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瓶》沉思录_沉思录

时间：2019-02-08 05:34:58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朋友，只要你一抬头，你就会看到那里，那里有好看的风景。”这是龚鹏飞的长篇小说新作《漂流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的话语。正是在他的“蛊惑”下我信步走进那片“风景”，流连忘返之际又不禁沉思于此。
　　
　　一
　　
　　《漂流瓶》讲述的是一个类似于“生活在别处”的中国版故事：校园诗人许上游在自己的崇拜者、具有非凡领导才能和号召力的女同学司马佳的劝说下，放弃物质条件较为优越而工作较为轻闲的文联工作职位，与司马佳等五人来到偏远的杨溪县民族中学任教。司马佳是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她不顾一切阻力，要在民族中学实践她的苏霍姆林斯基式教育思想。不料她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连连碰壁，最终只能黯然离去。许上游从最初被司马佳“蛊惑”而赴杨溪民族中学支教，到后来被迫离开教学岗位去六沟垅乡扫盲，继而做起文物生意，到成功之后变卖公司赋闲在家，其中所表现的无“家”可归的心境，以及为此所作的追寻努力并非仅仅是些个人现象，而是反映了一个时代人们共同的焦虑和渴望。在其本质上他更像是一个精神上的自我放逐者。大学中文系的理想主义教育和本身的纯真秉性使许上游能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不为所动，但外部社会的急剧变迁和理想在现实中的屡屡受挫又不断加剧他诗性心灵的痛苦和反思，孤独和彷徨因而构成了许上游生命意识的基调，它在逼使作家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的同时又将其转化为反抗孤独和彷徨的生命形式：“走”。在这里，“走”是对“定位”的否定，是否定之后的重新选择――永恒的追寻。无疑，在许上游的身上有着作者龚鹏飞作为一个精神的漂泊者、执著的追寻者和生命的呼唤者的心灵投影。
　　在崇尚科学技术和物质财富的今天，“创世纪”说早已让位于“生物进化论”，科技一直改善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完全可以随遇而安。然而，有关寻找“别处”或重返“家园”的话题仍频频被提起，其主要原因在于，现代科技虽然改善了人的物质生活，但却没有给人的心灵带来一种“在家”的感觉。在这里，赋予一种生活以意义或评价一种生活的价值标尺主要是技术或数字，生活基本上成为一件与心灵无关的事，套用一个物理学术语――一种“离心”的生活。事实上，人的文化生存方式的本质是一种“向心”的生活，人们正是在“向心”的精神体悟和灵魂勃动中获得了生命存在着的感受从而享受到充实和幸福。进而言之，一种诗意的生存是人类“向心”的生活的本质，即便一切生活方式和人类表达方式都可以技术化或物质化，人在感受和思想时所寻求的仍然是能证实自己存在着的东西。当技术和物质日益成为现代生活的主导力量之后，人们便发现“向心”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而在一种“离心”的生活中技术和物质日益成为强大的异己化力量。
　　
　　二
　　
　　许上游是《漂流瓶》中最典型的诗意人格体现者。这个本色意义上的诗人，他的生活轨迹实际上体现了诗性心灵面对现实生活无所适从的无根性。作者以其生命的敞开为基点，让生命成为一只“漂流瓶”去“打量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去观照与审视精神与灵魂的轨迹。让整个作品呈现出了一种通体明朗的审美境界，一种生命的诗意敞亮。许上游和《生活在别处》中的雅罗米尔一样，预言式的诗句展示了他们丰富的内心，同时亦宣告了他们的不乏诗意的探询。
　　然而，在龚鹏飞的诗意笔触下仍然充满了社会和人事的紧张感，作品中的人物满怀着历史转型期普遍存在的文化焦虑感，显露着社会批判的锋芒。或许，对历史文化的转型他们本来就存有认识上的模糊、理解上的混乱和价值上的迷惘，这一切都将他们置于不利境地――都会给他们的理想主义追求造成内在的困难。于是他们惟有寻找“别处”――为心灵的归宿谋求一个诗意的栖居。由此，《漂流瓶》的作者经由自觉的创作实践把小说引向了抒情贫困时代的诗意之思。这种诗意之思不单是文学家式的描摹、寻找和希翼，并且更多蕴含着海德格尔所谓的“诗之思”，或一种诗人般的追问、解蔽和道说。“以海德格尔之见，现代世界的根本危机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现代人远离了自己诗意的生存根基，悬于无底的深渊之中而不自知。……现代人正走在远离人的命运的途中，如此之‘远离’被海德格尔看成‘离家’”。
　　如果说司马佳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超现实性人物，那么许上游的追询既具有古典式和谐理想又富于人类普适性意识、且体现出一种哲学探究意味的精神漂泊和灵魂寻觅，这是一种生命化的存在方式和诗意化的人生取舍。这种诗意最为集中地体现在许上游与瑛子的相知相恋上。两人的相遇是一种偶然，但这种偶然是起于庾信的《枯树赋》，是缘于对于生活的审美观照与诗性体验。我宁愿相信这是作者抑或许上游的现实版梦幻，一种寓言化的存在状态。至于《漂流瓶》中那位为诗歌梦想而生，却迷失在物欲里的葛燕南，当他的诗歌“不在”，其生命的“此在”便不再有意义。最后他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的存在。他死前留下了“尘世繁华，转瞬即逝”八个字――他的骨子里还持存着诗性，他之所以选择了死，是因为在那里他可以走进“昆德拉的《笑忘录》所说的有着夜莺鸣唱的花园那样和谐的地方”。葛燕南以一种反证形式诠释了抒情化的生存哲学。
　　
　　三
　　
　　在《漂流瓶》中，葛燕南是个独特的存在，如果说其生存状态可以分为诗性人生与物欲人生的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那么他的整个生命情状可以用“疯癫”来表述。不同的只是，诗人时代的他是狂放，商人时代的他是狂妄。
　　显然，葛燕南代表的是他这一类青年知识分子的极端可能性。他的意志力量体现在他对常规而言“过剩”的热情和激情，他没有人格分裂而只有突兀的一跳：从对诗歌创作中全身而退转投入对物欲的无限创造中。他几乎是心甘情愿地跳入黑暗的深渊，自觉地以人格颓败和精神变卖挥霍掉生命本真存在，从而把自己蜕变成“他人的地狱”，而首先受“地狱”煎熬的却是他自己。我在猜想，《漂流瓶》不仅仅是在言说疯癫了的葛燕南如何折腾、如何死活的问题，更是在告诉人们：疯癫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种存在状态。也许龚鹏飞想透露出这样的心思：这是一个无比疯狂的时代，也是一个极端理智的时代；正是疯狂和理智的奇特耦合才催生了葛燕南这个时代的畸形儿；也唯其如此，疯癫的存在才使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具有令人把玩的意味。
　　在我们这个被技术理性和经济化生存弄得过于齐一化和机械化的社会里，也许恰恰是疯癫才为我们展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真性存在。疯癫者有自己的逻辑体系，疯癫者也在寻觅自己的意义。因为疯癫者在疯癫的过程中找到了自身价值的一个维度――尽管当时及至后来若干代的人（许多时候也包括疯癫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维度存在的价值。所以，葛燕南所呈现的是一种“我疯（狂）故我在”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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