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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人的担当情怀] 新时代法律人的情怀与担当

    时间:2019-02-08 05:35: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由参知政事贬知邓州(即今河南邓县)。两年后,贬到湖南岳阳的好友、同年考中进士的滕子京约请他写岳阳楼记。   范仲淹,江苏吴县人,二十六岁中进士,北宋前期政治家。入仕前曾多年在书院讲学。早在秀才时即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抱负,自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宋代初期,学风开阔,胡瑗(教育家)之道德,欧阳修之文章,范仲淹之气节,堪称三鼎足。
      范仲淹接到朋友的托请,正是政治上不得意之时,他想到青年时的抱负何时得以实现,他当然要借这篇文章一吐心中郁闷。洞庭湖上,君山一点,岳阳楼头,他要做这千年一记。他虽则被贬,却一点也不消沉。他昂扬的志气,像洞庭湖水一样翻腾起来。他从“若夫霪雨霏霏”,写到“至若春和景明”,是想要告诉人们,不管逆境,还是顺境,总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不愧为这一时代开风气的人物,他的君子之德,政治家的胸怀,是要感召时人的。所谓开风气,就好比一阵春雨过,万物皆发生。君子之风,闻风而起。一人在前引路向上,人人争相跟着向上。
      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不仅感召时人,亦更启迪后人。千年以来,这篇经典之作已经成为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生动的教材。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即士,即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目的和志向在求道,求治国之道,求天下太平之道。何谓道?道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就是庄周讲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指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外王即是治国、平天下。而其根本在修身。但不是每个读书人都有机会参与治国、平天下的。何况你今天参与了,明天也许要退出。这样,摆在读书人面前的,就是两条路,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藏不是消极的,只是离了庙堂,藏于民间。在民间授徒讲学,以传其道。
      读书人的君子之风、君子之德,在我国古已有之。像伯夷、叔齐兄弟争相让位,不食周粟,隐居山中采薇而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这种大志大勇,高风亮节,特立独行,丝毫不苟且的古之仁人,他们的超阶级超时空的美德,正是上古情怀,后世模范。
      春秋战国时,贵族已初具知识分子原始雏形。他们讲究道德,人格高尚,意气豪放。他们指点现实,对理想满怀积极的向往。屈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他的志向从小就远大,“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他要“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同光”。他看到现实的丑恶,无限悲凉地喊道“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屈原完美的人格、闪耀的才情成了万世景仰、万代勿忘的圣人。
      古时农家子弟读书,一年之中有三个月的冬天可以利用。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有得十年寒窗,书读得大致可以了。像东汉,政府兴办太学,学生多至三万,真是壮观。战国读书人意气飞扬,西汉读书人纯朴厚重,春秋及东汉读书人则儒雅风流。他们有平民式的书生式的超凡脱俗,同时亦不脱豪迈气概。
      苏武的故事是人人尽知的,苏武出使匈奴,匈奴重视他,要他留下,苏武不同意。匈奴人软禁他。小时候我看戏,看到大雪纷飞,苏武扯下旃毛和雪充饥,眼泪就流下来。匈奴人又将他送到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去牧羊,说等羊生了小羊就放你。其实所牧放的都是公羊,匈奴人骗了他。苏武在那里以捕野鼠吃草为生,过了十九年,其志不改。他的操守,他的守节不屈,成了后世人人学习的榜样。
      两晋读书人向外发现自然,向内发现深情。他们一崔情深,虽则悼念友人,亦有惜美之意。他们精神自由,将自己像一朵花样的开放。像王羲之就说: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他们注重人格之美与同情之心,如阮光禄有好车,人借均给,某葬母欲借而不敢言。阮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唐代读书人有豪杰之气,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至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可谓唐代标准之士,他提倡古文,按他自己的说法:“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他要恢复上古读书人的担当情怀,真是有豪杰的志向。
      至两宋,先是王安石与司马光新旧之争。后湘人周濂溪以一县令,置身党争之外,继颜子之学,用则行,舍则藏,以退隐讲学为生,为道学之开山。于是理学兴起,经二程,至南宋大盛,有朱熹集大成者。
      南宋末年,国之将亡,文天祥说:“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数度抗元失败,再移兵广东潮阳,兵败五岭坡被俘。一路千辛万苦,被元将押送京城。忽必烈劝其投降,文答“愿一死足矣!”他的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光照日月,气壮山河,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成为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文天祥亦是光耀天地的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明代,王阳明在野讲学,其弟子亦大多不入仕途。王本就一豪杰之士,在南京作闲官,日与门人游山水间,月夜环龙潭而坐者数万人,歌声震山谷。又如中秋之夜,与弟子百余人宴饮天泉桥,酒至半酣,狂歌曼舞,击鼓泛舟,仰天长啸,如游于羲皇之世。而明末顾亭林有旬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时满清入关,亡国在即,他欲维系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免遭毁灭。
      清代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总结的时代,道光咸丰后,政权下滑。湘人曾国藩力挽狂澜,他曾有言,“吾令读书人率农夫以平天下”。朝廷日益衰弱,社会责任落到曾国藩、李鸿章、文祥等人肩上。戊戌政变失败后,谭嗣同送梁启超到日本领事馆避难。由于不懂日文,只好与日本人笔谈。谭嗣同写道:“梁君甚有用,请保护之。”日人写道:“君亦应留此。”谭嗣同一笑置之。其时,梁启超面如土色,谭嗣同则意气洋洋,一如平日。后有人问谭为何不一同留在日使馆,谭答:“中国眼看将被瓜分,我没有心再活下去了。”谭嗣同被捕后,在牢房墙上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仰天浩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孟子说要养浩然之气,即是要树正气,人的内心总是要翻腾的,要有志气,要尚气立节。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我们怎么能将它去掉呢?我们要对先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认识传统,尊重传统,要将先人的美德来养育自己。当然我们不会拒绝来自人类任何一方的精神财富,只是我们要警惕,不要没学像他人,最后连自己也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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