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俗 [化尘俗而归自然]

　　面对着苍茫的宇宙，人是何等的微不足道。且人类往往不能充分觉知他所生存的境况以及自身的能力，遂使生命陷溺于茫昧的偏执之中，其“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迷，也就会落入“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感伤了。然而人生的茫昧不是必然的，在特殊的机缘，诸如生离之哀、死别之恸、贬谪之苦、富贵之幻等生活中突来的激荡下，往往能扯断生命与俗情间的脐带，使自己于天地寥廓、四顾茫然中有重新谛视生命的机会，而一场大梦，乃有醒觉之时。于是，在他们澄澈的心境照射之下，“生命之路”已不再是痛苦之源。
　　历代的散文中，有很多描述这种从人生的茫昧、忧患中超转出来，向淡泊虚灵的境地移转，在宁静之地求得精神安顿的佳篇。由于这些散文都受到《庄子》超脱的人生智慧之莫大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探讨《庄子》作为这类散文之根源的特色，并了解其影响力千古不坠的原因。
　　《庄子》本身就是最能表达超脱智慧之智与美融合的散文。《天下篇》讨论其他诸子时，只涉及思想层面；谈到庄周时，却大半是评论文辞的话：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其书虽镶玮而连�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诡可观……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可见《天下篇》作者对《庄子》的文学色彩，已异常注意；如果该篇是出于庄周自己的手笔，那更是他本人对其作品的艺术性流露出不容自己的欣赏之情了。我们试看《逍遥游》中，不外是要标举“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人生理想，期使众人闻风兴起，以超拔于人生迷境，而达精神解放、怡适自得的境地。但全文却看不到平铺直叙的说理痕迹，而是凭借寓言的形式，将隽永的谐趣与奇肆的想象打成一片，以形成超妙神奇的理趣。再如《秋水篇》中，也不外由价值判断的相对性，阐明“齐物”的道理，但全文却以寓言的问答形式、奇幻的设想，一步一步的引领读者敲启智慧的殿堂。于是，本为枯燥乏味的说理文字，在庄子手中却转化为天下的至文、文坛的奇葩，李白《大鹏赋》谓其“开浩荡之奇言”，凌约言谓：“庄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谑浪，皆成丹砂”，实非过誉。
　　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极度“吊诡”的现象――庄子的美文是在他对文字抱持不信任的态度下造成的。我们知道，庄子对言说本身的局限性，有相当深刻的体认，有名的筌蹄之喻就是主张“得意而忘言”，以破除语言文字的迷障。甚至，言说所表达的“意”仍不可执著，因为“意”仍然不是究极的。他最后的目的，是要以言泯言，由“天府”、“葆光”之主体境界，以彻底消融言说的问题，而归于境界的“无言”。庄子对于文字既然采取这种不信任的态度，那么，他自然要反对用心在语言文字上显露文采，耸动众人，使是非更加淆乱，大道更加隐晦。《齐物论》云：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
　　
　　那么，荣华的“言”似乎将为庄生所摒弃了。但事实却又不然，对于文字、文采抱持不信任态度的庄子，分明造就了震烁千古的美文，其原因何在呢?
　　由于对文字表意功能之局限性的体认，庄子为了不使文字的表意功能僵化，使世人执著于此一“糟粕”，他认为“庄语”的表意方式是不适合的，《天下篇》云“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就是表明最能化除迷障的表意方式是“寄言以出意”的狂言。所以该篇接着说：
　　
　　以�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言”、“寓言”、“重言”也就是同篇所说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这是以比喻、象征等手法，打断世俗的思维模式，使人从习以为常的小知小见中超拔出来，以窥见智慧之境。而这种表意方式，却正可使他的散文挤入美的领域。徐复观先生说：
　　
　　与庄语相反的话，乃是无道德地实践性的话，无思辨地明确性的话，正是纯艺术性的，其本质是属于诗的这一类的话……这种谬悠荒唐之美，是超凡脱俗地艺术、超凡脱俗地美。
　　
　　由是，对文字的积极功能抱持不信任态度，对语文的华美加以鄙弃的庄子却创造出了天下至高无上的美文，而庄子的人生智慧亦可借着�言、寓言、重言的方式，消融于谬恣、荒唐、无端崖的芒忽恣纵之描述中。如此，既可怯惑去执，化除语言文字的迷障，其人生智慧亦可借助美的语言形式而表露，而表现超脱智慧之智与美融合的散文，也就在这位谜样的人物慧心独运中诞生了。
　　《庄子》既是我国第一部表现超脱智慧的美文，更重要的，它也影响了这一系列与美融合的散文之形成。
　　经过先秦时代儒道两家圣哲的努力，中国人已意识到从浮面的生理现象中沉潜下去，以昭露出道德之心或虚静之心的可贵。但是走儒家的圣贤之路，须要有坚强的毅力，承担成己成物的道德实践，却没有现成的宗教信仰可供作颠沛、困顿时的慰藉，所以若非自己能不断地做道德反省，就很不易撑持下去。而一般人若是历尽过人世的沧桑，了解祸福相倚，计较无益，则在剥落一切机心后，却会自然而然地走入道家虚静恬淡的世界，因为只要一念放下，则尘俗的烦忧立可洗涤净尽，而使精神当下获得憩息。这里真是人间的桃源胜境，而庄生的生命风姿既然“典型在夙昔”，则当人们阅世既深，于一念醒转之间，自然很容易触动内心深处“曷不归去”的弦音了。以前的士大夫浮沉宦海后，往往有“晚年独爱静，万事不关心”的倾向，正可说明庄学的虚静智慧已浸入了每个中华儿女的肌髓；而当人们自觉地想摆脱俗情的困扰，以苏解疲困的生命时，就是庄子虚静超脱的智慧发挥它指引人生妙用的时机了。明乎此，则显现当境拔起、飘然脱俗之了悟的散文，都具有十足地庄味，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显现当境拔起、飘然脱俗的了悟的散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现象：这类作品往往与山水田园结有不解之缘：作者每凭借对大自然的观赏欣趣，在山岚水雾之中，寄托他们对生命的了悟。固然，由于中国文化平和中正的人间性格，使人与自然容易保持和谐的关系，且这种亲和关系，在《诗经》时代已表现得很清楚，但是将表现超脱之情的文学与自然间的关系更密切的联系在一起，使二者由透过比兴而来的偶然关系，变为追寻自然、归向自然的紧密关系，庄学无疑曾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
　　就外貌而言，庄书中多山林皋壤之言，富欣赏自然之趣，所以庄学的玄虚高远之理与山林隐逸之趣合流，在庄书中可谓已经有了初步的雏形。但这种现象似乎不只是庄生个人的偏好，而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归趋。须知，庄子逍遥游的人生理想，虽说是要求主观精神的不执不著，超乎流俗，以呈现一绝对冲虚的主体自由，但他决无意排斥人间世，对于沉浊的现实世界，仍然抱持着“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之涉俗盖世、和光同尘的态度。但是面对着沉浊的人间世，这种态度在观念上容易做到，在实际生活中则有困难，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他便会超越尘俗而归向自然，在山水田园中安顿他的生命；更何况在虚静之心呈现时，自然景物本来就容易在其映照下，呈现美的意味，庄书中多山林皋壤之言，富欣赏自然之趣的原因便在此。
　　表现当境拔起、飘然脱俗之了悟的散文，在精神上是与庄子要求超越世俗之上的思想一脉相通的，甚至可以说是受了庄学的影响。那么，庄子的思想既然在不知不觉中会有超越尘俗而归向自然的要求，同理，表现超脱智慧这一系的散文往往借大自然以展示他们对生命的了悟，也就不足为奇了。
　　谈完了《庄子》对这一系散文的影响，我们且来看看此系散文的特征。其一，这种当境拔起、飘然脱俗的了悟，并非经由精密思辨而得的“理”，而是在追求精神安顿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生命洞见力，是深重地叹息之后的真正精神解脱，所以作者往往会以抒情之笔将他这种生命悸动表现出来，并且也会将自然景物在其虚静之心映照下所呈现的美的意味表现出来，而不会倾向于玄理的表达，以形成说理文字。其二，由于这种“智”是当境拔起、飘然脱俗的了悟，所以文中所表现出来的，便是一种超然的观照态度，在抒情中仍不会完全陷溺于感情世界里，不像一般抒情作品之沦于往而不返地自我倾诉。其三，文学作品的高下常随生命境界之高下而升降。表现生命之了悟的“智”，是剥落了生命的一切渣滓后所呈现的澄澈之境，作者的生命境界既高，自可触处生春，而使作品的境界水涨船高，历代诗评家、文评家所刻意标举、追求的清、淡、远等境界，都可在这一类作品里寻着。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苏东坡的《超然台记》、《记承天寺夜游》、前后《赤壁赋》等作品之所以特受读者钟爱，其原因便在此。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便浪迹于山水之间，希望借助大自然来慰藉远谪后的愤恨。虽然他并不能完全忘怀遭到斥逐的伤痛，以达到心灵的真正解脱，而使作品有“怡旷气少，沈至语多”的表现――此即元遗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所描述的那种寂寥的气息，但在大自然的陶冶之下，在他要求从尘世的变迁、感慨中超转出来，以在宁静之地求得安顿的心情下，却往往能借助山水之奇的洗涤，而有心灵澄化的经验。我们就以山水游记典范之作《永州八记》的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为例，看看柳宗元是如何开始他化尘俗以归于自然的新生活的。
　　本篇全在“始得”二字著笔，篇首的“自余为�人，居是州，恒惴�”，显示作者已落在层层的世网之中，须要有所突破，才能掌握自己的生命。接着叙述他“幽泉怪石，无所不至”的游踪，则表示作者已努力将他在现实生活中无可奈何的生命，用力向山水之上扭转，期能获得安顿。“望西山，始指异之”以下，叙述他如何发觉西山、如何攀援上山，以及其宴游之乐，重点则在导出“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境界。这时，“是山之特出，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的感觉，无非是作者自己的写照了。这是《庄子・逍遥游》中，大鹏翱翔于九霄的境界。作者既已自我认同于此境界，那么，尘世的是非、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小人的猖狂、得势又算得了什么?他本来就是“不与培■为类”的啊!由是，在他澄澈、超脱的心境中，就可以“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可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而达于“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的境界了。末尾的“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不仅表征着作者对西山之怪特的欣赏，更表明作者已能突破层层的世网，与大自然冥合为一的新经验，正待着他去开拓呢!
　　与柳宗元相较，苏东坡晚期淡泊超脱的心灵是更少夹杂的，请先品尝他那脍炙人口的短文《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中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这篇短文是东坡谪居黄州后的作品。这时的东坡历经人生的种种风暴后，已洞彻世情，心灵转为超脱与旷达，前后《赤壁赋》、《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名作，都是此一时期的作品。本文所传达的，也不外是超脱、旷达的心境――一种生命的了悟，但他却不是将这种生命的了悟直接地陈述出来，甚或是架构逻辑谨严的论证，以说明他所达到的境界，而是捕捉到瞬间的佳境，使他的超脱智慧自然地流露，由于其中含有作者极强烈的人生感兴，全文也就更耐人咀嚼了。
　　前《赤壁赋》中，作者所表达的，不外是在“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伤，自此情境中超拔出来，领悟到“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的洒脱，与“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的愉悦。这种面对生命的态度，是中国传统读书人在庄学浸润下，要求在有限的生命中超转出来，以求取无限的共同基调，而东坡的笔力也够把他那超脱、旷达的澄澈心境化为文学的恬淡空灵之美。全文之中，不仅前后照应有条不紊，更有骈散参用的长处，有骈文的对仗、音律之美，也有散文“理融而辞畅”的气势。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想完全透过感兴的方式而寄寓于优美的意象之中，如篇中言泛舟之乐，则有“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成仙”之纵浪大化的舒畅；言人生的悲感，则有“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之具象化的奇想；面对“赤壁”的山川风云、历史人物，则有“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邀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的低回慨叹；而其独抒襟怀之处，亦借助对水、月的观察，清风、明月的赏玩而流露。由是，作者超脱、旷达的智慧透过妙笔的经营，其作品遂能表现出一个脱却人世烟尘、充满恬淡空灵之美的新世界，引领读者慢慢地去思索、品味。生命有限、无限的问题，本来就是每个人所关切的，作者又能将他的生命了悟融入艺术化的语言结构之中，而开辟出令人向往的新境界，难怪本篇要令人爱不释手了。
　　后《赤壁赋》中所表达的大抵与前《赤壁赋》无别，也是领悟变与不变为一，能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的旷达与超脱。全文通过一个完整的“动作”，将作者追寻生命智慧的心路历程，寄寓于探寻“不可复识”的江山之象征中。由“摄衣而上，履�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所带来的“高处不胜寒”之寂寞，经过“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云涌，予亦悄然而悲，啸然而恐，凛乎其不可久留也”的惊骇后，却顿然开悟――原来若能适情顺物，则“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的桃源胜境，就在当下的种种风光之中，于是乃有“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的恬淡与安宁。末尾以醒时见孤鹤、梦中见道士的幻想作结，就是对这种化解生命偏执的智慧更具象化的描述。道士化鹤，鹤化道士，其实为一，然各可在前无所凭、后无所依的虚无面上自适其乐，那么，我们又偏执什么呢?文中最后留下“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空荡之感，更足以发人深省了。
　　对于生活在纷纭扰攘中的世人来说，这种化尘俗而归于自然的境界，无异是暌违已久的空谷足音；而表现当境拔起、飘然脱俗之了悟的散文，也就不啻为炎炎仲夏中的一泓清泉。加以作者对语言艺术的巧妙运用，更使人能有具体的感受。因此，这类智与美融合的作品能够在我国文学史上获得崇高的地位，实非偶然。
　　纯美趣作品是作者在要求脱却俗网的重浊，别寻纯一美趣之天地的心境下，对人物与生活的艺术性、趣味性所作的品鉴。它与表现超脱之了悟的散文最大的区别，在于双方虽同有超脱尘俗的要求，但后者是经历深重的叹息后，因洞彻世情而来的真正解脱；前者则仅是生命无可奈何地从现实中游离出来，硬把生活情趣扭转向不带人间烟火之境的自我陶醉。惟鉴赏所表现的审美观照力，才能开拓人类智慧另一层的领域，所以这类散文所展现的纯然美趣天地，依然是人类智慧所迸出的奇光异彩，弥足珍贵。
　　对人物、人文之美的欣赏，古已有之，但求能摆脱道德、实用的观点，直就人物本身的风姿品鉴、观赏，则必待乎东汉以降，而尤以魏晋最盛。当时的人伦鉴识，就是除却外在之种种事功德业，专依被品评者的个性所表现之特质，外形之神采风貌，以作纯趣味性的鉴赏。而此等心态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钱穆先生谓：
　　
　　将人物德性、标格，以自然界川岳动植相譬，亦可见当时人之情调兴趣，转向于文学与艺术的一种趋势。
　　
　　这种时代心灵的转向，当然有现实上的因缘，诸如政治的杀戮，使士人不敢碰触现实问题而逃避于此；察举取士、九品官人的“知人官人之术”，使月旦人物、品鉴人伦流为俗尚。而玄风的兴起，在本质上更有推波助澜的功用，此因东汉末季以降，士人在玄风之下所培养的玄、远、清、虚之生活情调，基本上就是一个观赏生命、注重美趣的艺术心灵之表现，故其对于人物风姿、生活情趣的鉴赏力也跟着提升，而表现这种智慧的智与美融合的散文也就在这种艺术心灵下诞生了。现存的《世说新语》一书，所辑皆高士名流之音容笑貌、清言瑰行，文字清俊简丽，正可为此类作品的代表。如：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林宗此言，以具体的意象作譬喻，摹写人物之神采风韵，以寄托玄远之趣，极富文学趣味，同时也表现了他独具匠心的艺术心灵。此种批评方式不但影响日后的人物评论，且转用于文学，造成后世之文学批评中以具体之意象、比喻抽象的风格之评论性与艺术性合一的特色，影响可谓深远。而叔度器度深广之无与于前人之“德行”标准，林宗之能有相契的了悟，都表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俚，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本篇是描写名士所倾慕的生命情态最典型的佳作。牟宗三先生曾以“惟显逸气而无所成”、“此是天地之逸气，亦是天地之弃才”描述士的生命形态观。本篇所载，则王子猷的行径，恰为这种“惟显逸气而无所成”的生命最具体的表现。“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则可造门不入，然则子猷已超脱出事务而特显飘逸之风神矣。魏晋玄风引发了此种独特的生命，亦惟在当时的时代风气下，人们才能真正欣赏此种“逸气”、“弃才”，而有相契的了悟。该文以清丽之笔，抓住生活的细节，不经意地勾勒出名士飘逸的风神，殊为不易。
　　魏晋以降，有关人物风姿、生活情趣之鉴赏的散文，写得最多、最具特色的，要数明、清的小品文了。由于从《世说新语》到明、清的小品，叙述观点已从第三者的追述，变为第一人称的自我抒发，所以文章的重点也自然由人物风姿的品鉴，转为生活情趣的赏玩了。
　　这类文章，表现的是作者对种种讲究、雅致的生活情趣之追求，以挥洒他们闲适，高雅的生命风神。不拘形式，上至宇宙，下至茶酒，随兴而写，使文章与生活打成一片，是生活的文学化，也是文学的生活化。于是，在彼等清新轻盈的笔下，我们更易与作者沉浸于闲情逸趣下的生命风姿直接共享。
　　小品文骤兴于晚明。它的兴起，显然与当时流行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文学理论大有关系，但更根本的原因，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弥天盖地的政治高压与诈伪鄙俗的社会风气下，为自绝于卑污流俗，所挣扎出、开拓出的一片纯然美趣天地。所以在他们雅致的生活情趣背后，我们更可以发现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袁宏道有诗云：“书生痛苦倚篙篱，有钱难买青山翠。”正可道出此辈人士彷徨苦闷的心境。
　　然而，这些知识分子人既不能、不愿正面担当人间的苦难，所以他们的生命也就不受扭曲、不致破裂，而其作品也自然缺乏一份撼人心魄的悲壮之美。在他们孤芳自赏的人生态度下，其作品的内容虽无所不包，无所不谈，却不外以观赏人生的态度，表现他们的闲情雅致，而形成机趣横溢、清丽可喜的文字。试看袁宏道的《雨后游六桥记》：
　　
　　寒食后雨，予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也。”午霁，偕诸友至第三桥，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翻以为快；忽骑者白纨而过，光晃衣，鲜丽倍常。诸友白其内者皆去表。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偶艇子出花间，呼之，乃寺僧载茶来。各啜一杯，荡舟浩歌而去。
　　
　　这种文字，不讲究形式，不做修饰，也不寄寓大道理，信笔写来，即成佳趣，而作者不系不缚的生命情趣，就在不经意的点染下，毫无滞碍的传达出来。这正应了他自己所说的话：“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多本色独造语。”但我们也不应忘了，信笔写来之所以能成佳趣，正因为在作者高情逸趣的心境观赏下，才能捕捉生活的韵致啊!
　　我们再看看佚名文人所写的“冬”：
　　
　　冬虽隆寒逼人，而梅白松青，装点春色；又或六花飞絮，满地琼瑶。兽炭生红，蚁酒凝绿。狐裘貂帽，银烛留宾；龙尾兔毫，彩践觅句，亦佳事也。至如骏马猎平原，孤舟钓浅濑，豪华寂寞，各自有致。
　　
　　寒气凛洌的冬季，冰封雪飘，本是大地枯寂、万物黯然的季节，但在这位作者眼中，却处处充满了生机，似乎宇宙的奥妙、人生的佳趣，正在等待着我们去领受哩!这就是讲究闲适的生命情调的小品文作者所展现的天地!
　　然而，物极弊生，明、清小品文所标榜的讲究、雅致之生活情趣，本为脱却世网而表现为对俗情之超拔，后学却往往浮慕此种雅致的生活方式，故作姿态，附庸风雅，则其矫情又成另一种陷溺，令人不忍卒睹。小品文的优劣，当可由此分判。
　　从《世说新语》到明、清小品，我们可以发现先人在面对人生困局时所表现的另一种人生智慧。他们以超脱浊世的艺术心灵，化解了生命中的深刻矛盾，也创造出了不染人间烟火的机趣横溢、韵致十足之美文。这在人类生活逐渐物化、僵化的现代社会中，无疑更会引发人们无限的遐思!
　　文学固然是以艺术性的呈现为最后的归趋，但艺术性是要顺着题材的内涵而展开的，智与美融合的散文，综合了作者超越凡俗的洞察力与纯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使道理的表达不流于抽象的声明陈述，也使艺术想象力的发挥不流于幽邃幻思的迷漫泛滥，因而这种“智”与“美”融成的有机体，不仅具有深远的旨趣，更具有形式的魅力。于是在表达一般性人生智慧与体验，或是具体性的历史、社会之透视的散文中，作者得由内容的把握，进而走向艺术性的把握，使这些作品在闳大博富的深情至言中，别见山高水深的艺术性；而在表达当境拔起、飘然脱俗之了悟及人物风姿、生活情趣的鉴赏之散文中，也能因作者生命境界的提升，得以触处生春，使作品的境界水涨船高，以表现出化尘俗而归自然与纯美趣的天地。这样作者的睿智、情思在这种艺术性的文字引导下，就更具有说服的力量，使读者乐意透过这一粒粒的细砂，去窥见大千世界的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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