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语言不能表达，就请化作歌声”】歌声代替语言

　　（一） 　　 　　怙丧恃失伯扶孤，乳母夫盲岁岁劬； 　　最忆严君身后好，一乡清誉一箱书。 　　 　　这是葛崇岳先生七言古风体自传诗《苦乐歌》中的一节，全诗共一百一十二行。痛失父母，本来是人世间一件最可悲伤的事，但诗作者却为自己庆幸，因为他嗣后得到了家族中慈爱的伯父以及虽然身世贫贱但同样心地仁慈的乳母的悉心扶养和照料，并没有因为父母早殁而导致慈亲般关爱的稍减，并且他还格外感谢父亲身后为他留下的一箱书籍以及流播在乡邻们日常记忆中的一份好口碑，因为它们为他日后的一心向学、怀有不同凡俗的抱负并走向注重精神向度和有尊严的人生，作了最初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引导和提示。像这样一些细小的地方，是很能传达出诗作者宅心的温润和宽厚的。
　　诗中还写到他的少年时代：
　　
　　远道层关灯焰红，笃山幽雅秀明中；
　　驱倭烽火燃难到，娴静少年且用功。
　　
　　作者出生地和家乡安徽庐江，北濒巢湖，毗邻桐城。近世中国，桐城即因文风昌盛而被当时的读书人视为天下文脉由以维系之所在。清代中兴大臣曾国藩曾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叹，自称私淑桐城，并序述其流派，称为“文章正轨”。作者的中学时代正是在桐城度过的。
　　七言古风体自传诗里写到的“娴静少年且用功”的动人景象，便可看作桐城百年流风所披的一个小小缩影。由于远离东西南北的所有交通要道，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以致在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的岁月，作者的家乡居然躲过了日寇铁蹄蹂躏的厄运；此一艰苦卓绝的世道中殊出意外的陶渊明世外桃源式的传奇，使得这位生性明慧的少年人得以勤奋读书的环境终未中断。这样的一段传奇，也得到了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的印证。余英时先生的故乡是潜山，与庐江仅一县之隔。余氏在回忆文中所清晰记述的他的少年经历，对于我们较为切身和感性地去了解少年葛崇岳当时所居处的文化环境的特定性质和它的一些具体细节，无疑是会有帮助的，故不妨引述如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随伯父一家从安庆移居祖籍――潜山县的官庄乡，一直到九年以后（1946年夏天），我才重回城市。这九年的乡居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我虽然因此而失去了受现代学校教育的机会，但却能在前现代的社会和文化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亲身体认中国传统的内在意义。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幸运，因为这种直接从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知识，绝不是任何书本上可以获得的。……我的故乡――潜山官庄――是一个十足的穷乡僻壤，当时和现代文化是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我相信我当时所见到的官庄乡，和一两百年以前的情况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不过更衰落、更贫困而已。在精神面貌上，官庄几乎相当完整地保持了中国的传统；这里没有新式学校，偶尔有一两处私塾，教的也还是《三字经》、《古文观止》、《四书》之类的东西。通俗化的儒、释、道仍然支配着乡人的信仰和行为。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独秀这位五四健将是怀宁人，怀宁和潜山是紧邻，但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因为有人说他写下了“父母有好色之心，无得子之意”这两句大逆不道的话（这当然是借用了王充的说法），又曾公开提倡“万恶孝为首，百行淫为先”。可见城市知识分子歌颂了几十年的五四新文化根本没有涉足我们的乡间。
　　
　　心存高远的少年余英时当然不愿终老此乡（这个在他看来思想文化异常闭塞简陋的乡村），先是北上考入燕京大学，不久南下港九，拜投在新亚书院研究所钱穆先生门下，其后远赴哈佛研究院，师从杨联�，继而辗转执教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北美名校，终至修成正果，成为当今国际中国学研究界备受瞩目的学术翘楚之一。葛崇岳游学的经历和范围虽不足与余氏相提并论，但他同样也随后离开了他的出生地，前往华东军政大学，投身到一种完全不同于他自小所浸染、被沾溉的桐城文风的时代文化的氛围之中，并且在这样全新的文化氛围中，开始了一种陈寅恪先生所谓“预流”的新时代的学习生涯：
　　
　　飞扬神采口悬河，天下纵观感慨多；
　　频嘱诸生攻外语，毕生翻译莫蹉跎。
　　
　　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一职曾由陈毅元帅兼任，葛崇岳攻读俄语于此，预科结业时，又适逢陈毅倡办军区政治部外语学院而旋即被调入，每每忆及这位谈笑风生的儒帅，油然而生的崇敬与感激之情，在葛崇岳，直至今日依然有增无减。上世纪五十年代，葛崇岳在任职雷达专科学校俄文教员和苏联顾问通译期间，即已有俄苏文学译作在京、沪等地的名刊名社，如《译文》（今《世界文学》前身）与作家出版社刊出。但差不多从六十年代中期至整个七十年代，却不再有关于苏俄文学的译作问世。这里边既有两国间兄弟阋墙风波骤起的阴影笼罩，又有国内时政激荡颠簸的原因。直到八十年代初起，沉寂多年的葛崇岳，仿佛久抑的火山突然间再度喷发似的，一下子向我们贡献出了二、三百万字的著译。我们不妨以他上述那首五言古风体叙事诗作为“经”，以他的译著和诗作作为“纬”，前者是时间性的简明索引，后者则有如笺注，是他长年主持省报文艺版之余、孜孜��于著译的人生岁时的详尽见证。这份笺注和见证，借用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中的话来形容：“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陈胜先前的穷哥们，见了揭竿起义当上张楚王的陈胜的殿屋帷帐后所发的惊叹语。“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
　　崇岳先生尤钟情于诗，至今作诗、译诗不辍。晚近受友朋的鼓动，复又涉足小说翻译，并且乐此不疲，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以下是崇岳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至今，差不多半个世纪的著译活动的一份并不完整的清单：
　　译作：《苏俄抒情诗十杰》、《蒲宁抒情诗选》、《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选》、《丘特切夫诗选》、《费特诗选》、《奥列西抒情诗选》，诗体《普希金童话集》，普希金叙事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新郎》，特瓦尔夫斯基长诗《列宁和炉匠》，及巴尔蒙特、巴拉丁斯基，与命运多舛的茨维塔耶娃诗选；童话《天鹅姑娘》；高尔基长篇小说《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宁娜》、《列夫・托尔斯泰童话》，契诃夫纪实随笔《西伯利亚纪行》等。
　　创作：诗集《生活，是一个圆》（选收一百多首）；旧体诗集《晶斋吟草》；散文集《天鹅之歌》；戏曲《牛棚风波》、《路》等。
　　
　　（二）
　　
　　作为世界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其文学曾将一种全新的美学范型导入世界文学，并在文学的各个门类造就过自己的大家：小说领域有继高尔基之后的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直至新近去世的艾特玛托夫等，诗歌领域有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戏剧领域有布尔加科夫，等等，不胜枚举；而《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大师与玛格丽特》等鸿篇钜著，则为世界文学史贡献了新的经典。苏联时代有良知的诗人小说家们，秉承俄罗斯文学源远流长的精神传统，以自然、人性、道德、良知作为写作母题，对诸如世界、历史、人性、革命等重大主题，作出了自己有深度的探究。由于共同的社会主义实践，也由于此一实践所遭遇到的相似相近的命运波折，新中国文学与苏联文学之间，语境上无形中存在着一种仿佛前定似的亲和性，俄苏文学曾经是新中国文学一个重要，不，最主要的影响源。上世纪五十年代举国学俄语热，盛况之空前，决定了它很可能也是绝后的。大批经由俄语科班培训的翻译从业者，纷纷加入到俄苏作品的翻译梯队之中。出版机构的苏俄文学翻译发行的数字蔚为壮观。截至1958年底，俄苏作品占同时期外国文学译作总数的三分之二及发行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大致有三千五百二十六余种（还不包括报刊所载译作），印数逾八千二百万册〔1〕。翻译名家辈出：汝龙的契诃夫译本，戈宝权的苏俄诗译本，查良铮（诗人穆旦）的普希金，以及后起的草婴的肖洛霍夫、托尔斯泰，再加上别林斯基的满涛译本，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辛未艾译本……。夤缘际会，《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更是深深撼动过成千上万新中国儿女的心。俄罗斯式的壮美加上苏维埃式的幻视，庶几成为整整一代风华正茂并渴望着美好爱情的中国青年人心目中想象、感受和表达青春激情的完美范本。
　　发生在中、俄两大精神文化类型之间的近现代交涉，其规模之大和相契之深，较之其他异文化类型，有着需要格外加以关注的地方。这些特殊的地方，如前已述，有受特定时代政治因素影响的一面，但事情显然又不仅仅如此简单。精神、文化的相契，本身还得从其远比特定的时代政治要来得错综复杂、源远流长的精神、文化自身各自所具的、而最终又是可以相通的因缘那里去寻求解释。
　　俄罗斯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1874―1948）曾在《俄罗斯的命运》一书中，对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命运作了密集的思索和论述。在他看来，俄罗斯命运之路的坦荡与坎坷，均来自其根深蒂固的内在矛盾，而错综复杂甚至常常自相抵牾、并且深深幽闭着的俄罗斯灵魂之奥秘，又不是但凭理性的语言所能究明的，情况就像葛崇岳先生所喜爱的、并译有其近二百首诗作的诗人丘特切夫在他的一首诗作中所写的那样：
　　
　　无法用理智去认识俄罗斯，
　　无法用普通的尺子去丈量：
　　她有着独特的身材，――
　　你只能去把俄罗斯信仰。
　　
　　但即便如此，别尔嘉耶夫还是在书中努力勾勒着他对于俄罗斯的独到认知。譬如说，俄罗斯人的天性里，与其说渴求一个自由的国家，毋宁说更渴求一种没有国家的自由，但恰恰是这个最缺乏国家意识的民族，却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帝国。再譬如说，与生俱来淡漠于民族意识的俄罗斯人，却又在其东正教教义中集中表达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志：唯有斯拉夫教会能够肩负起拯救人类的庄严使命。还有，渴望幻想、浪游、自我放逐、自我鞭笞的天性，注定了俄罗斯心灵不适宜于安逸的资产阶级市民生活，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人却又极为保守，对个性权利和人的尊严，意识极为滞迟。俄罗斯异常辽阔的幅员，使其不得不在东西（亚欧）文明的双重挤压下左顾右盼无所适从，同时还得承受来自南北差异的文化撕裂，而彼得大帝改革后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分层，又迫使知识分子肩负起了弥合这上下严重分离的使命：从十二月党人到走向民间的民粹派，从严肃面对现实的文学大师，到直接介入和改造历史的职业革命者，俄罗斯知识分子是近世以来世界上最具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俄罗斯文学也因此而成为最富于社会学情怀的文学。自十九世纪中期以降，无论是别、车、杜的美学，还是列宁的反映论和党性原则，都将文学视为具有巨大教育、影响功能的社会学工具。这种社会学情怀一方面使得文学成为一项异常严肃的社会事业，同时造就了文学接受的社会学基础，意义远远跃出单纯文学阅读范围的社会政治动员式的关注和讨论，致使文学在民族文化及精神水准的型塑和推进中，发挥出文学社会化程度相对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所难以想象的巨大功能。但另一方面，文学的自律性和作家的文学个性，也因此不免受到压抑和遮蔽。不过，诸如此类的有关俄罗斯文化心理特性的描述，对我们说来不仅并不完全陌生，反而还有似曾相识之感。你从古老中国的民族文化性格中，不难找到与之相近或相似的那些隐隐绰绰的影子。蕴涵在俄罗斯文学深处的浓烈社会学情怀，与格外强调“文以载道”写作原则和“兴、观、群、怨”诗教传统的儒家正统之间，照例不会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俄罗斯知识分子不仅是俄罗斯社会的良心，也是世界知识分子的典范。即使处在苏联极权国家时代，诗歌、小说、音乐……中的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依然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所高翥远举的人性尊严原则，不仅仅为了自我解脱，要是那样的话，他们早就可以孤身远引，从此离开尘嚣，但是不，他们向往的是回到承受着万千劫难的俄罗斯民众之中，让他们在艰难之余，共享自己所能发现的精神的清洁和庄严，以及高贵的人性所能设想和规划的社会乌托邦图景：
　　
　　我要到人群中去，
　　和他们为伍，
　　……
　　那些无名无姓的人，与我为伍，
　　还有大树、儿童，和不出门的人，
　　我屈从于他们每一位，
　　而这，才是我企求的胜利。〔2〕
　　
　　而这同样也是中国远古以来仁人志士的一种向往。即使受到内在、外在条件的限制，做不到“兼济天下”，至少也要把一己所得之“道”贡献给四周有可能施加到影响的人们一起分享。汉末魏晋，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何以会在中土很快得以流行，原因无他，盖缘于大乘佛教中，如体现在“菩提行”中的那种未度己、先度人，愿为众生承当一切苦难的精神，与中土原始儒家精神中诸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孔子恕道，在精神取向上非常的接近。直到后世，像人们耳熟能详的，宋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清季谭嗣同《仁学》的“不唯发愿救本国，并彼极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救世之心甚至不为民族界域所囿……。在精神的本源上，它们不都是如出一脉的吗？
　　正如宗教曾将苦行、甚至肉体的消亡，视为灵魂走向拯救之途的必经之路那样，革命在二十世纪，也曾将人类的日常生活与卑微命运，与某种有关人的解放的神圣许诺维系在一起，将诸如大规模的个人牺牲、诸如漠视人的存在价值的暴力性权力的争夺或攫取，视为社会进步过程中无可避免、因而必须义无反顾予以正面接受的代价。这样的革命，虽然似乎在一种作了神圣化处理的象征结构中，改变了苦难和死亡原有的性质，但却并没有为遭遇苦难和死亡的人们带来真实处境上的任何改变或缓解。不仅如此，事实上，以所谓历史合理性的名义随意摧毁人们有尊严地生活在世的基础，有时反而还人为加剧了命运的艰难和残酷。这，既是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何以会对革命所带来的现状怀持如此复杂的感情的现实和历史的原因，也是阿赫玛托娃何以无从化解内心巨大焦虑和痛苦的现实和历史的理由。
　　帕斯捷尔纳克忧悒的目光见证了这个世界和时代所特有的广阔、动荡和缠绕，同时也见证了比这个世界和时代更为广阔、动荡和纠缠的人性。自以为最最科学的观念，竟会是如此的褊狭！自以为最能洞悉千古真理的思想，却又是怎样的盲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由此激起了我们追随他的思绪，去重溯和究明，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精神得以生发、流溢的清水源头的冲动和意愿。正像《日瓦戈医生》中两位主角的对话，像拉拉对日瓦戈医生所说的那样：“我们就是千百年来人类所创造的两个灵魂，正是为了那些不再存在的奇迹，我们才走到一起，相互搀扶、哭泣、帮助……”那些对人们有着无法抗拒的感召力的神圣、崇高的意念，却又总是与无情撕毁和破坏人类文明的褊狭冲动缠绕混杂得难解难分，里边既折射着二十世纪的世界和人生，同样也折射着现代中国那些至今仍与我们发生着非常切身关系的历史。
　　将个人放置在错综复杂的历史遭际之中，最后又将对历史的思索和叙述，转换为对个人良知和道德勇气的追问，并使之上升为个体之于严峻命运的承担和超越；或者说，将个人遭遇到的政治厄运，置换到某种超验的历史结构和类似于应符天命之类的意义框架中去，从而对现实的苦难和不幸作出某种类似于宗教升华的处理；诸如此类的思考方式，其实也是自古以来，我们熟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中国读书人所熟知和习用的套路。此一思路的长处和短处、洞见和遮蔽，可以说互为表里。把个人的危机与社会的困境紧紧联系在一起，将一己的命运带进开阔的历史、社会主题和视野，使之不再只是偶在一己的命运，而成为某种极富张力、极具容量的存在，这无疑是它的长处。然而，苦难的历史不是被理解为不幸和屈辱的经验，甚至不被视为作为人性对立面的恶和暴戾所致的结果，而是视作高尚人格和精神在其追求升华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历练和考验，这样的思路，也在无形中替那些曾给世人带来过苦难和不幸的近现代的极权主义者们，提供掩饰和开脱责任与愆过的口实？而类似这样的思维印迹，我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沦为“右派”、八十年代得以平反复出的“五七战士”身上，在“文革”“受冲击”的“走资派”事后“痛定思痛”的反思中，乃至早已返城多年的“知青”一代对早年深受物质精神双重匮乏之苦的“上山下乡”依然怀有一腔错综复杂的缅怀之情那里，都不难一一加以辨认，因而不由地格外感慨唏嘘。
　　葛译帕氏诗选（近一百首）的原稿，本已列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广有影响的“诗苑译林”丛书（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后续书目中，但交稿后即一直沉睡在出版社的贮藏柜中，至今无缘一读为快。因而我不清楚葛译帕氏诗选中，是否也包括了《日瓦戈医生》第九章“瓦雷金诺”，尤其是第十四章“重返瓦雷金诺”中，医生在送别了拉拉之后，以一种人世罕见的爱情的力量，在暴风雪与狼嚎交相呼应的深夜，一气书写下的那些凄美的诗章。这些诗句何以在不平静的节奏里流动着那么动情的音符？也许是带着俄罗斯这样辽阔的大地上才会具有的文化底蕴和精神重负，它所特有的人性、精神的闪耀和迸发，在惊扰着我们的内心？也许是我们与诗人一起，从苦难的洪流中眺望到了无常的命运？帕斯捷尔纳克心灵经历的丰富决定了《日瓦戈医生》的丰富。帕斯捷尔纳克的表达，既不是东正教的，当然更不会是斯大林的，也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大相径庭。只有上帝那样博大仁慈的手，才有可能造就这样的文本。葛译帕氏诗稿在湖南文艺出版社一搁就是十年、甚至二十年。九十年代初、中期以来，世风丕变之下的当代中国出版，不得不听命于成本核算的铁定法则的现状，不禁让人为之黯然神伤、扼腕兴叹。
　　
　　（三）
　　
　　诗歌翻译有着三个问题的面向：一是意象，二是意义，三是声音。英语世界中的弗罗斯特曾经留下过“诗，即是翻译中失去的那一部分”的名言，此论虽非专就译诗而发，但却一剑封喉，点到了诗歌翻译中某种难以逾越的死穴。时间空间的差异所导致的人类语文形态千差万别的现状，注定了诗歌被翻译时，首先，原作文字中所具有的那些魅惑听者的声音性元素，将无法在另一种语文系统中得以复制和保存。即便译艺再高超的译手，也只能止步于此，无计可施。此一无可挽回的损耗，唯有通过对前二者的努力来达致间接性的补偿。虽说古典诗更为倚重声律魅惑的表达程式，而现代诗尤其注重表达内容的独特、深入与有力，而取悦听者耳朵的音乐性成分，由于其相对的外在性，已经、或正在越来越不为现代诗人和他们的读者所看重，但呈现在崇岳先生译笔之下的蒲宁，却并未在原诗音律结构难以转达的铁则面前畏葸不前甚至退避三舍。崇岳先生本来就有一副很好的诗笔（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谈），葛译蒲宁早期名篇《茨冈女》（1889），即经由对原作诗思节奏的精准捕捉，曲尽其妙地传达出原作的神韵，使我们得以分享到了不亚于阅读古典诗作时所能享受到的音韵上精彩绝艳的那种快感，无怪乎在译诗界的同行知音那里，它也格外地受人青睐了：
　　
　　前面是大路，大车，
　　一只老狗傍着车轮走，
　　前面依然是草原，
　　辽阔，自由和乐土。
　　
　　俏丽的茨冈女掉队了，
　　嘴里灵巧地嗑着葵花籽儿，
　　她说，心里像扎着一根针，
　　因为剧毒是她带走。
　　
　　她说着，又在表演什么，
　　那乌黑的眸子滴溜溜，
　　别看它闪着太阳，闪着流金，
　　但却遥远，冷冰冰。
　　
　　裙子何其多！那脚上
　　小巧玲珑的鞋子多合式，
　　腰肢儿不安分，在动，在流，
　　两颊赛珍珠，黑黝黝。
　　
　　前面是大路，大车，
　　一只老狗傍着车轮走，
　　幸福，青春，自由，
　　太阳，草原，乐土。
　　
　　茨冈女，也即吉普赛女郎，是欧洲文化史和文学史中一种神异的存在。俄罗斯诗人中，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涅赫拉索夫等，都曾在诗中关注过她们的命运；法国梅里美的小说名篇《嘉尔曼》和《高龙巴》，以及比才的歌剧《卡门》，更是让世人为之惊心。她们谜一样的踪影，常常与洪荒般的暮色贴近着，因关联和涉及人性的极限和认知的极限，每每给人带来颤栗的快感与不安。在蒲宁这首简洁洗练得几乎找不出一个赘词的诗作中，作为神异性存在的茨冈女，却不再飘忽不定，一晃而逝，显出难得一见的清晰；自由、辽阔的草原与同样自由、辽阔的人性彼此对应和互证；尽管灵动的身姿和流盼的眼神中依然蕴涵着太多的内涵。原作固然出彩（简净而不单调，明快而又蕴藉），但这样的出彩，须得借助崇岳先生与之辎铢相称的一手好译笔，才有可能对我们这些不方便直接阅读俄文的读者，构成某种摄人心魄的有效性。
　　蒲宁通常并不直接表达社会与历史事件，诗境中出现的主题多是有关自然、爱和孤独的，使用的语汇，多是与此相关的自然的语汇。自然物象，在给人以纯净的瞬间愉悦、平静的心态和生活意趣的同时，也带给我们一种意义的期待，因为进入我们视野中的自然之物，总是征兆着某种寓意和诺言的。它们不仅是可以触动我们感觉的存在，还是引领和激发我们进入某种意义判断和精神构想的一个契机。它们的身上总是蕴含着某种隐身在自然秩序中的意义秩序，某种需要我们怀持虔敬之心去尊重、宝爱、惊叹和循守的法则。通过自然，蒲宁将自我与世界、生与死的不可分离、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作出某种微妙的揭示，并将这种揭示及时提示给我们。整个情形就如同波德莱尔《通感》一诗所说，我们的自我、内心、欲望、生与死……，与自然这座庄严、宏大的象征主义神殿的柱子之间，彼此感应，互为印证。
　　诗人费特（1820―1892）在现当代的中国，也许可以说识者无多、应者寥寥，但也正因为如此，崇岳先生之于费特的潜心研译（已译近三百首），便格外显出其机杼别出和心眼独具的意味。这位名字虽不为中国读书界所熟谙的十九世纪俄罗斯“纯艺术”（又称“唯美”）诗派的主要代表，却对嗣后的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派、尤其是勃洛克（1880―1921）影响深钜，而后者则以其长诗《十二个》，在中国读书界名声极为显赫：风雪之夜，十二个赤卫队员手持红旗，行进在彼得格勒街头，他们的前方，则有头戴白色玫瑰花环的基督的隐隐绰绰的身影，在为他们导夫先路。有人解释说，出现在诗末的基督，实乃列宁之隐喻。但真相究竟如何？勃洛克之于革命，果真拥有如此这般的政治家的洞察？恐怕只有起诗人于地下才说得清楚了。崇岳先生和我都很敬重的诗人彭燕郊先生，生前曾在为葛译费特诗选所作序文中，称道崇岳先生“首先不是用笔，而是在用心译诗”，为此还特意摘引一首无题诗的译本作为佐证：
　　
　　呢喃软语，怯生生的呼吸，
　　夜莺的娇啼，
　　灿灿银光，翩翩涟漪，
　　梦里的小溪；
　　
　　夜的幽光，夜的清影，
　　朦胧夜色无际，
　　神妙销魂，变幻迷人，
　　唧唧姿容俏丽；
　　
　　似烟如云，玫瑰紫红，
　　琥珀的梦萦，
　　热吻声声，热泪涔涔，
　　晨光呀黎明。
　　
　　的确，这样的译诗，既很好地传达了原作简净、超然的诗意，更绵延了中国古典诗歌中所看重的那份幽远的韵致，而充当沟通两者之间的桥梁，则是译者湛深的中、俄诗艺的涵养，以及积经年累月之功，潜思默想、心追手摩然后得以造就的两方面语文的造诣。你得洞悉中、俄文字之间各自曲径通幽、抵达物象和情致的精妙、幽微的途径才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更何况你所经营、所运筹的，是在古人眼里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我们的古书中，不就有着仓颉造字之日，竟致白昼下粟如雨、夜半鬼魂哭嚎不辍的记载）！
　　在《蒲宁抒情诗选》的“后记”里，崇岳先生披露了他之于翻译之道的这样一番抱负：“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力求使译诗在情调、韵味、风格上尽可能和原作保持一致。也就是说，要造成使读者阅读译诗和欣赏原著达到差不多的境界，而不是拘泥于逐字逐句的生搬硬译，不拘泥于每行的字数和音步，及诗行结尾的韵脚，而是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考虑诗歌艺术本身的特点，和中文的习惯。”他说的译诗须得考虑中文习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并无微言大义需要特别诠释，他不过是在把自己的经验用大实话说出，那就是要把译诗当作自己在写诗，视原作如同己出，贴心贴肺地呵护、体贴和苦心经营。他很服膺译界前辈傅雷先生的意见：“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并将之视为翻译的最高境界。
　　“信、雅、达”，文字无多却相当缠夹，想要说清楚，远比想象的要难。孜�于译事的崇岳先生始终是惟矜惟慎，并不因为自己拥有一手好译笔而逞才扬己，诸如“撇开原著的语言不谈，一味称许译者自己的语言造诣”，从来都跟他沾不上一丝半缕的边。他在译事实践中“首先应坚持‘信’。‘信’，永远是第一位的”执念，显然有效地平衡、制驭、抵消和化解了他译论中有可能出现的某种导致偏差的冲动。
　　
　　（四）
　　
　　格外钟情于诗，半个多世纪孜孜��于写诗、译诗的崇岳先生，晚近译笔似有向小说翻译领域挪移、拓展的迹象，据他在信函中特意告知，是受了朋友鼓动和怂恿的结果。不过，如果我们不想止步于当事人的直接告知，细加寻绎当可察觉，更为内在和严肃的动机，应当别有所在。细究其实，他晚近译笔有所挪移、拓展的内在转机，仍不出他所坚执和信守的、作为译事第一义的“信实”二字。说白了，崇岳先生是由于对小说译界的多有误译，尤其是人们对这种大量存在的误译居然视若无睹的漠然态度，不忍心做到坐视不顾或装聋作哑，这才宕出手笔，去小说译界另辟一间的。读书界应该记忆犹新，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国内读者所能读到的列夫・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宁娜》，基本上只有周扬译本一种。此一流播极为广泛、沾溉披泽过好几代中国读者的译本，情况又怎么样呢？据崇岳先生不指名（于此又可见出其宅心的温厚）发布的勘误统计，计有差错百数十处。而发行量或许更大的高尔基小说《童年・大学》的既有译本，同样也不乏误译。问题是一直不见有人出来纠缪，以致一版再版，错讹随之流转不息。如前已述，崇岳先生对待他所翻译的原作，唯尊唯敬，视同己出，就像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对翻译，他是有洁癖的。临渊嗟叹，不若退而结网；终因不忍心名著经典掺杂误译，即便这些译本，较之时下触目皆是、错讹不通令人难以卒读的粗滥译本，已经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他还是无法背过脸去，做不到眼不见为净。
　　是时候了，是该收拢笔墨，向诗人葛崇岳致敬的时候了。
　　崇岳先生拥有一手好诗笔，自1958年发表他的第一首新诗起，至今写下的新诗估计已不下千首之数，旧体诗作也积有数百篇什。部分诗作（新诗）入选北大谢冕教授领衔主编的《中国文学百年经典》，或入列包括北大中文系在内的、多种广有影响的大、中学校教材及指定修读书目中。他的诗，文字不属于繁缛、冗长、芜杂、枝蔓披纷一路，像组诗《小城市》、《圩乡剪影》，像《小店新开》、《养蜂人家》、《茶山素描》、《渔家》、《梨园景》……简净而不单调，明快而有蕴藉。不过，离开特定语境，单就文体特征去谈论孰优孰劣是没有意义的。简净、明快有简净、明快的好处，但也有它力所不逮的窘迫，正如繁缛、冗长也有它的短处和胜长一样。文体的意义与效果，须得看文体之与其所表达、承载的故事或诗思之间的实际比配情况如何，方能有所评判。汪曾祺文体的简、素、精、洁，一直为人们所称道，他笔下的人物都非常单纯，只是怀着单一的信念在生活着；复杂、缠绕的世界和人性，则不适合这样的文体，以致有人概乎言之：虽小却好，虽好却小。比起海明威的干练如洗、精准不赘，福克纳的文体足够枝蔓披纷、累赘庞杂的了，这与他戮力建构约克纳帕塌法州的勃勃野心有关，也与他之于这个想象之乡始终怀有一种混杂缠绕的感情有关：一方面是爱慕与占有的感情，另一方面是身不由己的恐惧，生怕一切将会毁于那一个个痉挛的生命；他爱恨交加地注视着他们，既为他们的勇气、坚韧和忍耐所感动，又为其无可挽回的颓败堕落暗自懊恼嗟叹。如此复杂的世界和感情，显然为海明威洁净的文体所难以承载。陀斯妥耶夫斯基文体的冗长和沉重，压抑得人透不过气来，但在探究以下问题时，陀氏文体强劲有力的效果，却为契诃夫无法比肩：人是如何毁于那些对人的思想行为有着深刻影响的毁灭性力量的？以及人内在错综多向（巴赫金称之为“众声喧哗”）的心理和情绪，又是如何在内心冲突几至张力极限之际，完成其转换与变化的？
　　收在诗集《生活，是一个圆》里的好些诗篇，杂然纷陈在汉魏之际《陌上桑》系列里边，也许一点都不觉得突兀，放在元小令里，更是浑然难辨。像咏物诗《明矾》：
　　
　　蛰居深山野岭，
　　多少年――
　　耽于莹莹的梦。
　　
　　胎里浑浑沌沌，
　　自投身于烈火，
　　便赢得冰肌玉骨水晶魂。
　　
　　差不多就是于谦《石灰吟》的转世翻版：“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起意、比兴、铺垫、升华，思路如出一辙。像组诗《圩乡剪影》，如果不是第三首“桃花渡”中老艄公“指点渡口话当年”时提及了当年民族抗战的场景，我们差不多只当他们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的“羲皇上人”。诗人运斤斫削着的言辞和意象，似乎看不到、也闻不出多少现代中国的景象和气息，虽然形式讲究、字句谨严，并且朗朗上口，也只好算新古典一派。好在谈起自己的诗思和韵律，崇岳先生从来也不讳言它们受民歌和古典词曲小令很深的浸润和笼罩，并引以为荣，有很强的归属感。《落日》中的“给云霞飞鸟镀金翅，�为暮霭炊烟着亮色”，则让人不由联想起闻一多先生所欣赏的早年臧克家的诗作《难民》中的句子：“日头堕到鸟巢里，�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后者有着明显的“新月”与晚唐的诗风痕迹。
　　王元化曾将德国语言学家威克纳格论及风格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观点，引入他的刘勰《文心雕龙》研究中，并与《体性》篇、《定势》篇作了精彩的参证比较，这是元化先生对中国文论中风格论的一个贡献。风格的主观因素主要来自于作者的性情性格，而性情性格的形成，又多有特定风土、民俗、生活和语言习惯、心理遗传等诸多客观因素，这些与生俱来或后天熏染的成分参与其间。山东出身的诗人严阵，以元曲小令体写就的《江南曲》，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大江南北：清丽的乡村风光掺和以一片天真烂漫的情怀，令人恍然如入桃花源中。从中不难见出特定风土因素和特定时代“古典�民歌”规诫的移人力量之既深且钜。不过，这其中也不乏负面教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因决策者但凭意志之力，贸然推行背离自然和社会实际的激进“过渡”政策，终至一度酿成饿殍遍野的惨像，其中尤以诗人所在的安徽最为严峻，因而揆之历史，诸如在《江南曲》中被作了过于诗意化渲染的乡村，遂成为一种无视或有意漠视人的最基本生存权利的极权政治修辞学的产物，一种意识形态的空洞符号。不过，这显然已属“后见之明”。作为后世的研究者，与历史中的当事人相比，我们的精神视野和知识空间的开阔丰富程度，均非当时的他们所能想象，甚至我们共同具备的最粗浅、最基本的东西，也往往非他们所能拥有，这种时代的差异与断裂，不免常常会把我们导入道德优越乃至妄自尊大的方向，忘掉了我们之与历史当事人之间的差异其实远比想象的要小：我们都不过是置身在各种现实力量之于文学的权力支配关系中的“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成员。换言之，如果我们是那段历史的当事人，未见得就一定会比他们清醒多少。那么本质上并非大相径庭的人，在对中国当代史的某个时段作出的反应和评价上，何以会判若云泥？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差异？为什么恰恰是作出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或别的反应和评价呢？我以为这才是最值得吸引我们去关注和考量的问题意识。谈论当事者迷、后视者清之类的道理，未免空泛，重要的是要通过深入解析各种现实力量之于文学的权力支配关系，最终使文学历史化。
　　读到组诗《小城市》，你会隐隐然觉得，你的心底里仿佛有一只向晚的云雀正在跃跃欲试地啼唱起来，众多原先隐匿着的门户正在骤然被打开。这个俨然隐身在天地尽头的小城，除了异地的风俗与言语、衣饰与人情，使人一见之下立刻充满了惊奇之外，几乎没有奇迹发生，也没有出乎意料的改变，琐碎而又始终不失其热情的生活，就像轮子在规定好了的轨槽间滑行。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世界是过于平缓了，不适于英雄（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壮烈的事迹，可张爱玲不早已在回应迅雨（傅雷）对她小说的批评时声辩过了吗？人们向来注重人生张扬（她称其为“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史书中特意记载、渲染的那些宏大场面，其实不过历史长河中的几个片段甚至瞬间，更多的时候，人生及其历史，还得靠这些极为平常、极为平淡同时也极为平实，来支撑、填充和打发。如此说来，这样的小城在我们心里所唤起的，并不只是一种禁闭、孤单和狭隘的感情，而与人生中更广大、更基本、更本分的东西相关涉，因而可以令人欣慰。俨然初次发现一个新奇的世界那样，对于这样的小城，我们惊奇的心情无异于投宿的生客。组诗中的《某日琐事》一节则颇有乔伊斯的风味，读去恍然间似会生出一种仿佛置身在《尤利西斯》某个篇章里的幻觉：
　　
　　扯下一片日历
　　咳嗽
　　刷牙刮胡子系领带
　　多云转晴，南风3－4
　　记事板一片空白
　　许多事情被昨夜之酒抹去
　　
　　填登记表
　　拍摄身份证照片
　　咔嚓
　　泡一杯茶
　　想着些事情
　　想着些来信
　　看报纸，弹烟灰
　　电话……
　　
　　从窗户里看那条街
　　一群鲸鱼自杀
　　一架客机被劫持
　　
　　它不是靠范围的广大和思想的深远打动读者，而是凭恃注重细节的那种热忱，指示我们故事、动作发生的实有状态的精确无误。乔伊斯对细节的洞察和一丝不苟，以及对人性幽暗处及其细微变化的那种超迈前人的、富有成效的表达，加以同情和嘲讽交相糅合的混杂态度，使得《尤利西斯》得以成为人类二十世纪的一部旷世奇作。《某日琐事》虽只是规模不大的组诗中的一小节，但它对于细节的热忱，却与《尤利西斯》有相通之处。而最后两句的灵感，无疑源自传媒、信息的频繁、发达，喻示了信息泛滥的现时代，即使再怎样偏僻的小城和乡镇，同样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是有关世界整体已被深深嵌入世界一体化格局中的人类当代命运的一个隐喻。而诗人用以驱遣、承载和完成此番诗思诗意的文字，也不再受制于古典词曲小令和千年传唱的民歌所不免的那种程式化了的陈陈相因，它们摆脱了依傍，是独立自在的，并且放弃了所有的夸张藻饰，平朴、节俭而又饱满，透着一股“尽在不言中”的大气。这一组诗之所以令我满心喜欢，大概也与它所已达致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汉语性质直接有关。在我看来，有没有以及能不能达致这样的语言，那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
　　
　　注释：
　　〔1〕参见陈建华：《俄苏文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命运》，收入其《阅读俄罗斯》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165页。
　　〔2〕葛译帕斯捷尔纳克《黎明》一诗。按：文中凡不特别注明的引诗，均出自葛崇岳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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