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僭“帝”的秦汉秘史(上)】 僭怎么读

　　弁言 宗教演进与哲学突破 　　 　　人类宗教演进，分为三大阶段：植根于泛灵崇拜的多神教，植根于日月崇拜的二神教，植根于太阳崇拜的一神教；均以人格神的主观意志，解释世界形成和万物变化的偶然原因和非规律性。
　　人类哲学演进，也分三大阶段：脱胎于多神教的多元论，脱胎于二神教的二元论，脱胎于一神教的一元论；均以非人格的客观力量，解释世界形成和万物变化的必然原因和客观规律。
　　多数民族对宇宙客观规律的认知，诉诸感性直观，囿于万物表象，未达万物本质，知识零散多元，把尚未认知其规律性的广大领域让渡给宗教，因而止步于宗教，未能实现哲学突破。个别民族对宇宙客观规律的认知，诉诸理性逻辑，超越万物表象，抵达万物本质，知识系统一元，把尚未认知其规律性的广大领域留存于哲学，坚信一元论之“道”总摄已知、未知的一切规律，因而超越宗教，实现哲学突破。哲学突破是信仰、探索、认知、发现宇宙客观规律的前提。没有哲学突破，就没有哲学信仰。没有哲学信仰，就不会坚信宇宙万物均有客观规律。不坚信宇宙万物均有客观规律，就不可能有意识地探索、认知、发现宇宙客观规律。轴心时代的中国、希腊、印度全都实现了哲学突破，成为人类认知宇宙客观规律的三大源头。然而希腊、印度的宗教演进、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全都不利于哲学突破，哲学突破很快就被宗教收复了失地。
　　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希腊实现一元论的哲学突破。然而希腊的宗教演进滞后，止步于多神教的希腊神话；希腊的文化传统断裂，传统的自然哲学与苏格拉底的精神哲学不能相续；雅典的政治制度极端，直接民主极端平等。苏格拉底同时攻击希腊多神教、前苏格拉底哲学、雅典直接民主制，革命性太强，力量对比悬殊，尤其是苏格拉底的一元论与希腊神话的多神教势不两立，因此在少数服从多数的直接民主制下，被信仰多神教的雅典民众以“侮慢众神，毒害青年”的罪名处死，希腊多神教收复一半失地。苏格拉底死后，古罗马征服古希腊，继承其三大遗产，即宗教层面的多神教，哲学层面的一元论，政治层面的民主制。古罗马从共和制退回君主制，从多神教进至一神教，为一元论的希腊哲学披上一神教的基督教外衣，希腊哲学千年雪藏于基督教神学，基督教收复全部失地。
　　从沙门思潮到释迦牟尼，印度实现一元论的哲学突破。然而印度的宗教演进滞后，止步于多神教的婆罗门教；印度的文化传统断裂，传统吠陀哲学与释迦牟尼佛学不能相续；印度的政治制度极端，四大种姓极不平等。释迦牟尼同时攻击婆罗门教、外道哲学、种姓制度，革命性太强，力量对比悬殊，尤其是“众生平等”的佛学宗旨与极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势不两立，因此释迦牟尼不得不吸纳婆罗门教安慰低等种姓的“六道轮回”，为一元论的佛学披上多神教的佛教外衣，婆罗门教收复一半失地。释迦牟尼死后，佛教虽对婆罗门教、外道哲学、种姓制度不断妥协，仍然无法在印度扎根，婆罗门教收复全部失地。
　　从伏羲到老聃，中国实现一元论的哲学突破。由于中国的宗教演进与哲学演进基本同步，伏羲易道与道家哲学能够相续，温和君主制度与道家哲学成果能够相容，所以哲学突破未被先秦宗教收复失地，但被秦汉政治葬送了硕果。秦汉以后的悖道君主，利用哲学层面的以“道”代“帝”，转向政治层面的以“王”僭“帝”，迫使以“道”代“帝”的哲学信仰成为秘密信仰，迫使崇拜“上帝”的宗教信仰转向以“佛”代“帝”的佛教和以“真”代“帝”的道教，直到辛亥革命终结“帝”制。
　　
　　一 以“道”代“帝”的哲学突破
　　
　　先秦宗教遵循宗教演进的客观规律，从多神教演进至二神教，又从二神教演进至一神教。人文古史“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原属多神教的“五帝”神话。商代《归藏》的初文是“黄神与炎神战于涿鹿之野”，炎、黄二族的祖先均被升格为“神”。稍后转写为“黄神与炎帝战于涿鹿之野”，二“神”变成了一“神”一“帝”。再后转写为“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之野”〔1〕，二“神”变成了二“帝”，抵达二神教。二神教的二“神”必须一善一恶，而把战败一族的祖先神“炎帝”视为恶神，不利于炎、黄二族融合，于是用炎帝族的“蚩尤”替代“炎帝”，转写为二神教的标准神话“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遂成二神教的“善神”，“蚩尤”遂成二神教的“恶神”；同时改写黄帝、炎帝所战之地，定格于后世熟知的人文古史“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史记・五帝本纪》）。西周抵达一神教，于是又用黄帝族的“颛顼”替代“黄帝”，又用炎帝族的“共工”替代“蚩尤”，把二神教的标准神话“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改写为一神教的标准神话“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淮南子・天文训》），“颛顼”遂成一神教的“上帝”，“共工”遂成一神教的“魔鬼”。
　　先秦哲学遵循哲学演进的客观规律，从多元论演进至二元论，又从二元论演进至一元论。夏、商以前多神教的“五帝”，被商代先哲转化为多元论的“五行”。商、周时代二神教的“黄帝”、“蚩尤”，被商、周先哲转化为二元论的“阴”、“阳”。西周抵达一神教之“帝”，被东周先哲转化为一元论之“道”。道家祖师老聃认为，道“象帝之先”。道家集大成者庄子认为，道“神鬼神帝”。道家以东周一元论之“道”取代西周一神教之“帝”，实现了以“道”代“帝”的哲学突破。
　　“帝”、“蒂”的形义，也证明商代多神教的祖先“神”，先演进至西周一神教之“帝”，再转化为东周一元论之“道”。“帝”字原是焚柴祭神之象形，由于祖先“神”无形，故以祭神仪式名之，祭仪之名另加“示”作“�”。“�”、“帝”音同易混，又把“�祭”转写为“柴祭”，复归本义焚柴祭神。“帝”又通“蒂”（王国维），“蒂”、“根”义近，祖先是子孙之“根”、“蒂”，子孙是祖先之“花”、“果”。商代多神教的祖先“神”，演进至西周一神教之“帝”，“帝”就成为宇宙万物之“根”、“蒂”。东周一元论之“道”取代西周一神教之“帝”以后，“道”就成为宇宙万物之“根”、“蒂”，《老子》遂言“深根固蒂之道”。
　　中华文明始祖伏羲，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八卦。夏有《连山》，商有《归藏》，周有《周易》〔2〕。尽管八卦爻变之“道”不尽符合现代科学，但在很多民族尚以人格神的主观意志解释未知规律之时，中华先哲就用不被人、神意志左右的自然力量，解释已知、未知的一切规律。以“阴阳消息”为变化规律的八卦爻变之“道”，正是东周一元论之“道”的源头。道家继承易道又不囿于易道，把八卦爻变之“道”提炼为一元论之“道”，总摄二元论的阴阳之“气”、多元论的万物殊“理”。《老子》的终极表述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的简明表述是：“万物一气，同道殊理。”〔3〕
　　先秦中国的君主制度较为温和，上下分层的等级差别也较为温和，既不像希腊民主制度那样极端平等，也不像印度种姓制度那样极不平等，因此中华先哲既没有被难以教化的下层民众以“渎神”罪名处死的希腊式危险，也没有被难以改变的政治制度逐出本土的印度式危险，终将哲学成果普及到上层士人，形成上下分层的信仰格局：作为周代贵族的上层士人，信仰西周一神教之“帝”和东周一元论之“道”；作为商代遗民的下层民众，信仰商代多神教之“五帝”和初民萨满教之迷信。儒家祖师孔子因而推崇“君仁－臣忠”的温和君主制度与“君子－小人”的温和等级差别，儒家集大成者荀况因而推崇“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的上下分层信仰格局。
　　希腊和印度，宗教演进滞后，文化传统断裂，政治制度极端，因而哲学突破是火温骤升的突变式爆破，由于敌对力量强大，变成自杀性爆炸，只开花不结果即已夭折，未能推进文明，宗教收复失地以后，反而文明衰退。唯有中国，宗教演进同步，文化传统相续，政治制度温和，因而哲学突破是水温渐升的渐变式煮沸，由于敌对力量微弱，成为建设性改良，既开花又结果得到普及，有力推进了文明，未被宗教收复失地。
　　
　　二 称“王”为“帝”的先秦讹典
　　
　　秦汉君主利用哲学层面的以“道”代“帝”，转向政治层面的以“王”僭“帝”，辛亥革命以前两千两百年，辛亥革命至今一百年，中国人全都不以为非。主要原因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合力剿灭了先秦常识，合力遮蔽了秦汉秘史。次要原因是后人以为先秦已有称“王”为“帝”的诸多先例，不知所有先例均属似是而非的讹典。
　　先秦讹典之一：尧、舜、禹禅让，尧、舜的名号为“帝”，禹的名号为“王”。
　　一切民族的初民口传文化，均以多神教的叙事方式，把远古祖先升格为众神，把近古酋长升格为英雄。文明民族发明文字以后，倘若止步于宗教信仰，被升格的众神、英雄就无望还原为远古、近古的祖先。唯有实现哲学突破以后，被升格的众神、英雄才有望还原为远古、近古的祖先。
　　希腊初民的远古祖先神话、近古酋长神话，保留于盲诗人荷马的口传史诗。荷马史诗共有三层叙事：一是远古的祖先神话，祖先被神化为保佑子孙的天廷众神。二是中古的酋长神话，酋长被神化为半人半神、上天入地的英雄。三是近古的人间历史，如希腊、特洛伊之战。所谓“史诗”，就是把原本按时间先后排列的历时性叙事，即属于“诗”的远古祖先神话、中古酋长神话，属于“史”的近古民族历史，按多神教的叙事方式，转换为按空间上下并置的共时性叙事。这一转换经不起哲学质疑，因此苏格拉底实现哲学突破以后，弟子柏拉图就对荷马史诗启动了哲学质疑。然而不久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希腊哲学来不及把多神教的神话还原为人文化的祖先史。
　　中华初民的口传史诗，同样按多神教的叙事方式，把远古祖先升格为“三皇”神话，把中古酋长升格为“五帝”神话，与近古“三王”历史并置为共时性叙事。汉字发明以后，“三皇五帝”神话仍然长期口传，但是实录商、周王室文告的《尚书・商周书》却从不提及。西周抵达一神教，东周抵达一元论，道家祖师老聃实现哲学突破。其后儒家祖师孔子反对春秋“五霸之道”，推崇近古“三王之道”，“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不言“三皇五帝”神话。其后墨家祖师墨子反对儒家“三王之道”，推崇中古“五帝之道”，把“五帝”神话还原为中古酋长史。其后道家后学反对儒家“三王之道”和墨家“五帝之道”，推崇远古“三皇之道”，把“三皇”神话还原为远古祖先史。西周以前按空间上下并置的共时性多神教神话叙事，东周以后遂被还原为按时间先后排列的历时性一元论人文叙事。中华民族因而没有“史诗”，仅有时间最长的不间断编年史。
　　顾颉刚认为，“三皇五帝”古史是“层累叠加”的“造伪”。“层累叠加”确切，就是“三皇五帝”的口传神话在先，文字古史在后，墨家把“五帝”叠加在“三王”以前，道家又把“三皇”叠加在“五帝”以前。“造伪”不确，文字古史均非凭空杜撰，均以口传神话为据。只不过道家“以道代帝”，对“三皇”神话的人文还原非常彻底。墨家“崇信鬼神”，对“五帝”神话的人文还原不够彻底，残存“五后”曾被升格为“五帝”的神话遗迹，仍称“五后”为“五帝”。
　　墨家反对儒家推崇的“三王”，是因为“三王”开启了君主世袭、卿相世袭，导致君主非圣、卿相非贤而天下大乱，所以推崇“五帝”（实为“五后”）的君主禅圣、卿相让贤而天下大治，核心叙事是“尧、舜、禹禅让”（《墨子・尚贤上》）。君主世袭始于禹之子启，可见墨家所言“禅让”必非造伪。禅让既禅其位，又让其号，尧、舜的名号为“帝”，禹的名号为“王”，可见墨家所言名号必非史实。尧、舜非“帝”，禹也非“王”，三者的名号均为“后”。部落酋长谓之“后”，众多部落酋长谓之“群后”，部落联盟领袖谓之“元后”。《尚书・大禹谟》明确记载，舜命禹继任“元后”，领袖“群后”。夏后启以降，夏代君主的名号仍均为“后”〔4〕，商代君主的名号才升格为“王”〔5〕，周代君主袭之。商、周追称禹和夏代君主为“王”，以便统称夏、商、周为“三王”。墨家既沿袭“五帝”神话，把尧、舜的名号升格二级，称之为“帝”，又沿袭商、周传统，把禹的名号升格一级，称之为“王”，成为“五帝禅让”（实为“五后禅让”）的破绽。
　　先秦讹典之二：“王”死称“帝”。
　　《礼记・曲礼》：“（王）崩，曰‘天王崩’……措之庙，立之主，曰‘帝’。” 所言“王”死称“帝”，仅为商代史实。夏代君主生前无一称“王”，全都称“后”。周代君主死后无一称“帝”，全都称谥。唯有商代君主生前称“王”，死后称“帝”。
　　商代崇信鬼神，信仰作为祖先神的多神教“五帝”，认为“人－鬼－神”相通，“人”死不仅为“鬼”，且可为“神”，因此商“王”死后成“神”称“帝”，一如信仰多神教的罗马君主死后即入万神殿。但是商代多神教只许“王”死称“帝”，不许活“王”称“帝”。妄称活“王”为“帝”，乃是咒“王”速死。活“王”自僭“帝”号，则是自咒速死。商代“王死称帝”的另一原因是，尚多母权制遗风，尚未确立父权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尚“舅”，《归藏》首“坤”〔6〕，母权、女权颇尊，所以商王继承常常兄终弟及，商高宗武丁的王后妇好挂帅出征，出土最大商代青铜器是司母戊鼎。
　　周代崇尚人文，信仰并非祖先神的一神教“上帝”，认为“人－鬼”相通，“人－神”不相通，“人”死只可为“鬼”，不能成“神”称“帝”。此义著于《尚书・周书・吕刑》：“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常，鳏寡不盖。”孔传：“人神不扰，各得其序，天神无有降地。”周人贬斥商人植根于多神教信仰的“王”死称“帝”，导致地、天相通，人、神相扰，天“帝”降格于人“王”。西周一神教之“帝”，是唯一至高之神，人“王”不可僭窃天“帝”之号，因此周“王”死后无一称“帝”，全部称谥。周代“王不僭帝”的另一原因是，肃清了母权制遗风，确立了父权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尚“父”，《周易》首“乾”，天“帝”对应于至高爻“上九”，即“天父”，人“王”对应于次高爻“九五”，即“天子”，“帝”权既尊，“王”权遂卑，父权既尊，子权遂卑，母权、女权亦卑，所以周武王伐商以“牝鸡司晨”为罪名（《尚书・周书・牧誓》）。“王不僭帝”是周礼的根本基石，侯不僭王，下不僭上，礼、乐规格不可逾制等等，无不从中推衍而出。
　　商“王”死后称“帝”，混淆人、神界线，人文义涵全无。周“王”死后称谥，划清人、神界线，人文义涵强烈。西周一神教的人文化转向，开启了东周一元论的人文化思潮，直到东周一元论之“道”取代西周一神教之“帝”，实现以“道”代“帝”的哲学突破。
　　先秦讹典之三：《尚书・虞夏书・尧典》有“帝尧”、“帝舜”。
　　古今学者举证无数，早已证明《尚书・虞夏书》并非即时实录，而是后世伪撰。《虞夏书・尧典》撰者根据《礼记・曲礼》所言“王”死称“帝”，遂称早已死去的尧、舜为“帝尧”、“帝舜”。虽然撰者不知“王”死称“帝”始于商代，但是“帝尧”、“帝舜”之“帝”属于死称则无可疑。《虞夏书・大禹谟》明确区分了生称、死称：禹对舜言，对舜用生称，称舜为“后”；客观叙述，对舜用死称，称舜为“帝”。〔7〕
　　后人或是不知《虞夏书》并非尧、舜时代的即时实录，或是虽知《虞夏书》出于后世伪撰，却不知《尧典》“帝尧”、“帝舜”之“帝”属于死称，又受初民“五帝”神话、墨家“五帝”（五后）古史的双重误导，误以为尧、舜生前均已称“帝”。
　　初民“五帝”神话，商代“王”死称“帝”，《尧典》“帝尧”、“帝舜”，其“帝”均为死称〔8〕，均非秦始皇活“王”僭“帝”的先例。
　　
　　三 使“王”称“帝”的商鞅变法
　　
　　秦始皇活“王”僭“帝”，源于五世祖秦孝公的商鞅变法（前359）。
　　商鞅（前390―前338）是法家，法家乃从儒家分出。孔子是儒家祖师，弟子子夏是法家始祖。孔子死后，子夏从鲁至魏，为魏文侯师。魏文侯以子夏弟子李悝为相，在战国初期率先变法。卫人吴起从卫至鲁，师从曾参之孙曾西，先为鲁将，后被弃用；于是从鲁至魏，师从子夏弟子，为魏文侯将；因被魏武侯弃用，又从魏至楚，为楚悼王相，实行变法。卫人商鞅从卫至魏，师从子夏弟子；因被魏惠王弃用，于是携带李悝《法经》从魏至秦，为秦孝公相，实行变法。
　　商鞅游说秦孝公，既非先言法家“霸道”，也非先言儒家“王道”，而是冒着不再有第二次第三次进言机会的危险，先言墨家“帝道”，次言儒家“王道”，后言法家“霸道”，这是何故？因为商鞅既想迎合秦孝公好恶，又无法预知秦孝公好恶，于是遵循经其修正的中原主流价值，依次进言“三道”。
　　有操守的中原士人均有中原文明优越感，固守“夷夏之辨”，独善其身，兼济天下，首先求仕于母邦之君，其次求仕于中原之君，决不求仕于夷狄之君。即使求仕于母邦和中原之君，也持道甚坚，决不迎合君主，仅言自家之道，不言别家之道，君主愿闻则仕，厌闻则去。
　　商鞅是全无操守的中原无行士人，既无独善其身之德，又无兼济天下之志，仅求一己功名，求仕于母邦之君、中原之君失败，不顾“夷夏之辨”，转而求仕于夷狄之君，成为主动仕秦为相的首位中原无行士人。不仅求仕于夷狄之君，而且持道不坚，主动迎合夷狄之君，仅因无法尽知秦孝公好恶，于是遵循经其修正的中原主流价值，依次进言“三道”，任凭秦孝公选择，然后贯彻实行。
　　商鞅据以进言的中原主流价值“三皇（道家）�五帝（墨家）�三王（儒家）�五霸（法家）”，是东周哲学突破的重要成果，其中居于首位的道家“三皇之道”，独属形上层面的哲学之“道”；居于第二至第四位的墨家“五帝之道”、儒家“三王之道”、法家“五霸之道”，均属形下层面的政治之“术”。这一中原主流价值，产生于百家争鸣互动，成形于齐国稷下学派，结晶于齐国稷下众多中原士人托名齐相管仲而集体编纂的《管子》。齐国稷下学宫延续百年，聚散无数中原士人，把中原主流价值传播、普及天下。不属一家而有操守的中原士人，无不遵循中原主流价值。专属一家而有操守的中原士人，把自家之道视为至高，遂不遵循中原主流价值。商鞅专属一家而无操守，为了迎合秦孝公，遂对中原主流价值做出修正。
　　商鞅对中原主流价值的根本修正，就是不言居于中原主流价值首位的道家“三皇之道”。因为道家主张“虚君”（老子），“无君”（庄子），推崇尚无君主的“三皇之道”，主张“无君于上，无臣于下”（《庄子・马捶》），“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庄子・人间世》），“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庄子・让王》）。商鞅无须试探，即可预知秦孝公厌闻。
　　商鞅首言居于中原主流价值次位的墨家“五帝之道”，乃因墨家祖师墨子是宋人，宋国是商代遗邦，秦国则野蛮落后，所以墨家、宋国、秦国共同信仰商代“五帝”多神教。尽管先秦中国的信仰格局是上下分层，但是先秦“中国”仅指中原，战国后期则指与秦对言的“山东六国”，包括春秋以降中原化程度渐高的楚国。秦国直到战国后期仍然野蛮落后，中原化程度极低，没有士人群体，没有信仰分层，上下一心共同信仰商代“五帝”多神教，所以仅有秦国以“五�”分祭“五帝”（《史记・封禅书》）。宋人墨子反对“崇周道，尚人文”的儒家，创立“背周道，崇鬼神”的墨家，鄙弃西周一神教，复兴商代多神教。所以墨家总部尽管因应时势不断转移，但是从不设在信仰西周一神教且儒家势力强大的周室嫡系诸侯国，无不设在信仰商代多神教且儒家势力微弱的周室非嫡系诸侯国。墨子生时设在宋国，墨子死后移至中原以南、商代多神教遗风尚存的楚国，楚国吴起变法进一步中原化以后再次移回宋国，最后移至中原以西、上下一心信仰商代“五帝”多神教的秦国〔9〕，与迎合秦孝公而首言墨家“五帝之道”的商鞅殊途同归。
　　商鞅为了迎合秦孝公而首言墨家“五帝之道”，结果秦孝公厌闻，原因有三。一是墨家既复兴商代多神教，又受西周一神教影响而改革商代多神教，所以《墨子・尚贤中》引用《尚书・周书・吕刑》“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鳏寡不盖”，赞成西周一神教的“王不僭帝”教义，反对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称帝”教义。二是墨家主张“君主禅让”，严厉批判君主世袭。三是墨家集团“以武犯禁”，严重威胁君主专制。
　　商鞅迎合未成，只好改言居于中原主流价值第三、法家从中分出的儒家“三王之道”，亦即导致西周以降中原文明领先周边夷狄的温和君主制度，结果只想强化君主专制制度的秦孝公仍然厌闻，于是商鞅最后才言居于中原主流价值最末、自己术业专攻的法家“五霸之道”。
　　东周“王道”式微，齐相管仲开创“尊王攘夷”的“霸道”，作为“王道”的辅助。子夏开创的法家“霸道”，仍是儒家“王道”的辅助，宗旨仍是“尊王攘夷”。所以固守“夷夏之辨”的中原士人拒绝履足夷狄之秦。商鞅的“霸道”，异于管仲、子夏的“霸道”，迎合夷狄之君好恶，仅言“霸道”之“尊王”，不言“霸道”之“攘夷”，反对道家、墨家、儒家的“法先王”，变成法家的“法后王”，反对儒家的相对“尊君”，变成法家的绝对“尊君”，于是秦孝公闻“霸道”而大悦。
　　尽管商鞅既求仕于夷狄之君，又迎合夷狄之君，但是初入秦国之时，中原文明烙印尚在，不仅遵循中原主流价值的高低顺序，依次进言“三道”，而且按照中原主流价值的高低顺序，对秦孝公选择法家“霸道”予以负面评价，认为法家“霸道”仅是“强国之术”，预言秦国必将“难以比德于殷周”（《史记・商君列传》）。商鞅担任秦相以后，官至极品，爵至封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居移其体，养移其气，中原其身，夷狄其心，鄙弃中原价值，敌视中原文明，踏上了“用夷变夏”的不归之路。
　　战国七雄无不变法，共同倾向是军国主义化，但是由于宗教信仰、哲学基础、君主制度、社会结构不同，变法以后的战国七雄，军国主义程度差别极大。
　　东方六国变法以后，保留温和君主制度，固守中原文明底线，遵循中原主流价值，以法家“五霸之道”为末，仅仅相对军国主义化，比如仅以割敌之耳作为计功方式，所以与秦交战丧师失地，节节败退。
　　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鄙弃温和君主制度，强化君主专制制度，无视中原主流价值，纯用法家“五霸之道”，实行绝对军国主义化，成为奉行丛林法则的战争机器。古朴一如兵马俑的秦国下层民众，只会商鞅允许的耕、战两件事，又凭借商鞅“二十等爵”制度，以割敌一首、晋爵一级的计功方式，不断跻身上层成为军功贵族，进一步弱化了原本极低的中原化程度，进一步缩短了上层贵族、下层民众的信仰差异。秦相商鞅领兵攻魏，欺骗诱杀游魏之时的故友魏将公子�。秦将白起领兵攻赵，活埋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五万。秦昭王以会晤为名诱捕劫持楚怀王，勒索未成扣押至死等等。无耻程度，残忍程度，失信程度，一再突破中原文明底线，被东方六国共同视为“虎狼之秦”。
　　东方六国信仰“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其“王”即使统一天下，也不可能僭窃“帝”号。秦国信仰“王死称帝”的商代多神教，秦“王”一旦统一天下，就有可能僭窃“帝”号。商鞅变法以后，秦灭六国和秦“王”僭“帝”，已非可能问题，仅是时间问题。
　　《史记》言及“帝王术”和“帝王之术”各仅一次，《商君列传》言及“商君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李斯列传》言及“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极具深意。“帝王术”的创立者并非商鞅，而是比商鞅小七十多岁的荀况，但是荀况被迫专为秦国设计“帝王术”（意为“使王称帝之术”，详下第五节），原因正是商鞅主动迎合夷狄之君秦孝公，不言道家“三皇之道”，仅言墨家“五帝之道”、儒家“三王之道”、法家“五霸之道”，为秦国设定了征服中原、“用夷变夏”的未来进路：由“霸”而“王”，由“王”而“帝”。
　　
　　四 秦“王”僭“帝”的失败预演
　　
　　秦孝公之子秦惠王继位以后，出于私怨立刻车裂商鞅，但是虽杀商鞅之身，仍用商鞅之法。商鞅变法以后百余年间，秦国七位君主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始皇，坚定不移地遵循商鞅设定的“霸�王�帝”进路。
　　商鞅变法以后十六年（前343），秦孝公称“霸”。“霸”即“伯”，意为“诸侯之长”，是诸侯可有的顶级名号。春秋秦穆公称“霸”，战国秦孝公称“霸”，性质完全不同。秦穆公虽是夷狄之君，然而夷狄其身，中原其心，怀有文化自卑，慕效中原文明，用五张羊皮买来楚人百里奚，任之为相。从奴隶变成秦相的百里奚，热爱中原文明，忠于中原价值。秦穆公以有操守的中原士人百里奚为相，遵循管仲开创的“霸道”，扶助周室的“王道”，继齐桓公、晋文公以后成为春秋第三“霸”，启动秦国的中原化进程，然而秦国后无贤君贤相，复归野蛮。秦孝公以无操守的中原士人商鞅为相，遵循商鞅修正的法家“霸道”，背叛孔子开创的儒家“王道”，敌视中原文明，鄙弃中原价值，拒绝中原化、文明化，更加夷狄化、野蛮化。
　　商鞅变法以后三十四年（前325），秦惠王叛周称“王”。“王”为“沟通天地人”之象形，是君主可有的顶级名号。夏商周仅有一王，唯有改朝换代，方可后王替代前王。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前770）以后，东周王权日衰，于是前704年楚武王率先叛周称“王”。其后楚庄王问鼎轻重，公开了替代周“王”之志，引发齐、晋、秦三“霸”的“尊（周）王攘（楚）夷”。其后孔子推崇“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王道”，贬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东周“霸道”。其后吴、越二“霸”不再“尊王攘夷”，索性由“霸”而“王”。诸侯称“霸”并未僭越，周“王”无不予以承认。诸侯称“王”则是僭越，周“王”从不予以承认。春秋时代仅有南方夷狄楚、吴、越叛周称“王”，中原诸侯无一叛周称“王”。战国时代列国“变法”（变革王法）以后，三十年间（前353―前323）中原内外的齐、魏、宋、秦、韩、赵、燕、中山先后叛周称“王”。春秋、战国之异，就是春秋诸侯尊周称“霸”，战国诸侯叛周称“王”。战国中期以后诸“王”并立，乃是改朝换代的正常过渡。按照夏商周传统，逐鹿中原一旦尘埃落定，天下仍应归于一“王”。
　　商鞅变法以后五十二年（前307），秦武王前往周都洛阳，试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试鼎轻重，公开了替代周“王”、僭称秦“帝”之志。
　　商鞅变法以后七十一年（前288），秦昭王僭称“西帝”，同时拉上齐�王僭称“东帝”。名号取自秦人多神教的五方天帝“东帝”、“西帝”、“南帝”、“北帝”、“中帝”。主谋者是秦昭王之相、楚人魏冉。楚人春秋时代仍属夷狄，战国以降中原化程度渐高，抛弃商代多神教，皈依西周一神教，所以楚武王以后数百年，楚“王”死后无一循商礼称“帝”，仍循周礼称谥；楚人屈原的《九歌》，把象征太阳的“东皇泰一”，尊为唯一至高之“神”，符合植根于太阳崇拜的西周一神教。魏冉、秦昭王即使不知东周一元论的“以道代帝”，但是魏冉至少知道西周一神教的“王不僭帝”，秦昭王至少知道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称帝”，所以秦惠王叛周称“王”无须心虚，不拉异国诸侯共同称“王”，秦昭王僭用“帝”号极其心虚，拉上齐�王同时僭窃“帝”号。
　　为燕昭王出使齐国充当间谍的苏秦，是周都洛阳人，深知东方六国共同信仰“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看破秦昭王意在试探东方六国的信仰强度，又不敢独冒天下之大不韪，欲与齐�王分担悖道恶名。于是苏秦假装忠心，劝谏齐�王主动撤销了“东帝”僭号。秦昭王不愿独负悖道恶名，也被迫撤销了“西帝”僭号〔10〕。魏冉导演的二“王”僭称二“帝”闹剧，月余即告失败〔11〕。然而秦“王”欲僭“帝”号，从此天下皆知，所以另有两次动机不同的迎合秦昭王之余波。
　　前２８６年，齐灭宋。全无操守、仅求功名的纵横家苏秦，明知故犯地向欲报齐仇的燕昭王献策，鼓动秦昭王再次僭称“西帝”，同时赵惠文王僭称“中帝”，燕昭王僭称“北帝”。名号仍然取自秦人多神教的五方天帝，所以燕、赵陪秦僭“帝”实为障眼法，以秦昭王所好为饵，诱其同意组建伐齐联盟才是目的〔12〕。前284年，燕将乐毅率领燕、秦、楚、韩、赵、魏六国联军伐齐，齐�王终于醒悟苏秦乃是燕国间谍，立刻车裂苏秦。六国伐齐成功以后，虚悬三“王”僭称三“帝”的主谋者苏秦已死，燕王、赵王均无背叛信仰僭窃“帝”号之意，秦昭王手持苏秦开出的空头支票却无法兑现。
　　前257年，秦军携长平之战坑杀四十五万赵军降卒之余威，进围赵都邯郸。赵相平原君向楚、魏求救。魏安�王既不愿出兵救赵，又忧虑秦灭赵后移师灭魏，于是派遣新垣衍出使赵国，以“秦王意欲复求为帝”为由，劝说平原君为秦昭王再进“帝”号，以解邯郸之围。平原君同样深知东方六国共同信仰“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不愿成为遗臭万年的秦“王”僭“帝”主谋者，但也不愿直接拒绝魏王而断绝魏军救赵可能，于是把不该外泄的魏王秘议，告知其时正在邯郸的齐人鲁仲连。鲁仲连同样深知东方六国共同信仰“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一闻便知平原君欲其代为拒绝魏使新垣衍，当即表示“吾请为君责而归之”。由于平原君已泄魏王秘议，新垣衍被迫会见原本无缘置喙的局外人鲁仲连〔13〕，并被鲁仲连所言之“义”折服，立刻违背君命，信从“天下之士”：“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魏王出于自保的秦“王”独僭“帝”号秘议，就此胎死腹中。
　　秦昭王僭窃“帝”号三次失败，平原君宁可灭国拒绝“帝秦”，新垣衍违背君命放弃“帝秦”，鲁仲连布衣片言制止“帝秦”，唯一的原因是“天下之士”共知之“义”。由于汉承秦制同样活“王”僭“帝”，司马迁不能在《鲁仲连列传》明言“天下之士”共知之“义”，只能晦藏于别篇，此篇仅用诸多曲笔加以暗示。比如鲁仲连痛斥秦国野蛮残忍，“弃礼义而上首功”，强硬表示一旦秦“王”僭“帝”，自己必将“蹈东海而死”，“不忍为之民”。又如魏信陵君窃符救赵，楚春申君发兵救赵，东方六国联合击退秦兵以后，平原君以封君、千金重谢别无寸功的鲁仲连，遭到坚拒〔14〕。更为重要的是，《史记》不为无数王侯将相、宗师巨子特设专传，却为别无大事的一介布衣鲁仲连特设专传，乃因“义不帝秦”，兹事体大。
　　商鞅变法以后一百零三年（前256），秦昭王灭周，五年后死去。秦昭王前288年僭称“西帝”，前251年死去，三十七年间秦兵东进节节胜利，终结八百年周祚更是重大胜利，尽管底气越来越足，实力越来越强，但是秦昭王再也没敢挑战东方六国的共同信仰，再也没敢主动僭窃“帝”号。
　　
　　五 使“王”称“帝”的儒法方“术”
　　
　　道家集大成者庄子（前369―前286），亲历秦昭王僭窃“帝”号的首次失败，预见秦“王”僭“帝”很快就会成功，于是预斥其终极悖道。庄子的预见预斥，在其死后六十五年应验于秦王嬴政。
　　儒家集大成者荀况（前313―前238），亲历秦昭王僭窃“帝”号的三次失败，预见秦“王”僭“帝”很快就会成功，为了挽救中原文明，被迫专为秦国创立了“帝王术”。“帝王术”的“帝王”二字，自古以来均被错误连读成词，那就意味着荀况创立“帝王术”，荀况弟子韩非、李斯和后世士人王�运、杨度研治“帝王术”，全都志在“自为帝王”。其实研治“帝王术”的古今士人无一志在“自为帝王”，无不进献尚未称“帝”之“王”。错误连读“帝王术”的“帝王”二字，乃是用秦“王”僭“帝”成功以后的史实，谬解秦“王”僭“帝”成功以前的名相。秦“王”僭“帝”成功以前，“帝王”二字不具备连读成词的现实条件〔15〕。鲁仲连“义不帝秦”，“帝”是动词，“义不帝秦”意为“捍卫王不僭帝、以道代帝的天下共知之义，不许秦王僭帝”。荀况“帝王术”，“帝”也是动词，“帝王术”意为“使王称帝之术”；“王”则是名词，现实指向正是秦“王”。
　　荀况创立“帝王术”以前，不仅考察了母邦赵国，而且遍游天下，考察了有望统一天下的齐、楚、秦列强。荀况早年思想立足于儒家“三王之道”，晚年思想吸收了法家“五霸之道”，转折点正是中年游秦〔16〕。《荀子・强国》记载其事如下：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魏人范雎，在楚人魏冉以后成为秦昭王之相，提出“远交近攻”战略，秦兵东进急剧提速，因功封为应侯。荀言“四世有胜”，即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四世。
　　荀况回答范雎之问，一方面盛赞商鞅变法以降秦国“四世有胜”的诸多成就，另一方面批评秦国仅行法家“霸道”，不行儒家“王道”，“秦之所短”在于“无儒”。
　　秦国“无儒”，可举六证：其一，秦国上下一心共同信仰商代多神教，没有上下分层的信仰格局，原因正是“无儒”。其二，春秋时代的秦穆公成为秦国唯一贤君，原因正是以楚人百里奚为相。其三，秦穆公、百里奚以后秦国不再中原化，复归野蛮化，原因仍是“无儒”。其四，战国时代的齐国稷下学宫汇聚无数士人，均为中原士人，仍然无一秦人。其五，商鞅变法以后，嬴政称“帝”以前，秦相均为中原士人，仍然无一秦人。其六，无论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国以外的列国之相，既有母邦士人，也有异邦士人，然而无一秦人。
　　先秦三大儒宗孔子、孟子、荀子，均有中原文明优越感，无不固守“夷夏之辨”。孔子所处春秋末期，列国尚未“变革王法”，孟子所处战国中期，列国正在“变革王法”，其时夷狄之秦尚无威胁，无须担忧“用夷变夏”。孔、孟周游列国求仕，均不履足野蛮落后的夷狄之秦。孔子十分自豪地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孟子仍然乐观：“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荀况所处战国末期，列国“变革王法”已毕，虽然求仕于中原之赵、齐、楚，不求仕于夷狄之秦，但是鉴于秦国“四世有胜”，“用夷变夏”日益逼近，被迫前往夷狄之秦考察，以便知己知彼，寻找对策。实地考察以后，荀况已知秦国必灭六国，秦“王”必欲称“帝”，于是不再死守孔子的儒家“王道”，转而吸收商鞅的法家“霸道”，为秦国设计了“王霸兼用，礼法并重”的未来进路；同时因材施教，对症下药，把晚年思想命名为“帝王术”，以“使（秦）王称帝”为饵，行“用夏变夷”之实。因此荀况弟子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毕不赴母邦楚国，立刻前往秦国。李斯告别荀况之言“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史记・李斯列传》），不仅揭示了荀况“帝王术”意为“使王称帝之术”，而且揭示了荀况创立“帝王术”的良苦用心：既然秦“王”僭“帝”难以阻止，只能因势利导挽救中原文明。
　　仕秦为相的中原士人大多遵循商鞅的法家“霸道”，推助秦国“用夷变夏”；唯有卫人吕不韦抵制商鞅的法家“霸道”，不愿看到秦国“用夷变夏”。吕不韦的见解与荀况相同，同样深知秦国必灭六国，秦“王”必欲称“帝”，“秦之所短”在于“无儒”且纯用法家“霸道”。吕不韦的目标也与荀况相同，同样希望“用夏变夷”，挽救中原文明。但是吕不韦的方法与荀况不同：荀况派弟子李斯孤身入秦为相，与此前孤身仕秦为相的商鞅、张仪、魏冉、范雎一样，未能改变秦国“无儒”且纯用法家“霸道”。吕不韦先居赵经商，后弃商从政，辅佐在邯郸做人质的子楚成为秦庄襄王，自己成为秦相，随后招致三千中原士人作为门客，全面渗透秦廷担任客卿，秦国从此不再“无儒”。吕不韦的立场也与荀况不同：荀况是儒家集大成者，认为秦“王”僭“帝”难以阻止而因势利导，欲以儒家“王道”之长，补法家“霸道”之短。吕不韦是普通中原士人，信仰“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认为秦“王”僭“帝”必须阻止，秦国“霸道”必须贬斥，于是组织门客编纂“黄老学派”晚期代表作《吕览》，与“黄老学派”早期代表作《管子》一样，遵循中原主流价值“道家（三皇）�墨家（五帝）�儒家（王道）�法家（霸道）”，欲以道家、墨家之长，补儒家、法家之短。两者方法、立场不同，决定了长远结果不同：吕不韦的“黄老学派”方案，被汉初君主采纳而暂行数十年。荀况的“王霸杂用”方案，经过董仲舒转换，被汉武帝采纳而沿用两千年。两者见解、目标相同，决定了暂时结果相同：荀况暂时败于弟子韩非，吕不韦暂时败于门客李斯。
　　韩非对“儒”的看法与师相反，认为“以文乱法”的“儒”是“五蠹”之一，东方六国败于秦国，正是因为有儒；“无儒”实非“秦之所短”，乃是秦之所长；秦“王”称“帝”失败，正是因为怀有文化自卑，未能彻底发挥“无儒”之长。于是韩非颠覆了荀况“使王称帝之术”的内涵。荀况版“使王称帝之术”，贬低法家“霸道”，主张“王霸兼用，礼法并重”，“使（秦）王称帝”仅是手段，挽救中原文明才是目标。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极化法家“霸道”，主张“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使（秦）王称帝”也是手段，消灭中原文明才是目标。
　　李斯告别老师荀况和师兄韩非，身怀荀、韩两种“使王称帝之术”入秦。入秦之初，李斯忠于荀况版“使王称帝之术”，投靠秦相吕不韦，得到赏识，荐任为郎，参与编纂《吕览》。秦王嬴政不能容忍《吕览》遵循中原主流价值“三皇（道家）�五帝（墨家）�三王（儒家）�五霸（法家）”，把商鞅以降七世有胜的法家“霸道”贬至最末，竟敢阻止秦“王”僭“帝”，于是黜退吕不韦逼其自杀，同时颁布“逐客令”，驱逐吕氏门客和中原士人。全无操守、仅求功名的李斯立刻无耻变节，背叛吕不韦，上《谏逐客书》，逃脱了对吕氏门客的清洗，阻止了对中原士人的驱逐，从清洗对象变成了嬴政宠臣。
　　嬴政读毕《韩非子》，对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心悦诚服，立刻攻韩，韩王安求和，嬴政点名要求韩非出使。韩非出使秦国，嬴政大悦，未及重用，误信李斯谗言而将韩非下狱，嫉妒师兄高才的李斯立刻毒死了韩非。李斯既知荀况像吕不韦一样反对法家“霸道”而为嬴政不喜，韩非像商鞅一样极化法家“霸道”而为嬴政所喜，于是抛弃荀况版“使王称帝之术”，转向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虽杀韩非之身，仍用韩非之术，成为嬴政实践韩非版终极“霸道”的强力推手。
　　秦“王”僭“帝”三次失败以后，荀况创立儒家版“使王称帝之术”，弟子韩非颠覆为法家版“使王称帝之术”，弟子李斯实践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秦“王”僭“帝”具备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充分条件，迅速走向成功。
　　
　　注释：
　　〔1〕分见马国翰辑《归藏・郑母经》，严可均辑《归藏・郑母经》，王家台《归藏》简。
　　〔2〕夏代《连山》久佚。商代《归藏》秦汉亡佚，西晋太康年间汲冢魏襄王墓出土，唐宋以后再佚，清代马国翰、严可均辑有佚文。1993年湖北王家台又有《归藏》出土。《周易》流传至今，但是汉后《易传》混入《易经》，导致《经》、《传》不分，鲜有人知《易传》大悖《易经》。
　　〔3〕参看《大宗师》“天地之一气”，《知北游》“通天下一气”，《齐物论》“物之所同是”，《大宗师》“托于同体”、“同于大通”，《则阳》“万物殊理”。
　　〔4〕即时实录的《今文尚书・商书・汤誓》“我后不恤我众”，商汤称夏桀为“后”。后世伪撰的《古文尚书・商书・汤诰》（《今文尚书》无）“夏王灭德作威”，商汤称夏桀为“夏王”。
　　〔5〕《尚书・商书・盘庚》盘庚称商代先君为“古我前后”、“古我先后”、“我先神后”、“古后”、“高后”，可证商代君主称“王”不早于盘庚。参看《庄子・让王》称尧、舜、禹、汤为“后”。
　　〔6〕孔子把首“坤”次“乾”的《归藏》，称为《坤乾》。《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殷道，吾得《坤乾》焉。’”孔子死后，子夏携带《坤乾》至魏，钞本之一葬入汲冢魏襄王墓，西晋太康年间与《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同时出土。
　　〔7〕《古文尚书・虞夏书・说命》（《今文尚书》无）“厥后惟尧、舜”，傅说对尧、舜均用生称，均称为“后”。
　　〔8〕越王勾践的死称是“�执”，越王不寿的死称是“盲姑”，越王无余之的死称是“莽安”，参看陈梦家《六国纪年》，中华书局２００５版，第１５６页。庶人没有专用死称，仅有通用死称，父死称“考”，母死称“妣”。
　　〔9〕第一任巨子（墨子继承人）禽滑�居宋，参看《墨子・公输》。第二任巨子孟胜居楚，第三任巨子田襄子居宋，参看《吕览・上德》。第四任巨子腹黄享 居秦，与秦惠王同时，参看《吕览・去私》。此后无考。
　　〔10〕《史记・齐世家》：“（齐�）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苏代自燕来……于是齐去帝复为王，秦亦去帝位。”“苏代”为苏秦之误，《战国策・齐策四》“苏秦谓齐王曰”条不误。参看马王堆出土《战国纵横家书》。
　　〔11〕《史记・魏世家》：“秦昭王为西帝，齐�王为东帝，月余皆复称王归帝。”
　　〔12〕《史记・苏秦列传》，为燕反间于齐的“苏代”致燕昭王秘信：“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言说秦王曰：‘……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秦必取，齐必伐矣。”参看《战国策・燕策一》“齐伐宋宋急”条苏代乃遗燕昭王书。二书“苏代”均误为苏秦。
　　〔13〕《史记・鲁仲连列传》：“平原君遂见新垣衍曰：‘东国有鲁仲连先生者，今其人在此，胜请为绍介，交之于将军。’新垣衍曰：‘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仲连先生。’平原君曰：‘胜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许诺。”
　　〔14〕《史记・鲁仲连列传》：“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15〕庄子先于鲁仲连、荀况，《庄子・应帝王》“帝王”二字同样不可连读。参看拙著《庄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
　　〔16〕范雎前266年至前255年任秦相，荀况时年四十七至五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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