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茄春秋状元品种介绍_状元春秋

　　一 　　 　　光绪三十年（1904），清帝国正处在风雨飘摇、日薄西山之时。为了庆贺自己的七十大寿，慈禧太后置社会要求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于不顾，安排了会试，并亲点刘春霖为状元。不久，在袁世凯、张之洞等高官的强烈敦促下，清廷下谕，从次年即1905年起，全国废止科举考试。至此，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寿终正寝。刘春霖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与数以万计的进士和难以数计的秀才、举人相比，八百多名状元的确是一个不大的数字。然而，作为科举取士中处于金字塔尖位置的状元，无论高居榜首时的无上荣耀，还是他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巨大影响，都是一笔不可低估的文化遗产，一个无法用简单的数字来描述的高贵群体。
　　令人尴尬的是，科举考试的发轫者，竟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隋炀帝。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本是北周勋臣。面对四百年的战争分裂局面和年幼的周静帝，杨坚当仁不让地担起了统一国家的重任，逼迫周静帝“禅让”帝位，建立了隋朝，并统一了南北。而那些出身豪门的北周遗老们，站在儒家道统的立场上，对杨坚称帝说三道四，甚至还有人公开不服气。为了煞掉那帮贵族士大夫的威风，杨坚对魏晋以来官位世袭的九品中正制进行了改革，不问门第不分贵贱，向社会各阶层选官，试图将传统的贵族势力排挤出政府机构。令杨坚没有想到的是，对皇权政治构成致命威胁的不是贵族，而是他的亲生儿子杨广。杨广革了亲爹的命，但对亲爹留下的选官办法却特别欣赏。正式登基后，杨广将这一选官措施制度化，首创了明经、进士二科，考试内容为经义或时务，科举取士制度正式形成。由此，士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被打破，一般地主子弟甚至寒门子弟，都有可能通过科考进入仕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这种情况的形象写照。
　　隋炀帝没来得及选拔出一个状元来，就死于部下之手。直到唐高祖武德五年即622年，历史上第一个状元产生了，这就是孙伏伽。孙伏伽是隋朝进士，炀帝时任大理寺史，地位很低。唐武德初年，他上书唐高祖，提出广开言路、废除百戏散乐、请为皇太子及诸王慎选僚友。高祖十分高兴，将其提拔为治书侍御史，还赐帛三百匹。后来，孙伏伽因上疏被免职，他以免官之身参加科举。中状元后，官授刑部郎中，仍多次上谏，几上几下，其为人颇有魏征之风。贞观十四年（641年），官拜大理卿，成为朝廷重臣。
　　作为一种选官制度，科举取士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发展历史，同样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隋唐两代是其形成期。以炀帝创制进士科为标志，科举制度正式产生。唐代常设的考试科目有十二种，但以明经和进士二科为主。宋代重文轻武，常人认为能考取进士才有真才实学，因此宋代的科举尤以进士科最受重视。官员的增补主要得之于进士科，凡考取进士的立即授予官职。连皇帝挑选驸马，权臣物色女婿，也优先从中考虑。到了元代，科举取士经过了两兴两废，但最终还是采用这个选官办法。蒙古人崇尚武力，科举虽然能笼络汉人，却没有真正受到重视，科举制度出现衰落。明代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帝王的重视程度，还是考试的规模、形式内容的确定、监考的严格、录取后的使用，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清代帝王入关后，为了有效地控制数额庞大的汉人，实现稳定的统治，科举不分满汉，平等录用人才。但是，由于考试的内容狭窄、八股文的形式死板，与选拔人才的主旨相距太远，这种选官制度最终被时代所淘汰。
　　与科举兴衰相对应，历代的状元受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
　　唐代、宋代初期和元代，状元并不一定受朝廷重用。唐代状元及第后，一般只授予九品官职。柳公权是书法大家，且胸怀大志，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中状元后，朝廷只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和中书舍人兼书诏学士等抄抄写写的官职，历经宪宗至懿宗七朝，主要承担皇家的文字书写，政治抱负难于施展。著名才子王维，一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尚书右丞，属正四品官员。唐代有姓名可考的状元一百五十五人，位居宰辅之职的仅十一人。北宋初年状元王嗣宗，初授只是一个下州的司寇参军，属州县官中最低者，在官场上很不得志。元朝开科取士十六次，取左右榜状元三十二人，除张起岩当过正三品礼部尚书外，大多未担任要职。
　　从宋太宗赵光义开始，状元的地位日益提高。不仅初授官职从优，而且升迁也较快，十几年后擢至宰相的相当普遍。北宋状元蔡齐及第后，真宗见其“堂堂伟岸、进退有法”，十分高兴，特诏命派金吾卫士七人清道。两宋有状元一百一十八名，他们中除有民族英雄文天祥、爱国作家张孝祥、爱国学者陈亮外，还有堪称朝中栋梁的吕蒙正、蔡齐、王曾、吴潜、王十朋，以及政绩卓著、清廉正直的张贯、贾黯等，可谓群星璀璨、名臣辈出。一百一十八人中，在正史中个人有传的达五十五人。明英宗时规定，非进士不能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中状元者直接授翰林院修撰。明代共计有内阁成员约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出身的占十分之九。清代的状元都是由皇帝钦定，并且新状元照例授从六品翰林修撰，又因是皇帝近臣，升迁至宰相、尚书的不在少数。
　　
　　二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千百年来，人们把大魁天下、高中榜首作为人生最大的喜事。唐代新进士及第后，官方即安排名目繁多的庆贺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长安城东南曲江岸边的杏花园内举行的曲江赐宴，又称杏花宴。孟郊中进士后，吟诗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曲江宴后，还要在大雁塔上题名留念。这种习俗一直到清代还在沿袭，琼林赐宴、碑石题名，还要举行盛大的胪唱传名仪式。
　　从唐宋开始，皇帝及权臣把争抢进士和状元做女婿，当作家庭大事。虽然真正的状元驸马，历史上只有唐武宗时郑颢一人，但诸多文艺作品，却将“中状元、选驸马”大肆渲染，至今许多民间戏剧仍常演不衰。王安石有诗：“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就是这种现象的写照。
　　状元不仅享用了许多美誉，更重要的是，及第不久即可平步青云，成为朝廷重臣。所以“每殿廷传胪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肩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下瞰者”。北宋文学家尹洙赞叹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
　　然而，荣登榜首成为状元的，毕竟是极少数。一个泱泱大国，一千三百余年仅得状元七百余人，平均两年才出一名状元，可谓凤毛麟角，来之不易。
　　的确，在万人争过独木桥的科举考试中，有着多少学子的辛酸痛楚，有着多少儒生梦断科场的遗憾？
　　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虽然试帖诗写得好，并先于玄宗天宝十年考取了进士，但他在科场上并非一帆风顺，也曾多次落第过。他的《长安落第》一诗，真切地表现了失意举子的心情：“花繁柳暗九门深，对饮悲歌泪满襟。数日莺花皆落羽，一回春至一伤心。”
　　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宋神宗时，苏轼对一个名叫李鹿的考生很赏识。李鹿应省试，刚好苏轼任主考官，评卷时，苏轼把一份卷子误认为是李鹿所作，很高兴地在卷面上手批数十字，并对参加评卷的黄庭坚说：“是必吾李鹿也。”但拆封后发现考生是章持，李鹿反而落选了。李鹿的母亲已七十多岁，听说后大哭：“吾儿遇苏学士知举不及第，它日尚奚望？”于是闭门自缢而死，李鹿果然终生不及第。
　　唐诗人常建在《落第长安》一诗中叹道：“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家乡是那么美好，但我因为落第而滞留长安。时代如此圣明，而我进士未考上，成了可耻的失路之人。如果回去，恐怕连花鸟都会嘲笑我，只好在京城留住一年吧！
　　常建所叹绝不是落第人的多心。范进中举的故事，很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中举前，没多少人瞧得起你；既成了举人，自然是文曲星，连自己的岳父丈人，都感觉是打不得的。北宋宰相吕蒙正，小时家境贫寒，父母早亡，生活十分窘迫。考中状元当上宰相后，一些有钱的邻居携礼物上门巴结，他写了副对联，说尽世态炎凉：旧时饥荒，柴米无依靠。走出十字街头，赊不得，借不得，许多内亲外戚，袖手旁观，无人雪中送炭；今科侥幸，吃穿有指望。夺取五经魁首，姓亦扬，名亦扬，不论王五马六，踵门庆贺，尽来锦上添花。
　　如果说科举考试全凭真才实学，没有实现愿望，考生只能怨自己功夫不深。事实上，很多的时候，皇帝的一时好恶，主考官的主导思想，以及特定的选人环境，让一些本来能荣登榜首者，最终与状元失之交臂。
　　唐代科举取士，推荐的人作用远远大于真才实学。应进士考试的士子，多有向名人行卷的风气。唐人朱庆馀曾向水部郎中张籍行卷，已得到张籍的赏识，临要考试了，他担心自己的文章不一定符合主考的要求，就以新妇自比，以新郎比张籍，以公婆比主考，写下一首诗，征求张籍的意见：“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很明白写诗人的意思，立即回诗：“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暗示朱庆馀不必为此次考试担心。王维应试之前，得知太平公主预定名士张皋为状元，颇为不满，求岐王李范帮助。岐王引荐后，王维先奏琵琶，后呈诗作，公主惊其才识，答应推荐他为状元。后王维果然高中。
　　北宋统治者尽管对科考定了许多条例，但有时连皇帝都很难遵守，常常不能秉公办事，甚至把录取考生视作儿戏。《玉照新志》记载，北宋初期，以先交卷为第一名，是不成文的惯例。开宝八年，太祖殿试，王嗣宗与陈识一同交卷，赵匡胤一时不好定夺，就让王、陈二人手搏。结果，王嗣宗斗倒了陈识，成为状元。到赵光义时，他认为先交卷者不免轻薄。考生李庶几和孙何都有名气，但李第一个交卷，被赵光义赶出考场，而定孙何第一。又一次，赵光义亲自出题，并说此题深奥，不能求快，要认真研究义理。不多久，钱易第一个交卷。赵光义大怒，将钱易赶出考场。宋太宗锐意扫荡举子的轻薄之风，也许出于对选拔人才的慎重；但一概否定先交卷的考生，未免矫枉过正、失之随意。
　　以文取士是录取状元的通则，但一些帝王往往凭自己的好恶决定取舍。明建文二年（1400年）庚辰科殿试，考官建议定王艮为状元，但惠帝以其貌丑而压为第二名，定胡广为状元。明正统四年（1439年）己未科殿试，初议张和为状元，皇帝特派太监到张和寓所看其相貌，发现张有眼病，遂改张和为施�。明弘治九年（1496年），孝宗看到有个名叫朱希周的举子，认为朱是国姓，希周二字是希望明朝统治能像周朝那样国祚长久，取其吉利，即定为状元。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殿试，阅卷大臣先定无锡进士吴情为第一，世宗不悦，说：“无情之人岂能居榜首？”又称自己祈雨，夜梦闻雷声，因此命遍阅各卷进士姓名，得秦鸣雷，世宗大喜，将其擢为状元。当时流传一句打油诗：无情举子无情帝，鸣雷只好捡便宜。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殿试，萧荣爵答卷最好，排在首位；骆成骧为传胪。但两人试卷开头不同。骆卷起句：“臣闻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当时甲午海战失败，中国正处在多难之秋，德宗看后十分感动，便把骆成骧定为第一，萧荣爵改为第四。
　　
　　三
　　
　　宋真宗赵恒写过一篇《劝学文》，赤裸裸地宣扬“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以极端的利禄观，引诱天下读书人投身科举考场，以博取功名。
　　在以科举成为做官正途的时代，读书人能考取状元，的确找到了入仕的终南捷径。但是，宦海沉浮，人生难料，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愿以偿、善始善终。相反，不少状元命运坎坷、仕途曲折，成为悲剧主角。
　　南宋著名文学家、爱国词人张孝祥，二十二岁中状元，可谓少年得志。但是，张孝祥中状元带有戏剧性。同科考试的，有秦桧的孙子秦埙。秦桧让主考内定秦埙为状元。但在最后时刻，高宗赵构不甘心作挂名的主考，要来干预此事，将排名第七的张孝祥擢为状元。这对张孝祥来说，是件大好事。但他万万没想到，此事却得罪了秦桧，也给张家带来一场灾难。一年之后，张孝祥的父亲被秦桧诬陷谋反而投进监狱。秦桧死后，许多政治陷害事件纷纷昭雪，张孝祥的父亲获释出狱，他本人也很受重用，二十七岁作了中书舍人，专为皇上起草文书。然而，张孝祥中状元的考官是宰相汤思退，而汤思退又是由秦桧一手提拔的，这种关系十分微妙可怕。当汤思退一党被打击时，张孝祥也因此受牵连而罢官。孝宗即位后，张孝祥重被起用为抚州知府，后又转为朝散大夫、中书舍人、建康留守，因赞成张浚北伐金人被弹劾；起用不久，再因汤思退罢相，他受连累亦遭罢免。张孝祥死时仅三十八岁。
　　张孝祥死后二十四年，陈亮高中状元。这位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和爱国诗人，曾以一介布衣连续四次上疏，纵论时势，反对议和，力主抗金，由此在政治上屡遭迫害，先后三次被捕入狱，备受打击，几近死去，幸得辛弃疾等人的营救，才重见天日。他五十一岁中状元，未到任于次年病逝。
　　明朝状元遭遇人生悲剧的，在历代居冠。
　　科举经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的，被称为“连中三元”。能有如此殊荣的，一千三百余年间仅十八人，明代占二人，即黄观和商辂。黄观是洪武二十四年状元，官至礼部侍中，与方孝孺、齐泰同受建文帝重用。燕王朱棣举兵，黄观奉旨起草诏书，劝燕王放下武器，解散军队，进京谢罪，言辞十分激烈。南京失守后，朱棣下令公布罪臣名单，黄观名列第六。不久，其家被抄，其妻及两个女儿投水而死。得知建文帝失踪，燕王追兵已近，黄观从容穿好朝服，东向而拜，纵身跳入罗刹矶的激流之中。明英宗正统十年状元商辂，遭逢“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事件，并坚持同汪直等阉党斗争，屡受陷害，终身不能得志。
　　明武宗正德三年状元吕�，是明代著名理学家。他一生经历三个昏君，为宦官刘瑾所不容，三次大起大落，终至回乡著书讲学。
　　吕�下科状元杨慎，是著名的学者、文坛巨匠，明朝四川唯一的状元。其父杨廷和官至首辅，杨门一家三代先后出了六位进士，算得上豪门望族。然而，在明史上著名的“议大礼”之争中，杨慎被嘉靖帝贬往云南永昌戍边，充军达三十五年之久。晚年，他在一首感怀诗中悲愤地写道：“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络巧中细人谋。故园先陇痴儿女，泉下伤心也泪留。”可叹的是，他被嘉靖帝害了一生，却至死不得醒悟。
　　与杨慎漫长的囚徒生活不同，明末状元魏藻德大起大落，中状元仅三年，即被崇祯帝擢拔为首辅。但在位只一个多月，李自成进京，魏藻德便成了起义军刀下的冤鬼。
　　清朝统治者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在科甲取士上，曾采用“旗不点元”策略，即参加汉文考试的八旗子弟不能进入前三名，状元这个头衔一向为汉人所得。但是，满人崇绮却在清朝主政二百六十多年后，第一个填补了这个空白。崇绮宦海沉浮，官至户部尚书。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命崇绮等人留守京城，自己弃城逃亡。京都失陷，崇绮的儿子葆初让全家人自焚，崇绮亦自缢于住所。
　　傅善祥是太平天国丞相，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北王韦昌辉血洗东王府，傅善祥不知去向。
　　真正在历史上留下惊世影响的，是南宋状元文天祥。
　　文天祥是宋代最后一名宰相。他试图将王安石未竟的改革大业进行到底，却因思想激进被屡屡革职。德�元年（1275年），元军大举东下，他组织抗元义师赴临安勤王。次年，在朝中大臣纷纷逃离、皇帝已写好降书的情况下，他以右丞相兼枢密使身份奉命至元营议和，因坚决抗争被扣留。脱逃后，他组织义军抗元。年底兵败被捕，他知大势已去，决心以身殉国。他坚决拒绝元将张弘范等人的劝降，作《过伶仃洋》诗以明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被送往大都囚禁近四年，其间忽必烈恩威并重，手段用尽，但他却誓死不降。在狱中，奋笔作《正气歌》再名心志，并将遗嘱系于衣带之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在中国古代，当爱国、自尊与忠君相矛盾时，再优秀的知识分子也显得底气不足；在生与死、尊与卑、荣与辱需要抉择时，再刚强的仁人志士也会心存犹豫；而文天祥则认为：“节，不必为君守，当为江山社稷守，为自身守！”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为后世立下了人格和精神的标杆。
　　
　　四
　　
　　黄沙吹尽始见金。能高中状元者，其智商自然不低。因而在历代状元中，不少人成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自然科学家和著名学者，为当世的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历史长河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戏《金钗记》是我国戏曲史上一个有名的戏曲。其主人公王十朋，作为忠臣的典型形象，不顾威胁利诱，与妻子坚贞不屈的爱情故事，通过舞台传遍城乡。其实，真实的王十朋是宋高宗钦点的状元。当时，金人觊觎宋朝已久，高宗和一些主和派的大臣心存侥幸，认为金国内乱已无心南侵。王十朋不顾自己位卑言轻，当着高宗的面，详细地分析了金国内部形势，出示他收集的金人准备南犯的秘密情报，大胆指出如心存幻想，后果将不堪设想。高宗被王十朋的铮铮直言所说服，久悬未决的重大国策由此确立。王十朋没有满足于自己的建议为皇上采纳，不久又冒死上表，弹劾以功臣自居而横行霸道的太尉杨存中，还建议取消多年来皇城逻卒察事的特务制度。一时间，王十朋成为敢说真话、正气凛然的代名词，民间还流传了许多赞扬王十朋的诗歌。元朝状元张起岩，也是以其仗义执言而著称。尤其是在元英宗至治时期，他以正七品的监察御史身份，将生死置之度外，与正一品宰相倒剌沙仗势欺人、贪污受贿的行为作斗争，在朝野传为佳话。
　　状元宰相在历朝中有八十余人，但能影响政局的不多。唐开元武状元郭子仪，两度任宰相，历仕玄、肃、代、德宗四朝，在军中屡建奇功。安史之乱爆发，郭子仪以朔方节度使身份参与平叛，屡战屡胜。唐肃宗时，收复两京，主要依靠郭子仪所率的朔方军队。安史之乱平定后，他先后出征河中、�州，防御回纥、吐蕃，捍卫京师。虽兵弱将寡，仍奋力作战，屡败敌军，使京都安全无虞，百姓免遭涂炭。郭子仪戎马一生，到八十三岁才脱下铠甲。史书上称：“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是毫不夸张的。张溥说：“蜀汉之诸葛，唐之郭子仪，宋之岳飞，三人皆间世而一出者也。”
　　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的翁同�，是清咸丰六年状元，同治、光绪两帝的老师。任刑部尚书时，他秉公执法，明察暗访，终使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得以昭雪，一时朝野轰动，至今仍盛传不衰。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最值得书写的，是他对光绪帝改良主义的影响，以及他参与领导变法的积极行动。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正式颁诏，宣布实行变法，书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百日维新的壮丽篇章。而变法的诏书正是翁同�起草的。虽然变法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顽固派的强烈反抗，翁同�被罢黜回乡，但戊戌变法的巨大历史影响却不可磨灭。
　　考状元为当官，这似乎是封建社会绝大多数人的传统思维。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七百多名状元，几乎都是大大小小的官员。西夏状元李遵顼发动宫廷政变，还做了十五年皇帝，即西夏神宗。但是，清光绪二十年状元张謇却不恋官场，中状元后的第二年，即辞官专谋实业。他学习外国人搞股份制的办法，积极筹措资金，1899年建成了南通大生纱厂，之后又陆续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江浙渔业公司、资生铁冶公司和淮海银行等十九家企业。到1921年，整个大生企业集团和各农垦公司的资本，达白银二千四百八十三万两，成为二十世纪前期中国最大的私人民族资本家。张謇不仅在实业上取得前人未有的巨大成绩，还热心于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事业。1902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即通州师范；还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和一批中小学、幼稚园；随后，一批技术教育和聋哑学校相继诞生。他成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开拓者。毛泽东曾指出：“张謇是有功于国家的三位民族实业家中的一位。”
　　状元毕竟不是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但是，他们中的确涌现了许多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方面造诣很深的杰出人才。南宋状元陈亮提倡注重事物功力有补于国计民生的“事功之学”，提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的命题，为永嘉学派创始人。五代后汉状元王溥，撰《唐会要》一百卷、《五代会要》三十卷，不仅史料翔实，还正式创立了会要体分类编纂的体例，为后世仿效，被《四库全书》赞为“厥功甚伟”。盛唐山水田园派诗人、画家王维，其诗被认为“自李杜而下，当为第一”，其绘画被推为南宗画派之祖。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唐书法家柳公权，其楷书严谨浑厚、刚劲挺拔，其行书潇洒流畅、如行云流水，与唐欧阳询、颜真卿，元赵孟�，并成“楷书四大家”，与颜真卿并称“颜柳”。南宋词人张孝祥，其词追踪苏轼，气概凌云，具有深厚爱国色彩，同张元干并称南宋初期词坛双璧。唐状元张又新撰《煎茶水记》，评议各种泉水煎茶优劣，是陆羽《茶经》之后又一部重要茶道研究著作。清状元吴其�担任过多省巡抚，见多识广，编著《植物名实图考》，是一部图文并茂的植物学巨著。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中国历代状元中，同样也有败类、奸臣。
　　宋理宗淳�四年状元留梦炎，为人奸诈，见风使舵，曾官至左丞相。1274年降元。对此，文天祥作《为或人赋》：“悠悠成败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终。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驼遗恨付西风。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文天祥兵败被俘，忽必烈十分敬重其才学和为人，把他视作上宾。就是在文天祥坚决不做元丞相的情况下，忽必烈也不打算杀害他，准备释放他做道士。留梦炎却阻止元大帝说：“天祥出，复为号召江南义士抗元，吾辈将置于何地？”由此坚定了忽必烈杀害文天祥的想法。留梦炎易官元丞相，不久即病死。浙江人十分痛恨这个败类，说：“两浙有留梦炎，两浙之羞也。”直到明代，凡留姓子孙参加科举，须先申明非留梦炎后代，才有资格参加考试。
　　明神宗万历状元周延儒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深受崇祯帝信任，一步步升为首辅。在他的关照下，姻亲陈于泰成了状元，哥哥做了锦衣卫千户官，还徇私任用了一批贪官庸才。崇祯十六年，清兵北上，满朝震惊。周延儒不得已请求督师，领兵后不去前线，却驻扎在通州，不敢迎敌，每天同幕僚饮酒娱乐，而又频奏捷报。崇祯帝不知内情，还特别嘉奖。后听说清兵已离去，即上报称已击退敌军，胜利凯旋。几天后，锦衣卫指挥骆养性上疏揭发退师真相，给事中曹良直也参劾其十大罪状。崇祯大怒，将他革职赐死。民间有歌谣唱道：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颈，一同狐狗头。
　　
　　五
　　
　　古代状元的分布，戏剧性地呈现出自北向南、相对集中和带有家族性优势等特点。
　　唐宋时期，北方籍贯的状元数量较多，占明显优势；元明清三代，南方籍状元在数额上却形成绝对优势。这种转变，大约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到了宋代，北宋皇族与主要大臣都是北方人，朝廷尽管在经济上依赖江南，但选人的观念却存在偏见。出身陕西的寇准认为“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甚至在确定状元人选上，极力主张将南方籍的肖贯中更改为山东的蔡齐，还为此逢人夸口说：“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而在明清时期，这种选人的偏见与北宋正相反。明代陕西状元吕楠的考卷，在会考中被同乡考官康海列为第一，南方籍考官王鏊却将其排在第六。为此，康海与王鏊争辩说：“吕楠的文卷没有人能比得上，只因他是北方人，就压抑他的名次，是不公平的。”清代北方籍的状元更少，因为历科状元都是南方人，1761年，乾隆帝将排名第三的陕西人王杰定作第一，使之成为西北诸省中清代唯一的状元。
　　在南北区域变化的大趋势下，状元的分布还体现在集中于少数省县，江苏苏州、昆山、无锡、武进，浙江杭州、绍兴、湖州，安徽徽州，福建莆田，河南开封等地，都出现了五名以上的状元。
　　明清两代共有状元二百零一名，苏州地区就占有三十五名。苏州状元中，不乏文震梦、翁同�等良相诤臣，也有史学家毕沅和外交家洪钧等，祖孙状元、兄弟及第、叔侄登甲现象亦屡见不鲜。文震梦是著名书画家，文征明的曾孙，五十岁才中状元。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上疏弹劾魏忠贤，同阉党作不懈的斗争，彰显了他不畏强权的凛然正气。毕沅是乾隆时状元，虽仕宦功名不终，但学问无所不通，经史、文字、地理、金石等学俱有研究。尤其是历时二十余年，撰《续资治通鉴》，为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洪钧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担任过出国使者的状元。光绪十三年，他奉命出使俄国、德国、奥地利和荷兰四国，成为清末著名外交家。洪钧曾娶苏州名妓赛金花为妾，为其生命的最后五年增添了许多传奇浪漫。
　　安徽休宁是古徽州的一个山区小县。但自宋嘉定到清末的六百余年间，本籍和寄籍的状元共有十九人，仅清代一朝就出状元十三人，成为有名的状元县。广东南海黎涌村先后出了两名状元，是公认的状元村。南汉时简文会清廉务实，颇有政声。五百八十年后，伦文叙高中状元。伦文叙博学多才，教子有方，他的三个儿子都考中进士，有“一门四进士，父子魁三元”之誉。其家乡村头，还立有御赐“中原第一家”牌坊。
　　湖北黄冈也是著名的状元之乡，仅清代一朝就有刘子壮和陈沆两位状元。二人均才华横溢，为官清正，颇负盛名，惜乎英年早逝，终为憾事。但黄冈的教育影响深远，医圣李时珍的故乡蕲春县，重文兴教，人才辈出，成为全国著名的教授县。
　　作为顶尖人才的标志，状元的出现有其自身应有的规律。这种规律，与经济发展和教育文化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黄河流域是最早开发的地区，因此黄河中下游也是古代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东汉以后北方频发的战乱，使其经济受到沉重的打击，唐代前期虽有所恢复，但安史之乱再次使之遭受破坏。随着人口的流动和南方经济区的开发，从唐代中期开始，南方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逐渐提升，状元的数量也随着增加。清代后期，珠江流域开发速度很快，来自岭南的才子也越来越多，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仅在科考中榜上有名，而且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区域人才的出现是以教育为前提的，而教育的成败同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经济越发达，教育的投入也相应增加，人均受教育的几率增大，成才的机会也增多。江浙、福建、江西、四川等地既是人才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古代教育发展最好的省份。这些地方的私塾、公学、书院，普遍多于其他省份。福州人“其俗尚文词”，泉州人“素习诗书”，兴化人“以读书为故业”，这些地方所出的状元、进士都较多。
　　苏州教育的一大转折，是北宋景�二年（1035年），名相范仲淹在此创建苏州府学。随后，县学、社学、义塾、私塾遍及苏州。由于小城镇的发达，苏州的书院数量众多，仅吴县、常熟、太仓、吴江和昆山共有书院五十六所，还涌现了一批以治学严谨著称的书院，如紫阳书院，历代掌院计二十七人全是进士，其中有清代史学家沈德潜、乾嘉名家钱大昕、近代改良家冯桂芬等。随着文化世家的兴起和文化名人的出现，刻书、藏书之风日盛，据统计，苏州有藏书家五百七十六人。史学家顾颉刚说：“苏州地主家庭训练子弟适应科举制度之才能，其技术性在全国为最高。”这种技术性，即应试技巧和训练手段，仅从当时的时文选本出版的繁盛就可见一斑。为给考生提供八股文范文，有人将历代科考中成功的文章收集出版，让考生模仿学习。这种收集、模拟及强化训练，竟逐渐成为一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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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新鲜”。黄梅戏《女驸马》是一部妇孺皆知的古装戏。它讲的是才女冯素珍为追求潇洒的公子李兆廷而女扮男装考取状元的故事。戏剧的内容虽是杜撰，但艺术的魅力，使人们不必计较故事的真实。
　　类似《女驸马》的文艺作品在历史上有很多。王实甫《风雪破庙记》，将北宋最有名的宰相吕蒙正小时住寒窑、吃斋饭、苦读寒窗的故事，演绎得逼真而感人，影响了历代无数的读者观众。京剧《张协状元》、《铡美案》，豫剧《状元媒》，越剧《状元未了情》，楚剧《状元袍》，苏州评弹《落难公子考状元》，河北梆子《状元打更》等，一大批状元悲喜剧生动传神，催人泪下。
　　除文艺作品外，有关状元的传说在民间广泛流传，是最受欢迎的乡土文学。清朝状元陈沆是湖北蕲水人。嘉庆年间，他去黄州乡试，刚行至巴河岸边，船上早坐满了各乡秀才。陈沆恳求艄公行过方便，将船开回岸边，渡他一道过河。那艄公见是文质彬彬的书生，便乐呵呵地说：相公既是赶考，必是满腹文采，如果你能作一首七言绝句，包含十个“一”字，老夫即刻调转船头，渡你过河。如若不能，那就请相公好生等候，等老夫先将这船上秀才送到黄州，上岸再喝二两老酒，慢慢过来接你。陈沆一听，急得直跺脚，忙说：小生遵命，请老人家把船撑回来，我即赋诗，也好当面请教。这时，恰好河心划过一条渔船，只见一个老翁坐在船头，身边放着一根钓竿，双手划着桨，身子一俯一仰，还乐呵呵地唱着渔歌。陈沆灵机一动，当即吟成一首诗：一帆一桨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一俯一仰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艄公和一船秀才拍手称赞，高兴地请陈沆上船赶考。
　　安徽太湖赵文楷也是清嘉庆时期的状元。赵文楷自幼聪明好学，十岁即出口成章。但他家境贫寒，参加大比的头一年除夕，家里连年饭米都没有。万般无奈，他扮成狐鬼在村里四处叫喊：“明年状元赵文楷！明年状元赵文楷！”村里不少人信迷信，认为除夕鬼叫是很灵验的事情。不多时，许多乡邻带上鱼肉米面，纷纷上赵家看望赵文楷。第二年大比，赵文楷果然金榜题名。
　　明代《蓬窗类记》记载，苏州城东的潍亭距城区三十里，而昆山又在潍亭东四十里，再往东去一百里是刘家港，已临大海。每年海潮入刘家港，到昆山就停止了。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海潮到达昆山还不停止，一直涨到潍亭。人们都十分奇怪。刚巧，那年苏州人黄由中了状元。三年后的淳熙十一年（1184年），海潮又越过了昆山，那年昆山人卫泾也考取了状元。就这样，“潮到昆山，要出状元”之语，传了二百多年。奇怪的是，如果此地无人考取状元，海潮也就没有越过昆山。到了明代成化七年（1471年），有人在苏州娄门外网住了江豚。江豚是生长在海里的鱼类，是随海潮来到苏州的。当地官民弹冠相庆，到处传诵“潮过潍亭，要出状元”，果然第二年，苏州人吴宽及第。当时，昆山驿门楼上有匾额题字为“问潮”，是期望海潮再过昆山。二十一年后的八月，海潮再过昆山，昆山县令杨子器说：海潮已过昆山，遂将“问潮”匾额换为“迎潮”。次年，昆山人毛澄荣登榜首。这即是说，海潮四过昆山，正巧有四位苏州人在海潮过昆山的第二年考取了状元。又据《清稗类抄》载：清代雍正五年（1727年），渔人在潍亭溪头网了一条石首鱼，此鱼为海鱼，说明这年海潮又到了潍亭镇，这年，家住潍亭的彭启丰殿试第一。再一次证实了“潮过潍亭出状元”的预兆。
　　围绕状元的话题，古往今来，许多地方大做状元文章。在古代，几乎所有状元故里都立有状元牌坊；在圣贤祠里挂有状元画像，记载了状元言行和文章、联语；一些崇文重教意识强烈的地方，将五子登科、荣冠金榜的故事图画雕刻在各种建筑物上，印刷在门画上，刺绣在孩子的衣服上，……是纪念先贤也好，是激励后学也罢，都无一例外地构建了中国独有的状元文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和发展，状元文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旅游开发，商界运作，媒体热炒，使状元及第成为炙手可热的时尚话题、朝阳产业。虽然古代科举与当代高考有着本质的不同，但状元情结总让中国人挥之不去，恋恋不舍。状元文化也如枯木逢春，梅开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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