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异质同异质化

时间：2019-02-06 05:25:00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推论起来，在秦汉以前的邦国时代，君主发布命令使用的词句，与后来帝制时代的诏书程序肯定不一样。虽然史书提及秦统一中国之前各国诏书时，往往语焉不详，不过仅靠猜想就可以推知，在书不同文的时期，怎么可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我们草民特别熟悉的诏书程序，是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日”起句的圣旨。文艺作品经常描摹这样的场面：传旨太监手拿圣旨，尖声尖气叫道：“某某接旨!”接旨的人赶忙跪下。太监扬着光溜溜的下巴，傲慢读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日……”。“奉天承运”中的“奉”，是遵照的意思，指皇帝受命于天；“承运”，即继承新生的气运，指皇权天授。
　　冯友兰先生说，“汉之后”皇帝的正式称呼都是“奉天承运皇帝”。有研究者指出，此说并不确切，“奉天承运”虽然一直是改朝换代的合法性根基，但这句套词明太祖时才使用。
　　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天”具有深刻的内蕴，也是古代宇宙论的基础和核心。到了汉代，经过董仲舒对先秦“诸子”关于天人关系学说的改造，“天”从自然神和宗教神成为“人格神”。“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类上天也。”他把天喻为人的“曾祖父”。除此，董仲舒还做了另外一个重要创造，即在天人之间加进了一个神性化的人，即天子。《春秋繁露》日：“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董仲舒又把“天”与“道”结合起来。即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所说的道，大概就是指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伦理之道。
　　这种社会结构，使中国皇帝具有了“君本位”特性。《汉书》云：刘邦尊父为太上皇，特下诏书，日：“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无论国家更替多么频繁，皇帝诏书使用的词汇有多大变化，骨子里却始终是一致的。
　　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载：“元时诏书，首语曰‘上天眷命’，太祖谓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始易为‘奉天承运’，见人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明代沉德符《万历野获编》
　　太祖“奉天”二字，实千古独见，万世不可易。以故《祖训》中云：“皇帝所执大圭，上镂‘奉天法祖’四字，遇亲王尊行者，必手秉此圭，始受其拜。以至臣下诰、敕命中，必首云‘奉天承运皇帝’。”太宗继之，一切封拜诸功臣，必日“奉天靖难”。其次曰“奉天翊卫、奉天翊运”。
　　诏书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日”为首句的程序，虽然明朝以后才普遍使用，但其理路却脱胎于那位“千古一帝”。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定名号为皇帝，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其玉玺上就铭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词义与后代强调的“君权天授”是一样的。由汉至宋，社会管理上虽多有创建，但就诏令而言，革新多在程序上，骨子里的观念却始终与前人相袭。如唐德宗即位册文中的“吴天有命，皇王受之。”这与秦始皇玉玺上的“受命于天”不是一个意思吗?
　　清承明制，其诏书多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日”开头，最后一般以“布告天下成使闻知”或“布告中外成使闻知”收尾。此处的“中”是指京中宫廷，“外”是指外省地方。到了1912年，宣统皇帝退位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才算终结了。
　　然而，历史前行的脚步常有羁绊。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军方势力庇佑下，于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年号康德。溥仪即位诏书程序亦如从前，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日”起句，不同的是，诏书没有忘记“赖友邦之仗义”。想来傀儡皇帝也不敢忘记帝位之所来!
　　至于太平天国，那是历史中的插曲。别看其创建者洪秀全是底层人，骨子里与先前的皇帝并无不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天王、天兄、天父的圣旨之类，比其他皇朝的皇帝来，更讲求“天意”。他以旧有的皇帝为仿效对象，建立自己的天朝，不去思考怎样保障老百姓的权利，却千方百计让百姓相信他的“人语”即“天言”。粗看似乎有用，细思则不然。
　　从几千年上演的剧目看，诏书、圣旨之类程序、程序的变化不是“本”，而是“表”，皇朝、皇帝统治观念的变化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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