夫德吉尔茨。吉教授发现:“当代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彼此交叉,大幅重组,经历了一次整容塑身(Refiguration)”。就是说,文论不复是我们熟知的文学理论,也不再局限于人文传统。其突出治理困难,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1. 从专业上看,文论多数是杂家理论或跨学科知识。其间派系复杂,难以通约。以文学为例:它身为人文核心,却一再遭到外来理论入侵,从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直到大众传媒,分析哲学。好比一场狂欢舞会,文学戴上假面具,频繁与人对话,不断更换舞伴,致使它嗓音变异,面目全非。
      2. 从地域看,文论多来自美、德、法、俄等欧美国家,迭经传播,形成跨国理论,进而在全球遭遇误读。在此层面,文论既代表语言障碍,也意味着方法混乱。例如在美国,由于大量吸纳欧陆思想、套用舶来理论,文学批评早已变成一只无所不包的学术熔炉。其产品,则是一种混杂出新的文化批评。
      3. 文论的另类,更因其富有挑战精神、革新冲动。针对传统,文论一再发出挑战。它们扮演破除迷信的英雄,却每每因其离经叛道,而令人心生惶恐,或备受传统抵制。此时,英雄角色难免逆转,变成某种麻烦制造者。
      4. 更迭迅速,一般来说,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他们的鼎盛时期更是短,如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文论、瑞恰兹的语义学批评等作为流派时间都较短,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文论时间长一些,但高峰期也不过几年,就很快地被其他流派所取代。所以用“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没几年”来形容这种现象是再准确不过了,这就给文论研究的人制造了很多麻烦,一个流派还没有充分深入地研究就要随波逐流地研究新的流派。
      5. 文论最大的麻烦,我以为,来自一种危机求变逻辑。过去一百年中,资本主义迅猛发展,高新科技日新月异。文论夺路而出,前仆后继。其根本目的,无非要揭示危机、张扬批判、为自己寻求生存之道。然而,他们的精神抗议屡屡受挫,学术革命一路颠簸。如此反复,就导致了一些变革后遗症,例如游戏癖好,意义虚无,理论商品化等等。
      既然西方文论研究是如此的艰难晦涩,其本身还带有很多毛病,为什么我们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去深入研究它呢?这就涉及到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般纷纭复杂的西方思潮。首先我们必须明白西学东渐,是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必然环节,也是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有意选择,二者联合,某种意义上便形成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双重变奏。所谓机遇和挑战并存,笔者认为,面对西学的多变,我们应该摆正心态冷静分析,以平常心从长计仪。应该看到学术的更迭发展是学术本身的发展规律,也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逻辑使然。“作为强势的西方文论往往成为‘文论输出’的高端话语,向第三世界‘话语播撒’或‘理论旅行’”,今后,欧美社会、文化、学术变革仍将一如既往,而且是不会以我们以意志为转移。对此,我们不必惶恐不安,也无须轻率拒斥,我们可以一一摸着石头过河,立足通约性,注重实效性。
      西方文论的引入是在西方文明快速推进经济全球化、积极推行文化渗透扩张战略的背景下进行的,除了基本思想层面有着文化异质因素之外,还有文化土壤差异这一重要原因,所以各种理论的旅行所引发的语境问题也是应该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拿来主义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认识到处于巨大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文化需要什么,认真研究西方最新文论对于我国文论建设有什么意义,洞悉和预测西方的这些文论思潮进入中国后会有怎么样的过滤和文化移植,避免已经在西方世界所发生的各种危机。在我看来,研究当代西方最新文论的关键在于,研究西方各种思潮时,应力求弄清楚这些思想文化的“语境”,追问这些问题后面的本质原因:从一个高瞻远瞩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仅仅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涉及到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的问题?是现代性文论问题还是后现代性文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将有助于新时期中国文论批评的借鉴和自我反思,并对我们的“西方文论中国化”维度的确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借鉴西方最新的文论思潮肯定是一件好事,如此一来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的更高更远,不过这几十年来,学术界的很多学者都发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不仅仅是在文论研究这一领域,中国社会与人文领域一向是所谓的“理论消费者”,很少产生对社会科学有普遍学科范式意义的理论结构。随着中国越来越走向国际化,传统的知识和思维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经济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用西方现成的经济模式来解决,在社会、文化,在人文学科方面也出现了无数新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西方理论不是削足适履,就是束手无策。我们在借鉴别人东西的同时,中国的文论也应该有自己的新创,甚至是对西方文论的有所超越,在借鉴中创新,在创新中有所超越,这是对于西方文论的正确态度,也是我们能够与西方国家进行积极意义的对话的前提。
      
      参考文献
      [1]亚当斯.1965年以来的批评理论[M],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1986,514-524.
      [2]王岳川.“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症候[J],文艺研究,2009,(3).
      [3]张荣翼、杨小凤. 面对西方文论的学科策略―在借鉴中超越[J],河北学刊,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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