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犹未了,止又难止 三心未了水难消
时间：2019-02-06 05:28:5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我曾经接受的教育中,有一点现在看来是应该重新认识的。那一年的夏天,大家争论是否应该妥协,争论来争论去,最终还是主张妥协的人显得有些“理屈词穷”,而主张坚持到底的人则表现出一种道德上的自豪感。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很久以来我们一直就是这样被教育的,这使得我们接受史可法比较容易,接受钱谦益就比较难。我们仿佛已经习惯了在两军对抗中取其一端,楚河汉界,非此即彼,完全取消了中间地带存在的可能性。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立场是否坚定,旗帜是否鲜明,感情是否纯粹,气节是否清高,总之,一个人可能获得的政治评判和道德评判,往往就包含在一次表态、一次站队之中。所以,在这种场合,理性的、平和的、中庸的态度不是被更加激动人心的口号和行为所淹没,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就是被误读、误解或歪曲为软弱、妥协、丧失原则,甚至背叛。广场政治最终总是走向无序和非理性,根子就在这里。众目睽睽之下,谁也不肯示弱,结果只能是口号越喊越响,调门越扯越高,在被煽动起来的民众情绪的裹挟下,一步步走向极端,走向深渊,历史中这样的教训或悲剧实在是太多了。
其实,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并不缺少“适可而止”这样的理性精神,像儒家思想中的“中庸”和道家思想中的“无为”与“不争”,都体现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境界。然而,可惜的是,当这种精神最初传达给我的时候,正是它们被沾污得面目全非的时候。那时我还小,大约十四五岁的样子,恰逢“文革”,刘少奇被指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因而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据说他有“黑八论”,其中之一就是阶级调和,中庸之道。那时,我并不明白其中的深意,却记住了这几个字,知道是不好的东西,是消极的、市侩的处世哲学,不希望别人用这几个字评价自己。一个人的价值观常常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当时流行的主流价值是斗争哲学,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于是有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迈。那时还不懂得“过犹不及”,倒总是被告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穷寇勿追”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楚霸王项羽,还有那个宋襄公,都被认为是妇人之仁,是很愚蠢的,自然也是不足以仿效的。
弥漫在社会风气中的这种好斗之风,对于我辈的熏陶和浸染是潜移默化的,说是嫉恶如仇也好,说是爱憎分明也罢,总之是宁可让人说你不懂得政策和策略,也不能让人怀疑你的立场和感情出了问题。所以,大家只能“宁左勿右”,只能上纲上线,只能走极端,不能适可而止,不能中庸之道,尤其是在公开表态的时候,更不能有丝毫的游移。这里倒用上了那句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当年村里游斗地主,我们这些孩子跟在后面看热闹,一个人被打倒在地,生命垂危,有人刚表示一点同情,马上被拉出来陪斗。那时,“费厄泼赖”这四个字也像瘟疫一样,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谁敢“费厄”或“泼赖”一下呢?林语堂主张“费厄泼赖”,鲁迅就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回应他,林语堂是什么人?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文人;鲁迅是什么人?文化革命的旗手,何去何从,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鲁迅说到“费厄泼赖”,并不认为一定不能实行,而是说“应该缓行”。缓到什么时候,他没有说,现在应该可以了吧?阶级斗争是早就不讲了,但你死我活却并未成为历史,现实社会的冲突和对抗,仍然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着,而且,看上去几乎不可调和。这个时候提出“费厄泼赖”,提出“适可而止”,提出“中庸之道”,我担心我们的国家、社会和民众是否做好了准备,是否能够接纳这样的想法。我们看清朝末年所发生的革命与立宪的辩论,革命所以凯歌高奏,立宪所以落荒而逃,其中又何尝没有这样的逻辑在!与革命的诉求相比,立宪总显得有些“没心没肺”,完全不顾及被压迫者的感受。但革命实行起来,于破坏很容易,于建设却比较难。过去总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结果常常是一片废墟,一片焦土,破字虽然当了头,立字却找不到立足之地。就像民国,革命倒是成功了,共和也实现了,但宪政却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民众的实际地位和生存状况也并未得到改观。■
【周文燕荐自《sohu小报》2010年第2期/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