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是金――法捷耶夫谢世５０年祭法捷耶夫

时间：2019-02-05 05:36:0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从1956年法捷耶夫离世，到今天的2006年，已经50个年头了。中国有逢5排10祭奠逝者的沿袭，便想起写下这篇文章，以示一个中国文化人，对半世纪前法捷耶夫人文良知的祭奠。
　　法捷耶夫是用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生命的。记得，法捷耶夫自杀的新闻，刚刚传到中国时，我国的新闻媒体都把他的死报道为是酒后自杀的，其内在含义不外是酒精作孽，让法捷耶夫走上了西归路。当时我刚刚涉猎中国文坛，当真为写过《毁灭》的法捷耶夫惋惜，并在一家报纸上写下过悼念这位作家的短文，以抒惋惜之情。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从《读书》杂志蓝英年先生的文章中，才得知法捷耶夫之死的真相，并非死于酗酒，而是饮弹自毙。之所以他选择了如是的西归路，源于他自我忏悔，是良知上自我回归的一枪。天哪！历史的真实要经历半个世纪才能还原，当真感到历史谎言对人之欺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俄罗斯有关的文史资料披露：始自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在近20年的光景中，在清除“人民敌人”和“间谍”的名义下，苏联的作家中有两千名被处决、关押、流放；而当时身在作协领导岗位上的法捷耶夫(1946年升腾为作协总书记)，是责无旁贷的执行者。尽管在我的感悟中，能写出《毁灭》的法捷耶夫，不是一个冷血动物；但是在政治的高压下，他的作家良知被冷冻成为冰坨，无可逃避地成为“文字狱”的导电体――尽管当时他对某些作家怀有同情，甚至是在十分矛盾的心情下，去执行这些铁血任务的。但是被迫害的作家群体理所当然地把法捷耶夫视为文化暴力的执行人。
　　具体的例证如下：在1938年被捕关进劳改营里劳改、后来得以释放的女作家安娜别尔金，逢人便说她是被法捷耶夫陷害的；后来在作协俱乐部，她和他相遇的时候，她拒绝和法捷耶夫握手。而她不知道，她之所以能够从劳改营里回来，正是得力于法捷耶夫在斯大林辞世后，向内务部请求对众多被迫害作家的赦免。因而，我读了蓝英年先生有关法捷耶夫之死的文章后，不禁百感丛生。
　　感慨之一：法捷耶夫曾是个有才情的作家，但他的一生只给后代留下了两部书，除了《毁灭》和《青年近卫军》之外，而别无其他。如果他没有担任苏联作协的领导，才情会不会也陪同他一起毁灭？
　　感慨之二：他虽然身陷政治的漩涡之中，还是不失为作家良知的一面，斯大林死后，他能主动向内务部请求赦免劳改营中的作家，已然是他良知的苏醒，而把这种苏醒表现到极致的，就是响在作家公寓中的枪声。我很敬重法捷耶夫最后的选择――虽然这过于残酷了一点，但这远比那些在历史中伤害过同类，而不知道脸红心跳的人，心灵要崇高得多。
　　笔者的感慨之三，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中国几十年的风雨文坛。以法捷耶夫的悲剧，演绎中国文坛的往事，与法捷耶夫雷同的人不少。比如，始自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直到十年“文革”，许多文化人的命运之灾，都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之功。但是，他们与法捷耶夫并不雷同之处，在于没有法捷耶夫的良知复归，这能不能说是中国人道的残缺？我们并不想听到那自戕的枪声，那是血性文人才有的刚烈――但是连一点自我忏悔的微弱声音也听不到，似也不能被视为正常。倒是有过唯一的一位自悟者周杨，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当众向萧军道歉，在文坛的一片礼赞声中，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便成了许多文化人的“中国憾慨”！近读文学前辈韦君谊的《思痛录》，其中提及了许多文化界陌生而又熟悉的悲怆往事；另一文学的先行者黄秋耘，也在《新文学史料》中，谈了不少文学界中并非人人皆知的事情。其中，谈及到了某位文官长老，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间，此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煮豆燃豆萁”时的火种，但是不知何故，他公开声言拒绝向被他伤害过的人说一句平复其人伤口的话语。当然，道歉与否完全属于个人自由，但是如果与法捷耶夫的崇高精神相比，此位长老的人文良知不是与法捷耶夫存在着霄壤的距离吗？
　　作家的职业，是以剖析人为本源的职业，其中不容忽略的一点，解析人当中也包括剖析自身。值此法捷耶夫谢世50年的时日，笔者又偶然在报刊上，读到了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健民先生的一篇题为《忏悔与感恩――中国人双重的缺失》的文章，便写此一纸对法捷耶夫的祭文，以抒心绪的同时，期盼着国人――特别是文化人文良知的苏醒和复归……
　　［杨孔翔荐自《北京青年报》2006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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