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则吟(代序)]泽畔吟序
时间：2019-02-06 05:36:1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我的伯父张子安先生和叔父张重九先生一生颇好诗词,既爱读诗,也喜吟诗,更懂作诗。伯父张子安先生倾毕生心血,将一生所作诗词编次成集,名为《南腔北调集》;叔父张重九先生也把一生写的诗词集结起来,题称《东涂西抹集》,两集合而为一,名曰《野叟吟》。
2008年过年的时候,我和往常一样,到叔父张重九家拜年,顺便问及近来写了什么诗文没有。他随即拿出自己的诗词手稿给我看。我随便翻了翻,发现他的诗词写得漂亮,手稿缮写工整,字体秀丽,其中有些诗词令我爱不释手。我问:“您的诗词集可不可以与安大伯的诗词集《南腔北调集》合而出版?这将是一件对于张家很有意义的好事。”他欣然应允。于是我把诗词手稿带回长沙,将两部诗词集合起来看了一遍,觉得很有出版的必要。我们张家真懂诗词,爱好诗词,并能写出好诗词的人,恐怕只剩这两位老人了。张家的老人这几十年来陆续作古,年轻一辈不懂诗词,也不爱诗词,更谈不上写诗词。诗词对于这两位老人,有着极为特殊的感情,不知其心境者不能知,不知其时代者不能知,不知其意义者不能知。我觉得二老是“幸有诗词来做伴,不然早已同山阿”。
我伯父子安先生曾经引用过一幅对联,说的是:“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以此联自喻,他说是恰如其分的,遂自称诗词集为《南腔北调集》。叔父重九先生谓自己是近水居人,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他言自己写诗词是东涂西抹,难登大雅之堂。一南北,一西东,二集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集合而出版,合集以什么命名呢?我们也讨论了一番。最后定为《野叟吟》。二老尝以野叟自比。野叟者,无权无势,无名无位,无钱无欲,其名不足道,其事不足闻,生时人不乐,死时人不忧。渔翁也,农夫也,村翁也,生于青山绿水之中,长于乡村田野之间,死于江河湖海之畔,生也无名,死亦无憾者也。
怀揣此种忧乐情怀,又精通诗词歌赋,故人生坎坷,悲欢离合,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得以记于心,发于情,吟于声,形诸诗词,自是必然的了。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二老皆属有情则吟者也。
《野叟吟》基于二老亲身体验,出于二老赤诚真情,乃有情而吟之作也。一个“情”字贯穿首末,连缀全篇。这情发于心,吟于口,形于文字,遂成《野叟吟》。
首先,是对国家的忧乐之情。安大伯在二十几岁时所写的第一首词《满江红》,及之后所作《南京留别梁寒操先生》,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充分表现了民族危亡之秋一位热血青年的忧患情怀。同种情怀也贯穿于重九叔整部《东涂西抹集》。国家危亡时,他们忧,国家兴盛时,他们喜。人民困顿不堪,他们忧,人民安居乐业,他们喜。虽然说不上先忧后乐,但同忧同乐的情怀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是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二老风雨一生,坎坷飘摇,悲苦与死亡常伴左右。安大伯解放前差一点死于抗日战场上,刚解放差一点被枪毙,后虽免于死,但受了二十年牢狱之灾,又差一点死于牢狱之中;三年困难时,差一点饿死;“文革”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差一点被整死;改革开放后,垂垂老矣,几次差一点病死。虽历尽磨难,终活到八十一岁,长寿而寝,可谓九死而有一生。叔父重九先生同样一生数次幸免于难,解放前几乎死于战乱;解放初几乎饿死;“反右”中被当作牛鬼蛇神,几乎整死;得了肺病,几乎病死;“文革”中,又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我亲眼看到他病危,要批斗他,他走不动,站不稳,就用土车子推着他去批斗,几乎斗死;改革开放后,1990年得了喉癌,又几乎病死,何尝不也是九死一生。然而未死者,究其原因,二老不论身处何种处境,困境,甚至死境,都能乐观对待,对生活充满热情。
在他们的诗词中,对悲苦人生自然时有吟哦,发出无奈的呼喊,但总是能从绝望中看到希望,从黑暗中看到光明。不然,两位老人早已熬不过人世凄凉,孑身而去,对生活的热爱伴他们度过了人生最痛苦最黑暗的岁月。
第三是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我们家乡在湘阴县的北部,位于平原与丘陵交接处,山青水秀,鸟语花香,白云飘飘,流水潺潺,为典型的江南农村景致。大自然总是那样慷慨。阳春万紫千红,莺歌燕舞,碧水蓝天,春意盎然;仲夏荷花满塘,莲香扑鼻,与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诗中之意境别无二致。金秋天高云淡,菊花满山,黄叶飘零,层林尽染;寒冬大雪纷飞,冰天雪地,腊梅怒放,较之卢梅坡“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诗中景象犹胜一筹。二老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热爱大自然,欣赏大自然,大自然总能唤起他们的无限情怀,大自然的美,大自然的大度无私,包容豁达,在他们的诗词中展露无遗。
第四是对人生无常的慨叹之情。二老人生悲苦,几死于牢狱和迫害。两个好人,两个能人,而屡遭不幸,九死一生,何得不悲,不苦,不愤?所以,人与时代的种种丑恶,诸般不幸,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美丑不辨,善恶混淆,豺狼当道,魔鬼横行,在他们诗词中都有哦吟。
古人云,诗言志,歌咏言,但这还不足以表达《野叟吟》之至情至性至真。更为重要的是,《野叟吟》以诗歌的形式将触角深入社会的最底层,反映出个人命运在时代风云中的飘摇不定。《野叟吟》反映了几个时代及其人物命运的嬗变。不同时代与不同的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所表现的诗词内容也就不同。解放前,诗词集中反映的是抗日战争和战乱年代,其中不乏慷慨悲歌、共赴国难之作。解放不久,极“左”思潮横行,打击,迫害,坐牢,批斗,九死一生,故多痛苦呻吟之作。改革开放时代,诗中赞美之情、欢乐之情扑面而来。他们一生经历了战乱年代,极“左”年代,改革开放年代,时代不同,命运就不同,命运不同,诗词的风格意象也就不同。所以,除了诗言志、歌咏言之外,诗词中所浸润的时代变迁色彩和个人命运沉浮都是十分鲜明的。
《野叟吟》就是这样一本诗词集。读者如有兴趣,不妨寻点闲暇功夫,置一盏淡茶,斟一盅清酒,或备一杆旱烟,找一个春风拂面、阳光明媚的好天气,翘着二郎腿,捧着这本《野叟吟》,登堂入室,去品一品隐含于这些诗词间的意境、韵味,我想,这将是其乐无穷的,如果你是同时代人,则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安大伯的诗词充满英雄气,慷慨悲歌,豁达开阔,乐观向上,但不失秀美和细腻,使人能从黑暗中看见光明,从绝望中看到希望,从苦中看到乐,从死中看到生。重九叔的诗词,秀丽多姿,韵味十足,有唐宋古典之气,哀然中有乐观,乐观中有哀然,失望而不绝望,失意而不失节。安大伯的诗词是豪放兼有婉约,而重豪放;重九叔的诗词是婉约兼具豪放,而重婉约。二者各具千秋,自成一格。我想今天后辈,不必去注重二老诗词的形式,而要注重二老诗词的精神。
安大伯、重九叔,其人其诗对我有何影响?我想其影响是无以言表的。如果说父母对我是养育之恩,那么安大伯、重九叔对于我则是教育之恩,父母给了我生命,而二老则给了我精神。
我小时候有着许多梦,这些梦有的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无痕迹;有的则隐约飘渺,如春天的柳絮,游丝般在空中飘忽,时隐时现,似真似幻;还有一些梦,她在我的脑海中是如此魂牵梦绕,不离不弃。这不能离弃的梦,一直激励着我,激荡着我,使我不至于怠惰、不至于沉沦。这些难以忘却的梦,使我有激情,有追求,有目标,有理想,为了这些梦,我活得有价值,有质量,几十年过去了,我还在追逐着这些梦。现在我觉得,给我这些梦的人,就是安大伯和重九叔。
我记得,我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回家。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口号,那时的小学由六年缩短至五年。五年读完小学,加之那个年代因为出身问题没有心思认真学习,可想而知获得的知识其实是极其有限的。我先在离我家有五华里远的七里冲小学读了四年书,教语文的是我的启蒙小学老师黄子健先生,他很敬业负责。之后到了石塘完小读了半年,再到本村(那时叫大队)村小读了半年,加起来五年,就这样回家务农了。
为什么不能再读书了?现在的青年人可能无法理解,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作为“五类分子”的子女,我是不能继续读初中的,理由是“五类分子”的子女不能有太多知识,免得他们以后有本事翻天。“五类分子”者,地富反坏右也。“五类分子”及其子女是被专政的对象,当时的口号是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这样,我无可奈何地辍学了。而现在是完全不同了,现在受教育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要让小孩读书,是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来实施的。而那时就是如此无知,愚昧,荒唐。
辍学是痛苦的,但我并没有停止学习,相反是加倍坚持自学。也许是天意吧,在我对命运前途迷惘无措的时候,安大伯正好从内蒙古监狱释放出来回到家乡安顿。从这时起,大伯成为了我追求真知、追求人生价值不断前行道路上的一盏启明灯。他开始认真指导我的学习,说:“一定要读书,一定不要泄气。”不仅是说说,而是行动。他找来语文、英语、数学、历史、地理等教科书,最多的是诗词歌赋、诸子百家等文史书籍让我读,还有当时其他未禁止的书籍。当然,未禁的书是十分有限的,但还是能找到一些,比如《孙子兵法》、《左传》、《战国策》、四大名著、《薛仁贵征东征西》、《聊斋志异》、《封神演义》、《鲁迅诗及语录》、《毛泽东选集》四本、《毛主席诗词》、《革命烈士诗抄》、《增广贤文》等等,还有当时提倡的“左”派小说,如《金光大道》、《艳阳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等。不过,后来《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之类说是有爱情内容,是封资修的东西,也不准读了,越到后来,能读到的书就越来越少了。
安大伯劝我写诗词,写文章,不能间断读书。他用唐代杜牧的诗句“十年一觉扬州梦”来形容“文化大革命”不会长久,要我坚持学习,将来总有出头之日。这些教育,我有的听了,有的没全听。那时整个社会弥漫着读书无用论,一般人、出身不好的人根本看不到前途,眼前是一片漆黑,悲观与绝望。但大伯不这样认为,他时常对我说:“时代会变的,读书一定有用。”这些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使我没有完全坠入颓废而放任自己。因此,在他去世之时,我作了一幅挽联,我说他是“在黑暗中能见到光明,在绝望中能看到希望”的人。这对联虽不工整,但表达了我内心对安大伯的崇敬和感激之情。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到了1976年,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1977年,千万学子有了希望参加高考。大约1978年9月份,我很想试试高考,但没有信心能考上,便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去找我叔父重九先生。其时他在湘阴六中恢复教书。我怀着不安但很坚决的心情去找他,想参加高考补习班,他毫不犹豫地说:“后天有一个入学考试,考语文和数学,你来试一试吧。”我去参加了考试,成绩优秀,考入了高考补习班。进入湘阴六中补习班,我进步很大。当时的语文兼历史老师杨大猷、数学兼政治课老师周新科、地理老师柳真儒都很敬业负责,热爱学生。这样到了1979年7月,参加全国高考,我考上了湘潭大学,从此一路顺风,读书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之后进南开大学读研究生,进清华大学读博士,之后又去美国加州大学留学,去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从未停顿过,读书学习伴随我一生。
安大伯、重九叔培养了我的读书学习习惯,这对于我来说,一生受益。几十年来,我博览群书,学及中西,如蜜蜂采蜜,孜孜不倦,从古今中外的知识海洋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我热爱中国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诸子百家,文学、历史、哲学。我读四大名著,一生爱不释手;读司马迁的《史记》,陈寿的《三国志》以及班固的《汉书》,范晔、司马彪的《后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唐宋八大家,唐诗三百首,还有萧统的《昭明文选》,等等。我还热爱中国近代的教育家、思想家的著作,以及鲁迅著作。后来我发现,光读中国书还远远不够,我把眼光转到了西方,为此,我学习法语,学习英语,我读了大量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时代的书,启蒙运动时代的书,读卢梭,读孟德斯鸠,读密尔,读林肯,还读丘吉尔、富兰克林、杰弗逊、华盛顿、潘恩等西方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作家的著作,这使我开阔了眼界。后来我又发现,光读书还不够,必须懂现实。因此,我有意地深入了解中国现状,了解世界,我前后访问了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我好几次面对浩瀚的大海,面对滔滔波浪,内心产生敬畏之感:敬畏大自然,敬畏知识,敬畏真正的伟人。我把中国的、西方的、现实的,通过思维融会贯通起来,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判断力。这对于我的人生和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有益的作用。
我到湖南师范大学当书记后,就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教育理念。我结合自己的知识,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我提出:管理要严格,对人要宽容。学校师生要有国际视野、天下情怀、探索不止、追求卓越之境界。我提出大学要有五种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博爱精神,宽容精神,创新精神。我重新厘定了师大校训为“仁爱精勤”,并对校训精神进行了阐述:倡导师范仁道,追求高尚;倡导爱人以德,追求和谐;倡导研精思覃,追求真理;倡导勤奋踏实,追求卓越。我提出改变人才培养模式,立足于国际化来培养人才,要遵循四个原则:模式上着眼国际视野,文化上注重开放包容,价值观走向普适伦理,规则上接轨国际惯例。
这些教育理念的提出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得益于我的学习读书,游历世界,洞观现实。追根溯源,得益于小时候安大伯、重九叔对我的培养。在那个认为读书无用、看不到前途和希望的荒唐时代,没有他们的鼓励,就没有我今天的素质和成绩,我是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来编辑这本《野叟吟》的。因此,对《野叟吟》中的每一首诗,每一首词,我都有深刻的了解和体悟,我都能产生强烈的共鸣,因为这些诗词写了我们那个年代中的喜怒哀乐,我也深知二老的心,他们的情,他们的忧乐。因此,对每一首诗词,每一个字,我都反复校读,争取出版后没有讹误,达到高水平。我前后五次审稿,六次往返于长沙与湘阴之间,多次与我校出版社的何海龙、周基东等同事商量出版事宜,一字一份情,一字一份心。有人会说,“不必花这么大的心”,但对于我,这是感恩,是一份真情。
我时常想,这本《野叟吟》是要永远流传下去的,虽然很多人读不到这本《野叟吟》,但湘阴张家的后代是一定要读的,哪怕读不太懂,也得读。我们要知道这些长辈是如何在黑暗逆境中甚至死境中求生存、求知识以及忧国忧民的,是如何磨砺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精神的。
出于这个心情,我决心高质量刊印《野叟吟》,使之能流传于后世。曹丕讲:“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能如今天有些人那样对文章毫不负责,浆糊加剪刀,或者用电脑剪贴,一夜之间剪一本书,错误百出,贻误后人,也贻误自己。
怀着这种情,写下了以上文字,算作不是序言的序言。我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东方已经发白,原来我写了一个通宵。窗外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万籁俱寂,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面对窗外的飞雪,任思绪奔向过去,又飞向未来。两位老人,一个已长眠于安乡县城郊一处坟茔,安大伯是看不到这本《野叟吟》的出版了,很是憾事,我突然觉得,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人生总是有许多憾事,而无可奈何的,不禁潸然泪下。重九叔还健在,还在为修张氏家谱、写诗词奔波,耗费了多少不眠之夜。我顿生崇敬之心,但心情忽然又沉重起来,想起来了在十五岁时,安大伯教给我的邓拓《访郑板桥故居》的诗来:
歌吹扬州惹怪名,
兰香竹影伴书声。
一枝画笔春秋笔,
十首道情天地情。
脱却乌纱真面目,
泼干水墨是生平。
板桥不见虹桥在,
无数青山分外明。
其实,安大伯与重九叔都是知识分子,也曾当过小官的,引用这首诗,似乎很合乎他们的人生遭际,读了这首诗,我们对安大伯、重九叔或许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还是再重复一遍,《野叟吟》者,有情则吟者也。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